引用本文： 李轻宸, 汪浩. 从2015年第十六届全国眼底病学术会议看糖尿病黄斑水肿当前诊断治疗热点及未来发展趋势. 中华眼底病杂志, 2015, 31(2): 195-197. doi: 10.3760/cma.j.issn.1005-1015.2015.02.026 复制
第十六届全国眼底病学术会议于2015年3月5～7日在上海世博中心召开，会议旨在提供平台以交流探讨眼底病临床和基础研究进展，推动眼底病事业的发展。会议内容丰富，涉及广泛，代表了诸多领域的国际发展现状和趋势。现将糖尿病黄斑水肿(DME)相关会议内容概述如下。
1 流行病学研究，以社区为基础开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防治
DR已是发达地区的主要致盲性眼病。2010年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关于我国糖尿病患病率调查结果显示，我国20岁以上人群中男性和女性糖尿病患病率分别为10.6%和8.8%，总体患病率达9.7%，患者数量约1亿人，居全球第一位。截至2013年底，并发DR的患者数已达到3400万人；根据近年在北京、邯郸及上海三地获得的统计资料，DR在社区糖尿病患病人群中的患病率均超过25.0%。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糖尿病患者数量仍在不断增加，预计在2030年，全世界将会有5亿人患有糖尿病，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数十年内，DME作为一个不加以控制即导致5%～7%的糖尿病患者最终失明的严重并发症，在尚未完全明确其发病机制和获得有效治愈方法的情况下，极有可能上升为我国工作人群的首要致盲病因，这无疑是一项沉重的公共卫生负担。
然而尽管DR导致的失明属于“难治盲”，但其促进发展的危险因素明确，将近90%的患者可以通过早期发现和干预来防止最终视力丧失的发生。国内外研究结论一致显示，进行DR社区筛查及后续的治疗费用比未筛查情况下的后续治疗费用要低得多，整体防治的一线工作应在基层医院得以完成，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许迅、邹海东教授早在二十年前便联合上海市北新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北新泾社区居民为对象开展相关防治研究。通过定期筛查、设立社区糖尿病居民健康档案、网络和眼底照相远程读片系统等手段创建了国内首个社区防盲模式，由北新泾社区卫生中心完成健康教育和筛查建档；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图像分析，提供处理方案和治疗。基线调查时北新泾社区糖尿病患病居民中，DR患病率为27.3%；经3年干预，相比对照组，干预组致盲率降低54.1%，成本效益显著。这预示着北新泾社区的成功案例尽管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条件尚不成熟，但相比传统由眼科专科医师进行的DR筛查，以社区为核心、成立区域性医疗协作体的“筛查-转诊-复诊-随访”管理模式，才是针对我国庞大糖尿病患者人群实现DR一、二、三级预防的大势所趋，这既需要远程信息化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更加要求基层医务人员具备早期筛查、诊断的能力，而防盲致盲的重任，将落实到每一位眼科工作者肩上。
2 基础研究
充分认识DME的发病机制对合理选择DME的治疗方法和时机十分必要。目前DME的发病机制被认为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诱导血视网膜内、外屏障破坏，血管通透性增加，液体渗出蓄积于黄斑部位相关。唐仕波教授提出，在DME的发生发展中，VEGF不是唯一因素。他以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观察到早期糖尿病大鼠模型的视网膜血管中有大量CD34+白细胞黏附，相比正常对照组，糖尿病组的血管内皮上可见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大量表达，其诱导白细胞与视网膜毛细血管内皮黏附，导致毛细血管阻塞、内皮损伤和渗漏，促进DME进展，证实免疫炎症因素在DME的发病机制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眼内注射药物来开闭视网膜Müller细胞上与水分转运密切相关的钾离子通道对大鼠视网膜厚度有显著影响，注射钾离子通道阻滞剂组的视网膜厚度为(250.75±8.81)μm，同时能观察到视网膜血管有染料渗漏；而注射激活剂组厚度则为(217.80±6.26)μm，相比正常对照组(230.96±5.20)μm略有降低。上调视网膜Müller细胞钾离子通道蛋白的表达，增强组织间的水分转运，可能为DME治疗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姜燕荣教授通过检测非增生型DR与增生型DR(PDR)合并DME患者房水中的细胞因子浓度及其在玻璃体腔注射bevacizumab前后的变化，进一步从细胞因子水平分析DME的发病机制。结果显示, 不同病程DME患者房水中白细胞介素(IL)-6、IL-8、IL-1β、转化生长因子(TGF)-β、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和VEGF均有高表达，PDR期DME患者较非PDR期眼内IL-1β与bFGF表达更高；在行眼内注射bevacizumab治疗后，DME患者房水VEGF水平下调可持续6个月，注药后短期内出现炎症因子一过性增高，但长期来看细胞因子IL-6、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SAA、TGF-β、bFGF、肝细胞生长因子等的水平均无显著改变。抗VEGF联合抗炎治疗可寻找新的治疗靶点、降低潜在风险。
梁小玲教授从高糖诱导人视网膜微血管内皮细胞(HRMECs)和链脲佐菌素诱导糖尿病大鼠模型中分别观察脯氨酸羟化酶2(PHD2)在血视网膜屏障破坏中起到的作用。PHD2已证实可降解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HIF-1α会促使VEGF生成导致血视网膜屏障破坏、新生血管形成及视网膜细胞凋亡等病理变化；故而理论上PHD2具有视网膜保护作用。从HRMECs的体外实验中可知，相比未处理组和用PHD2抑制剂DMOG处理组，经PHD2激动剂R59949处理过经高糖诱导的HRMECs后，其旁通透性降低、原有的屏障功能障碍得到缓解；HIF-1α和VEGF表达水平分别下降75%和35%(P＜0.05)，紧密连接蛋白Occludin和ZO-1表达增加且间断分布情况减少(P＜0.01)，而抑制PHD2组的内皮屏障功能障碍则显著加重(P＜0.01)。在动物实验的结果中，与正常对照组和不经处理的糖尿病大鼠模型组相比，DMOG处理组HIF-1α、VEGF的表达水平分别增加了140%、700%(P＜0.01)和15%、20%(P＜0.05)。说明应用R59949激活PHD2能调控HIF-1α-VEGF信号通路, 阻止血视网膜屏障破坏。
3 影像学方法和临床诊断
虽然大多数的眼部疾病都会涉及代谢变化，但视网膜代谢的影像诊断直到近年才被关注。冰岛大学Einar Stefánsson教授和董艳敏教授正致力于研究视网膜血氧饱和度检测对DR的早期诊断价值这一前沿课题。
视网膜血氧定量法是针对视网膜氧饱和度的一种无创性诊断方法。DR是由于缺血缺氧诱导VEGF，进而导致水肿和新生血管形成。Einar Stefánsson教授研发的仪器可对眼底进行成像并使用分光谱光度测量进行分析，计算视网膜血管内血红蛋白的氧饱和度呈现在眼底图上。DR患者的视网膜氧饱和度变化与正常个体间差异显著，能够提示缺血性病变的程度。董艳敏教授则进一步论证，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相对正常的轻度患者已出现视网膜血氧饱和度升高，与PDR患者氧饱和度和FFA平行改变形成鲜明对比，说明早期视网膜功能改变发生在FFA出现异常之前。血氧饱和度检查是视网膜影像检查的一个新维度，可将其纳入早期DR诊疗常规。
眼底血管成像和眼底冠状面无创影像检查同样是近来兴起的光相干断层扫描(OCT)成像新技术，包括En Face OCT图像与分离谱振幅去相关血管成像(SSADA)。En Face OCT可从视网膜色素上皮Reference层面通过信号强度改变显示出脉络膜血管轮的变化；而SSADA更能真实反映血流改变，它不仅能从脉络膜层面清楚显示与吲哚青绿血管造影(ICGA)相一致的脉络膜血管形态，还可显示出眼底血管造影不能很好表现的微小病灶。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精细化，OCT血管成像将一定程度地取代FFA和ICGA，在以DR为代表的眼底血管疾病的诊断中发挥作用。
眼底冠状面无创影像原理是将不同波长的共焦激光或LED光同时扫描视网膜不同层次(即冠状面)，根据不同波长光对于视网膜组织的穿透力不同，显示以往不认识的微小视网膜、脉络膜结构改变，并且在不使用造影剂的情况下显示眼底血管影像，能够发现部分眼底彩色照相无法准确提供的病变信息，适用于分析涉及光感受器椭圆体带的病变。
田敏教授观察了DR患者全视野视网膜电图(ERG)和视网膜中央动脉(CRA)彩色多普勒超声的变化，发现ERG中的振荡电位Ops可作为评价DR病情的指标，其中潜伏期的变化最为敏感，其次为振幅；联合检测CRA的血流动力学变化与全视野ERG，可以作为监测DR病情进展和疗效评估的敏感指标。程湧教授汇报了颈动脉虹吸段血液流速的降低是发生眼前段新生血管高危因素的研究结果。经颅多普勒超声监测技术有助于评估颈动脉虹吸段血液流速和发生眼前段新生血管的风险。改善颈动脉虹吸段血液流速使眼前段新生血管消退，可避免误诊为DR患者眼缺血综合征乃至进一步错误治疗。
眼底影像技术的发展极大提升了对眼底病性质的认识水平，而“无创”的人文关怀理念则贯穿了本届会议。如何利用好手中的工具，为患者选择恰当的检查又不至于增添其就医负担，是未来每一位眼科医生都需要权衡的一个问题。
4 激光、药物和手术治疗
DME的治疗可分3大类：激光光凝、药物治疗和玻璃体手术治疗，三者各有其适应证和优缺点。应在了解各种疗法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结合个体化差异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
4.1 激光光凝
如今抗VEGF药物大行其道，传统的激光光凝是否还有用武之地？英国牛津大学的Victor Chong教授为激光光凝作了定位。他从RESTORE试验入手，指出当患者黄斑只是轻度水肿时，抗VEGF并不优于激光光凝，在多数患者的随访治疗中，激光仍非常必要。而当基线视力较好时，传统激光光凝疗效不佳。他建议改用多点数、微脉冲激光以减少视网膜损伤和可见的瘢痕，能较好地保存视力，改善视觉敏感度。在回顾READ-2研究后发现，当抗VEGF的注射次数较多时，如2年内11、12次，同时使用激光光凝并不能减少注射次数。但READ-2研究3期结果显示，从长远来看，抗VEGF的疗效还是好于激光光凝治疗。总体来说，激光光凝治疗适合于病情较轻DME患者，改良后的多点、微脉冲激光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传统激光光凝治疗的缺陷。
尚庆丽教授综合对比微脉冲激光、传统连续波单点激光和多点扫描激光治疗DME的结果，显示3种形式的激光治疗DME均能有效降低黄斑中心厚度，减轻水肿程度；但仅有微脉冲激光可同时改善患者视功能。
吴培培教授比较了532 nm阈值下和(或)上黄斑区视网膜格栅样激光光凝治疗DME后最佳矫正视力和黄斑区视网膜厚度的改变，两者均有助于减轻DME，提高视力且两组之间视力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4.2 手术
当水肿经激光光凝治疗后持续不消退、黄斑区存在玻璃体后皮质牵拉或存在大量硬性渗出时，玻璃体切割和剥除内界膜能有效解除玻璃体及纤维牵引，清除玻璃体腔内各种生长因子、炎症因子及炎症细胞。日本Shiraga教授设计了一项适合于弥散性DME的一种新手术方式。在常规玻璃体切割手术完成后，用38G针头向黄斑区视网膜下间隙推注50～100μl的平衡液，人为制造黄斑区视网膜浅脱离，再行气液交换，手术后1 d内嘱患者严格执行面向下体位。20例患者22只眼预后表明，该手术方式缓解黄斑水肿和改善视力效果较好，但仍需更大样本量的数据支持。考虑到操作上的难度，如注射位置的选取、手术后患者的依从性，以及潜在的危险性，此手术方式是否值得推广还有待商榷。
DME手术后为常见并发症为玻璃体再积血、新生血管青光眼、视网膜脱离及水肿复发。目前越来越多的辅助治疗运用到玻璃体视网膜手术中。宋宗明教授认为手术前抗VEGF药物注射，手术中规范化视网膜激光光凝，能够有效预防手术后新生血管青光眼和玻璃体再积血。
对PDR并发DME患者行玻璃体切割手术时，常由于严重纤维血管组织增生导致手术中出血，颜华教授发现曲安奈德悬浮颗粒可吸附红细胞，促使血小板和纤维蛋白原增加，以减少手术中出血；还可减轻手术后炎症反应及黄斑水肿的发生。
马进教授和吕林教授分析手术后黄斑下重水残留的成因，并判断合理有效治疗的时机和意义。结果表明，对手术后黄斑下重水残留需要给予重视，早期再手术是恢复视功能的积极手段。
4.3 药物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Neil Bressler教授根据多中心临床试验数据，分析了aflibercept(eylea，阿柏西普)，bevacizumab和ranibizumab的疗效和安全性。他指出3种药物对DME导致的视力损害均有效，但有效性与基线视力相关。当基线视力受损轻微时，3种药物治疗效果相似；若基线视力受损严重，则阿柏西普对视力提高效果最显著。本结果于上月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我们期待后续结果。抗VEGF治疗诱发视网膜地图样萎缩(GA)引起了学术界热议，对此Bressler教授推测，GA的发生与抗VEGF治疗之间可能只是相关，无因果关系。目前尚无DME患者行抗VEGF治疗导致地图样萎缩的病例，但应引起足够重视。DME治疗需长期用药，不能忽视药物的副作用。同时，许迅教授提出要警惕注射后眼内炎的发生。规范玻璃体腔注射操作流程可减少感染性眼内炎；而如果临床考虑为感染性眼内炎，细菌学检查必须在抗生素应用之前进行。
大会主席黎晓新教授强调，如今抗VEGF制剂已开始进入到早产儿视网膜病变、Coats病等诸多眼底病治疗领域，但临床医师用药时务必严格掌握适应证和时效性。
希望本届会议能有助于广大眼科医师加深抗VEGF治疗的认识，对DME患者类型、预后进行个体化分析，重视地图样萎缩、眼内炎、过度纤维化等可能的并发症。
第十六届全国眼底病学术会议于2015年3月5～7日在上海世博中心召开，会议旨在提供平台以交流探讨眼底病临床和基础研究进展，推动眼底病事业的发展。会议内容丰富，涉及广泛，代表了诸多领域的国际发展现状和趋势。现将糖尿病黄斑水肿(DME)相关会议内容概述如下。
1 流行病学研究，以社区为基础开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防治
DR已是发达地区的主要致盲性眼病。2010年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关于我国糖尿病患病率调查结果显示，我国20岁以上人群中男性和女性糖尿病患病率分别为10.6%和8.8%，总体患病率达9.7%，患者数量约1亿人，居全球第一位。截至2013年底，并发DR的患者数已达到3400万人；根据近年在北京、邯郸及上海三地获得的统计资料，DR在社区糖尿病患病人群中的患病率均超过25.0%。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糖尿病患者数量仍在不断增加，预计在2030年，全世界将会有5亿人患有糖尿病，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数十年内，DME作为一个不加以控制即导致5%～7%的糖尿病患者最终失明的严重并发症，在尚未完全明确其发病机制和获得有效治愈方法的情况下，极有可能上升为我国工作人群的首要致盲病因，这无疑是一项沉重的公共卫生负担。
然而尽管DR导致的失明属于“难治盲”，但其促进发展的危险因素明确，将近90%的患者可以通过早期发现和干预来防止最终视力丧失的发生。国内外研究结论一致显示，进行DR社区筛查及后续的治疗费用比未筛查情况下的后续治疗费用要低得多，整体防治的一线工作应在基层医院得以完成，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许迅、邹海东教授早在二十年前便联合上海市北新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北新泾社区居民为对象开展相关防治研究。通过定期筛查、设立社区糖尿病居民健康档案、网络和眼底照相远程读片系统等手段创建了国内首个社区防盲模式，由北新泾社区卫生中心完成健康教育和筛查建档；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图像分析，提供处理方案和治疗。基线调查时北新泾社区糖尿病患病居民中，DR患病率为27.3%；经3年干预，相比对照组，干预组致盲率降低54.1%，成本效益显著。这预示着北新泾社区的成功案例尽管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条件尚不成熟，但相比传统由眼科专科医师进行的DR筛查，以社区为核心、成立区域性医疗协作体的“筛查-转诊-复诊-随访”管理模式，才是针对我国庞大糖尿病患者人群实现DR一、二、三级预防的大势所趋，这既需要远程信息化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更加要求基层医务人员具备早期筛查、诊断的能力，而防盲致盲的重任，将落实到每一位眼科工作者肩上。
2 基础研究
充分认识DME的发病机制对合理选择DME的治疗方法和时机十分必要。目前DME的发病机制被认为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诱导血视网膜内、外屏障破坏，血管通透性增加，液体渗出蓄积于黄斑部位相关。唐仕波教授提出，在DME的发生发展中，VEGF不是唯一因素。他以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观察到早期糖尿病大鼠模型的视网膜血管中有大量CD34+白细胞黏附，相比正常对照组，糖尿病组的血管内皮上可见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大量表达，其诱导白细胞与视网膜毛细血管内皮黏附，导致毛细血管阻塞、内皮损伤和渗漏，促进DME进展，证实免疫炎症因素在DME的发病机制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眼内注射药物来开闭视网膜Müller细胞上与水分转运密切相关的钾离子通道对大鼠视网膜厚度有显著影响，注射钾离子通道阻滞剂组的视网膜厚度为(250.75±8.81)μm，同时能观察到视网膜血管有染料渗漏；而注射激活剂组厚度则为(217.80±6.26)μm，相比正常对照组(230.96±5.20)μm略有降低。上调视网膜Müller细胞钾离子通道蛋白的表达，增强组织间的水分转运，可能为DME治疗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姜燕荣教授通过检测非增生型DR与增生型DR(PDR)合并DME患者房水中的细胞因子浓度及其在玻璃体腔注射bevacizumab前后的变化，进一步从细胞因子水平分析DME的发病机制。结果显示, 不同病程DME患者房水中白细胞介素(IL)-6、IL-8、IL-1β、转化生长因子(TGF)-β、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和VEGF均有高表达，PDR期DME患者较非PDR期眼内IL-1β与bFGF表达更高；在行眼内注射bevacizumab治疗后，DME患者房水VEGF水平下调可持续6个月，注药后短期内出现炎症因子一过性增高，但长期来看细胞因子IL-6、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SAA、TGF-β、bFGF、肝细胞生长因子等的水平均无显著改变。抗VEGF联合抗炎治疗可寻找新的治疗靶点、降低潜在风险。
梁小玲教授从高糖诱导人视网膜微血管内皮细胞(HRMECs)和链脲佐菌素诱导糖尿病大鼠模型中分别观察脯氨酸羟化酶2(PHD2)在血视网膜屏障破坏中起到的作用。PHD2已证实可降解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HIF-1α会促使VEGF生成导致血视网膜屏障破坏、新生血管形成及视网膜细胞凋亡等病理变化；故而理论上PHD2具有视网膜保护作用。从HRMECs的体外实验中可知，相比未处理组和用PHD2抑制剂DMOG处理组，经PHD2激动剂R59949处理过经高糖诱导的HRMECs后，其旁通透性降低、原有的屏障功能障碍得到缓解；HIF-1α和VEGF表达水平分别下降75%和35%(P＜0.05)，紧密连接蛋白Occludin和ZO-1表达增加且间断分布情况减少(P＜0.01)，而抑制PHD2组的内皮屏障功能障碍则显著加重(P＜0.01)。在动物实验的结果中，与正常对照组和不经处理的糖尿病大鼠模型组相比，DMOG处理组HIF-1α、VEGF的表达水平分别增加了140%、700%(P＜0.01)和15%、20%(P＜0.05)。说明应用R59949激活PHD2能调控HIF-1α-VEGF信号通路, 阻止血视网膜屏障破坏。
3 影像学方法和临床诊断
虽然大多数的眼部疾病都会涉及代谢变化，但视网膜代谢的影像诊断直到近年才被关注。冰岛大学Einar Stefánsson教授和董艳敏教授正致力于研究视网膜血氧饱和度检测对DR的早期诊断价值这一前沿课题。
视网膜血氧定量法是针对视网膜氧饱和度的一种无创性诊断方法。DR是由于缺血缺氧诱导VEGF，进而导致水肿和新生血管形成。Einar Stefánsson教授研发的仪器可对眼底进行成像并使用分光谱光度测量进行分析，计算视网膜血管内血红蛋白的氧饱和度呈现在眼底图上。DR患者的视网膜氧饱和度变化与正常个体间差异显著，能够提示缺血性病变的程度。董艳敏教授则进一步论证，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相对正常的轻度患者已出现视网膜血氧饱和度升高，与PDR患者氧饱和度和FFA平行改变形成鲜明对比，说明早期视网膜功能改变发生在FFA出现异常之前。血氧饱和度检查是视网膜影像检查的一个新维度，可将其纳入早期DR诊疗常规。
眼底血管成像和眼底冠状面无创影像检查同样是近来兴起的光相干断层扫描(OCT)成像新技术，包括En Face OCT图像与分离谱振幅去相关血管成像(SSADA)。En Face OCT可从视网膜色素上皮Reference层面通过信号强度改变显示出脉络膜血管轮的变化；而SSADA更能真实反映血流改变，它不仅能从脉络膜层面清楚显示与吲哚青绿血管造影(ICGA)相一致的脉络膜血管形态，还可显示出眼底血管造影不能很好表现的微小病灶。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精细化，OCT血管成像将一定程度地取代FFA和ICGA，在以DR为代表的眼底血管疾病的诊断中发挥作用。
眼底冠状面无创影像原理是将不同波长的共焦激光或LED光同时扫描视网膜不同层次(即冠状面)，根据不同波长光对于视网膜组织的穿透力不同，显示以往不认识的微小视网膜、脉络膜结构改变，并且在不使用造影剂的情况下显示眼底血管影像，能够发现部分眼底彩色照相无法准确提供的病变信息，适用于分析涉及光感受器椭圆体带的病变。
田敏教授观察了DR患者全视野视网膜电图(ERG)和视网膜中央动脉(CRA)彩色多普勒超声的变化，发现ERG中的振荡电位Ops可作为评价DR病情的指标，其中潜伏期的变化最为敏感，其次为振幅；联合检测CRA的血流动力学变化与全视野ERG，可以作为监测DR病情进展和疗效评估的敏感指标。程湧教授汇报了颈动脉虹吸段血液流速的降低是发生眼前段新生血管高危因素的研究结果。经颅多普勒超声监测技术有助于评估颈动脉虹吸段血液流速和发生眼前段新生血管的风险。改善颈动脉虹吸段血液流速使眼前段新生血管消退，可避免误诊为DR患者眼缺血综合征乃至进一步错误治疗。
眼底影像技术的发展极大提升了对眼底病性质的认识水平，而“无创”的人文关怀理念则贯穿了本届会议。如何利用好手中的工具，为患者选择恰当的检查又不至于增添其就医负担，是未来每一位眼科医生都需要权衡的一个问题。
4 激光、药物和手术治疗
DME的治疗可分3大类：激光光凝、药物治疗和玻璃体手术治疗，三者各有其适应证和优缺点。应在了解各种疗法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结合个体化差异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
4.1 激光光凝
如今抗VEGF药物大行其道，传统的激光光凝是否还有用武之地？英国牛津大学的Victor Chong教授为激光光凝作了定位。他从RESTORE试验入手，指出当患者黄斑只是轻度水肿时，抗VEGF并不优于激光光凝，在多数患者的随访治疗中，激光仍非常必要。而当基线视力较好时，传统激光光凝疗效不佳。他建议改用多点数、微脉冲激光以减少视网膜损伤和可见的瘢痕，能较好地保存视力，改善视觉敏感度。在回顾READ-2研究后发现，当抗VEGF的注射次数较多时，如2年内11、12次，同时使用激光光凝并不能减少注射次数。但READ-2研究3期结果显示，从长远来看，抗VEGF的疗效还是好于激光光凝治疗。总体来说，激光光凝治疗适合于病情较轻DME患者，改良后的多点、微脉冲激光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传统激光光凝治疗的缺陷。
尚庆丽教授综合对比微脉冲激光、传统连续波单点激光和多点扫描激光治疗DME的结果，显示3种形式的激光治疗DME均能有效降低黄斑中心厚度，减轻水肿程度；但仅有微脉冲激光可同时改善患者视功能。
吴培培教授比较了532 nm阈值下和(或)上黄斑区视网膜格栅样激光光凝治疗DME后最佳矫正视力和黄斑区视网膜厚度的改变，两者均有助于减轻DME，提高视力且两组之间视力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4.2 手术
当水肿经激光光凝治疗后持续不消退、黄斑区存在玻璃体后皮质牵拉或存在大量硬性渗出时，玻璃体切割和剥除内界膜能有效解除玻璃体及纤维牵引，清除玻璃体腔内各种生长因子、炎症因子及炎症细胞。日本Shiraga教授设计了一项适合于弥散性DME的一种新手术方式。在常规玻璃体切割手术完成后，用38G针头向黄斑区视网膜下间隙推注50～100μl的平衡液，人为制造黄斑区视网膜浅脱离，再行气液交换，手术后1 d内嘱患者严格执行面向下体位。20例患者22只眼预后表明，该手术方式缓解黄斑水肿和改善视力效果较好，但仍需更大样本量的数据支持。考虑到操作上的难度，如注射位置的选取、手术后患者的依从性，以及潜在的危险性，此手术方式是否值得推广还有待商榷。
DME手术后为常见并发症为玻璃体再积血、新生血管青光眼、视网膜脱离及水肿复发。目前越来越多的辅助治疗运用到玻璃体视网膜手术中。宋宗明教授认为手术前抗VEGF药物注射，手术中规范化视网膜激光光凝，能够有效预防手术后新生血管青光眼和玻璃体再积血。
对PDR并发DME患者行玻璃体切割手术时，常由于严重纤维血管组织增生导致手术中出血，颜华教授发现曲安奈德悬浮颗粒可吸附红细胞，促使血小板和纤维蛋白原增加，以减少手术中出血；还可减轻手术后炎症反应及黄斑水肿的发生。
马进教授和吕林教授分析手术后黄斑下重水残留的成因，并判断合理有效治疗的时机和意义。结果表明，对手术后黄斑下重水残留需要给予重视，早期再手术是恢复视功能的积极手段。
4.3 药物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Neil Bressler教授根据多中心临床试验数据，分析了aflibercept(eylea，阿柏西普)，bevacizumab和ranibizumab的疗效和安全性。他指出3种药物对DME导致的视力损害均有效，但有效性与基线视力相关。当基线视力受损轻微时，3种药物治疗效果相似；若基线视力受损严重，则阿柏西普对视力提高效果最显著。本结果于上月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我们期待后续结果。抗VEGF治疗诱发视网膜地图样萎缩(GA)引起了学术界热议，对此Bressler教授推测，GA的发生与抗VEGF治疗之间可能只是相关，无因果关系。目前尚无DME患者行抗VEGF治疗导致地图样萎缩的病例，但应引起足够重视。DME治疗需长期用药，不能忽视药物的副作用。同时，许迅教授提出要警惕注射后眼内炎的发生。规范玻璃体腔注射操作流程可减少感染性眼内炎；而如果临床考虑为感染性眼内炎，细菌学检查必须在抗生素应用之前进行。
大会主席黎晓新教授强调，如今抗VEGF制剂已开始进入到早产儿视网膜病变、Coats病等诸多眼底病治疗领域，但临床医师用药时务必严格掌握适应证和时效性。
希望本届会议能有助于广大眼科医师加深抗VEGF治疗的认识，对DME患者类型、预后进行个体化分析，重视地图样萎缩、眼内炎、过度纤维化等可能的并发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