脓毒症是由感染导致的全身炎性反应，为儿科常见急危重症，是全球婴幼儿死亡的最主要原因。早期、适当、充分的抗感染治疗可有效阻止疾病进展，提高患儿生存率，但面对抗菌药物滥用、耐药菌增多，流行病学资料缺乏等现象，如何高效合理地开展脓毒症患者的抗感染治疗、提高抢救成功率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针对儿童这类特殊用药群体。该文从脓毒症定义、病原菌分布与耐药性、感染源控制、合理抗感染等多个方面对近年来国内外儿童脓毒症抗感染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简要综述，从而为临床治疗提供决策依据。
引用本文： 高沪, 李熙鸿. 儿童脓毒症抗感染治疗的研究进展. 华西医学, 2017, 32(5): 786-789. doi: 10.7507/1002-0179.201507105 复制
脓毒症为儿科常见急危重症，是全球婴幼儿死亡的最主要原因[1]，患病率高、病死率高、治疗费用高是其主要特点。新生儿脓毒症及感染性疾病造成的疾病负担——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DALYs）已占全球总 DALYs 的 1.78%。脓毒症的发病人群以 5 岁以下儿童为主，出生后 0～6 d 发病率最高，其次是 7～27 d、28～364 d[2]。脓毒症导致的死亡率占新生儿总死亡率的 6%，占儿童总死亡率的 14%[3]。美国每年有 260 000 例患者在急诊科被诊断为脓毒症，且以每 2 年 0.07% 的速度增长，其中儿童脓毒症病死率为 10.3%～12.8%[4]；中国脓毒症病死率居全球首位，达 30%[5]。有效及时地控制感染是提高脓毒症患儿生存率的关键环节。自 2002 年起，国际“拯救脓毒症运动”已开展 10 余年，但面对抗菌药物滥用、耐药菌增多，不少医院尤其是基层医院不能及时做病原学检查，不能根据细菌培养和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恰当选择抗菌药物等现象，如何高效、合理地开展脓毒症患儿的抗感染治疗、提高抢救成功率面临巨大挑战。
1 脓毒症定义
病原菌感染机体后，可发生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脓毒症、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等一系列反应。2012 版儿童严重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治疗国际指南将脓毒症定义为感染导致的全身炎性反应，随着疾病进展可发展为严重脓毒症（可疑或证实感染灶引起的急性器官功能障碍）和脓毒性休克（严重脓毒症合并持续低血压，且对液体复苏无效）[6]。目前，促炎/抗炎因子失衡是脓毒症最重要的发病机制，其治疗包括初始复苏、抗感染、液体复苏、给予血管活性药物、激素等治疗[7]。
2 病原菌分布
年龄及免疫状态对病原菌谱有较强的提示作用。细菌、真菌、病毒及寄生虫均可引起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细菌感染是引起脓毒症的主要原因，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致病菌以革兰阴性（G–）菌为主，随后革兰阳性（G+）菌感染率逐渐上升，到 80 年代中期 G– 菌与 G+ 菌感染率相当，目前 G+ 菌（60%～70%）有多余G– 菌（28%～40%）的趋势[8-9]。新生儿病原菌以葡萄球菌（60% 左右）为主，其中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最多（依次为表皮葡萄球菌、溶血葡萄球菌、人葡萄球菌等）；其次是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鲍曼不动杆菌[8-11]。年长儿仍以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居首位，除新生儿常见的致病菌外，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球菌、沙门菌、链球菌感染率有增长趋势[12-14]。
3 病原菌耐药性
目前 G+ 菌与 G– 菌对氨苄西林、四环素、复方磺胺甲唑的敏感性均较差，而 G– 菌对庆大霉素、第 3 代头孢菌素类抗生素较敏感[9]。随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发展，机械辅助通气、长期动静脉置管和广谱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使条件致病菌（如表皮葡萄球菌、克雷伯杆菌等）以及耐药菌所致的感染明显增加，对多数常用抗菌剂耐药严重，且有多重耐药的趋势[15]。我国研究发现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青霉素、氨苄西林、苯唑西林、红霉素等普遍耐药，而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和替考拉宁则较敏感[14,16]。肺炎克雷伯菌对氨苄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的耐药率在亚洲分别为 94% 和 84%；在非洲分别为 100% 和 50%。 G– 多重耐药菌（对氨苄青霉素、氯霉素、复方磺胺甲噁唑耐药）在亚洲已占到 30% （四分位距为 0.0%～59.6%），非洲为 75%（四分位距为 30.0%～85.4%）[17]。而具体到各医院、科室病原菌的分布和耐药性状况又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4 寻找并控制感染源
病原菌的确诊可以有效指导目标性治疗，提高治愈率。在抗感染治疗前应获得相应的血液培养标本，并同时获得其他可能的微生物培养标本（呼吸道分泌物、脓肿液、尿、便、脑脊液、其他可能感染源液体）。脓毒症感染灶的来源中呼吸系统居首位，占 52%；泌尿生殖器系统、软组织、腹部的感染占 12%～14%[18]。因患儿表达和沟通能力有限，不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感染灶，此时影像学技术是检查感染灶的主要手段[19]。同时应注意尽快检查腹部、膈下、脑脊液、肠间隙等部位，尽可能在就诊 6 h 内明确感染灶并获得相应标本。在脓毒症初期液体复苏后及早地控制感染源，可有效提高患者生存率。对于已发现的脓肿、感染坏死组织应及时清创、引流，及时移除已感染的装置（如导管相关感染），避免使用高风险医疗感染器械等。
5 抗感染治疗
5.1 最佳时机
因脓毒症起病急、进展快，患儿刚入院时难以准确获得病原菌的试验性数据，如何选择有效的抗菌药物进行早期治疗是一个难点。而早期、适当、充分的初始经验性抗感染治疗可阻止疾病进展，对患者预后起重要作用[20]。医生应根据对患者病情的判断，再结合临床经验尽早使用有效的抗菌药物进行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此时不能因等待病原学结果而延误最佳治疗时机。一旦确诊为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应在留取标本后的 1 h 内立即给予静脉抗菌药物治疗。因患儿建立血管通路及采血较成人困难，在血管通路未建立前，若患儿能耐受，应及时肌肉注射或口服抗菌药物[6]。一项对 2 731 例脓毒性休克患者的回顾性研究发现，79.9% 的康复出院患者与第 1 个小时内及时、有效使用抗菌药物相关[21]。早期抗感染治疗可明显提高生存率，而延迟抗感染治疗则被认为是增加病死率的危险因素[22]。Ferrer 等[23]分析了欧洲、美国及南美洲 165 个重症监护室 2005 年—2010 年 17 900 例脓毒症患者经验性抗菌药物使用情况，结果表明在 1 h 内使用抗菌药物患者病死率为 24.6%，随后每延迟 1 h 使用抗菌药物病死率将会上升，且呈稳步增长趋势，在 6 h 以后使用抗菌药物患者的病死率高达 33.1%。
5.2 如何选择抗菌药物
在病原菌不确定的情况下，由于缺乏针对性，经验性用药需十分谨慎。一旦判断不准确很可能造成治疗不合理，增加患儿死亡风险。医生应综合考虑当今、当地、所在医院、所在科室微生物的流行病学资料及病原菌耐药性、敏感性等多个因素，早期经验性地使用抗菌药物[24]；同时需明确是院内还是院外感染、是否有明确感染灶。所选药物应该是覆盖可能致病微生物（细菌或真菌）的广谱抗菌药物，并且在可能的感染组织具有较好穿透力。在治疗过程中抗菌药物的药物代谢动力学会发生明显变化，因此密切监测血药浓度尤为重要[25]，根据药物效应、药物代谢动力学及肝肾功能状态合理调整抗菌药物。
在获得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且明确病原后，需选择恰当的窄谱抗菌药物单药治疗，降阶梯性地开展针对性治疗。在 2012 版国际儿童严重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治疗指南中，以基于循证医学的证据分级标准，对顽固性低血压的脓毒症休克患儿建议使用克林霉素和抗毒素治疗（证据级别为 D 级）；对于艰难梭菌肠炎患者，以高级别的A级证据推荐肠内抗菌药治疗（若能耐受），严重者可选择口服万古霉素[6]。
5.3 抗菌药物的联合使用
经验性抗感染治疗中，医生为确保至少有 1 种抗菌药物对病原菌敏感，常会选择 2 种或多种抗菌药物联合使用，但联合用药是否更合理有效仍存在很大争议。一项 2010 年的 Meta 分析结果显示：早期联合使用抗菌药物可提高脓毒症患者临床应答率和生存率[26]。一项以猪为对象的体内研究结果证实：头孢呋辛（β-内酰胺类）联合妥布霉素（氨基糖苷类）与单用头孢呋辛相比治疗大肠杆菌严重感染，联合组能增加血液对细菌的杀伤力同时减少肝脏细菌；当然此结果不排除受个体血液杀伤细菌能力差异的影响[27]。然而 2014 年一项纳入了 69 个随机对照试验，含 7 863 例受试者的 Cochrane 系统评价比较“β-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和“β-内酰胺类”治疗脓毒症的研究结果表明：单药组病死率和临床失败率均低于联合组；且单药组降低了肾脏毒性。研究者不建议 β-内酰胺类药物与氨基糖苷类药物联合使用进行治疗，但由于纳入证据质量较低，推荐意见仅为弱推荐[28]。基于上述证据及病原菌的复杂性考虑，笔者认为是目前证据还不足以证明单药和联合用药哪个更优，是否联合使用抗菌药物还需更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证实。原则上尽量使用单药治疗，必要时的联合用药尽量选择可发挥协同作用的药物。
5.4 抗菌药物使用疗程
由于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是在病原菌不确定的情况下开展，过度使用抗菌药物的情况常存在。早期足量经验性抗感染治疗 48～72 h 后，应根据临床效果、细菌培养及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调整抗菌药物；尽量使用窄谱抗菌药物以防止耐药菌株产生，减少药物毒性，降低医疗费用。目前对严重脓毒症患者应用抗菌药物的疗程尚需深入探讨，若抗菌药物停药早，可降低耐药性发生，但有增加感染复发的可能性；而疗程过长，则有增加选择性耐药的风险[29]。已有研究结果证实对于严重感染患者应在 6～8 d 内停止使用抗菌药物，目前认为 7～10 d 的用药疗程较合理且安全[30-32]。若患儿对治疗反应慢、感染病灶不明确或引流不通畅、有免疫缺陷时可考虑适当延长疗程。经验性联合应用抗菌药物治疗尽量不超过 3～5 d，一旦获得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且明确病原后，需选择恰当的窄谱抗菌药物进行单药治疗。应注意一个治疗方案一般需密切观察 3 d 才能对其疗效作出可靠的评价，在此期间不应频繁更换方案。
抗菌药物使用过程中通过生物标志物来辅助决策已显示出较好优势，能指导合理用药，减少抗菌药物使用，并且较为安全。血清降钙素原作为一种感染的生物标志物，能早期诊断脓毒症，判断患儿病情严重程度，大致鉴别病原菌，可作为细菌感染和预后判断的重要指标。通过监测血清降钙素原水平能早期、准确、有效地指导抗菌药物使用，缩短用药疗程[19,33-34]。黄彩芝等[35]的研究结果表明，G– 菌感染所致脓毒症患儿血清降钙素原水平高于 G+ 菌感染者，能为抗菌药物的选择提供依据。Oliveira 等[31]也发现 C 反应蛋白与降钙素原一样均能指导严重脓毒症患者的抗菌治疗，两种标志物指导下抗菌药物使用的中位持续时间分别为 6.0 d 和 7.0 d （P=0.06）。最终在决定是否停止使用抗菌药物时需综合考虑患儿的身体状态、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结果及生物标志物。
6 结语
由于抗菌药物广泛使用、耐药菌增加、流行病学资料缺乏等原因，如何高效合理地进行抗感染治疗仍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针对儿童这类特殊用药群体。基于当前可得最佳临床证据、医生专业知识和经验、患者个体情况再综合当地环境的 3+1 循证抗感染的治疗模式，是脓毒症患者抢救成功的重要理念。目前应在医院、地区、国家范围内广泛开展抗菌药物使用和耐药性的监测，形成国际、国内共享的流行病学资料。注重提高临床医生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意识，以基于证据的本土化指南进行人员培训、教育。
脓毒症为儿科常见急危重症，是全球婴幼儿死亡的最主要原因[1]，患病率高、病死率高、治疗费用高是其主要特点。新生儿脓毒症及感染性疾病造成的疾病负担——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DALYs）已占全球总 DALYs 的 1.78%。脓毒症的发病人群以 5 岁以下儿童为主，出生后 0～6 d 发病率最高，其次是 7～27 d、28～364 d[2]。脓毒症导致的死亡率占新生儿总死亡率的 6%，占儿童总死亡率的 14%[3]。美国每年有 260 000 例患者在急诊科被诊断为脓毒症，且以每 2 年 0.07% 的速度增长，其中儿童脓毒症病死率为 10.3%～12.8%[4]；中国脓毒症病死率居全球首位，达 30%[5]。有效及时地控制感染是提高脓毒症患儿生存率的关键环节。自 2002 年起，国际“拯救脓毒症运动”已开展 10 余年，但面对抗菌药物滥用、耐药菌增多，不少医院尤其是基层医院不能及时做病原学检查，不能根据细菌培养和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恰当选择抗菌药物等现象，如何高效、合理地开展脓毒症患儿的抗感染治疗、提高抢救成功率面临巨大挑战。
1 脓毒症定义
病原菌感染机体后，可发生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脓毒症、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等一系列反应。2012 版儿童严重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治疗国际指南将脓毒症定义为感染导致的全身炎性反应，随着疾病进展可发展为严重脓毒症（可疑或证实感染灶引起的急性器官功能障碍）和脓毒性休克（严重脓毒症合并持续低血压，且对液体复苏无效）[6]。目前，促炎/抗炎因子失衡是脓毒症最重要的发病机制，其治疗包括初始复苏、抗感染、液体复苏、给予血管活性药物、激素等治疗[7]。
2 病原菌分布
年龄及免疫状态对病原菌谱有较强的提示作用。细菌、真菌、病毒及寄生虫均可引起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细菌感染是引起脓毒症的主要原因，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致病菌以革兰阴性（G–）菌为主，随后革兰阳性（G+）菌感染率逐渐上升，到 80 年代中期 G– 菌与 G+ 菌感染率相当，目前 G+ 菌（60%～70%）有多余G– 菌（28%～40%）的趋势[8-9]。新生儿病原菌以葡萄球菌（60% 左右）为主，其中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最多（依次为表皮葡萄球菌、溶血葡萄球菌、人葡萄球菌等）；其次是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鲍曼不动杆菌[8-11]。年长儿仍以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居首位，除新生儿常见的致病菌外，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球菌、沙门菌、链球菌感染率有增长趋势[12-14]。
3 病原菌耐药性
目前 G+ 菌与 G– 菌对氨苄西林、四环素、复方磺胺甲唑的敏感性均较差，而 G– 菌对庆大霉素、第 3 代头孢菌素类抗生素较敏感[9]。随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发展，机械辅助通气、长期动静脉置管和广谱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使条件致病菌（如表皮葡萄球菌、克雷伯杆菌等）以及耐药菌所致的感染明显增加，对多数常用抗菌剂耐药严重，且有多重耐药的趋势[15]。我国研究发现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青霉素、氨苄西林、苯唑西林、红霉素等普遍耐药，而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和替考拉宁则较敏感[14,16]。肺炎克雷伯菌对氨苄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的耐药率在亚洲分别为 94% 和 84%；在非洲分别为 100% 和 50%。 G– 多重耐药菌（对氨苄青霉素、氯霉素、复方磺胺甲噁唑耐药）在亚洲已占到 30% （四分位距为 0.0%～59.6%），非洲为 75%（四分位距为 30.0%～85.4%）[17]。而具体到各医院、科室病原菌的分布和耐药性状况又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4 寻找并控制感染源
病原菌的确诊可以有效指导目标性治疗，提高治愈率。在抗感染治疗前应获得相应的血液培养标本，并同时获得其他可能的微生物培养标本（呼吸道分泌物、脓肿液、尿、便、脑脊液、其他可能感染源液体）。脓毒症感染灶的来源中呼吸系统居首位，占 52%；泌尿生殖器系统、软组织、腹部的感染占 12%～14%[18]。因患儿表达和沟通能力有限，不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感染灶，此时影像学技术是检查感染灶的主要手段[19]。同时应注意尽快检查腹部、膈下、脑脊液、肠间隙等部位，尽可能在就诊 6 h 内明确感染灶并获得相应标本。在脓毒症初期液体复苏后及早地控制感染源，可有效提高患者生存率。对于已发现的脓肿、感染坏死组织应及时清创、引流，及时移除已感染的装置（如导管相关感染），避免使用高风险医疗感染器械等。
5 抗感染治疗
5.1 最佳时机
因脓毒症起病急、进展快，患儿刚入院时难以准确获得病原菌的试验性数据，如何选择有效的抗菌药物进行早期治疗是一个难点。而早期、适当、充分的初始经验性抗感染治疗可阻止疾病进展，对患者预后起重要作用[20]。医生应根据对患者病情的判断，再结合临床经验尽早使用有效的抗菌药物进行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此时不能因等待病原学结果而延误最佳治疗时机。一旦确诊为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应在留取标本后的 1 h 内立即给予静脉抗菌药物治疗。因患儿建立血管通路及采血较成人困难，在血管通路未建立前，若患儿能耐受，应及时肌肉注射或口服抗菌药物[6]。一项对 2 731 例脓毒性休克患者的回顾性研究发现，79.9% 的康复出院患者与第 1 个小时内及时、有效使用抗菌药物相关[21]。早期抗感染治疗可明显提高生存率，而延迟抗感染治疗则被认为是增加病死率的危险因素[22]。Ferrer 等[23]分析了欧洲、美国及南美洲 165 个重症监护室 2005 年—2010 年 17 900 例脓毒症患者经验性抗菌药物使用情况，结果表明在 1 h 内使用抗菌药物患者病死率为 24.6%，随后每延迟 1 h 使用抗菌药物病死率将会上升，且呈稳步增长趋势，在 6 h 以后使用抗菌药物患者的病死率高达 33.1%。
5.2 如何选择抗菌药物
在病原菌不确定的情况下，由于缺乏针对性，经验性用药需十分谨慎。一旦判断不准确很可能造成治疗不合理，增加患儿死亡风险。医生应综合考虑当今、当地、所在医院、所在科室微生物的流行病学资料及病原菌耐药性、敏感性等多个因素，早期经验性地使用抗菌药物[24]；同时需明确是院内还是院外感染、是否有明确感染灶。所选药物应该是覆盖可能致病微生物（细菌或真菌）的广谱抗菌药物，并且在可能的感染组织具有较好穿透力。在治疗过程中抗菌药物的药物代谢动力学会发生明显变化，因此密切监测血药浓度尤为重要[25]，根据药物效应、药物代谢动力学及肝肾功能状态合理调整抗菌药物。
在获得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且明确病原后，需选择恰当的窄谱抗菌药物单药治疗，降阶梯性地开展针对性治疗。在 2012 版国际儿童严重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治疗指南中，以基于循证医学的证据分级标准，对顽固性低血压的脓毒症休克患儿建议使用克林霉素和抗毒素治疗（证据级别为 D 级）；对于艰难梭菌肠炎患者，以高级别的A级证据推荐肠内抗菌药治疗（若能耐受），严重者可选择口服万古霉素[6]。
5.3 抗菌药物的联合使用
经验性抗感染治疗中，医生为确保至少有 1 种抗菌药物对病原菌敏感，常会选择 2 种或多种抗菌药物联合使用，但联合用药是否更合理有效仍存在很大争议。一项 2010 年的 Meta 分析结果显示：早期联合使用抗菌药物可提高脓毒症患者临床应答率和生存率[26]。一项以猪为对象的体内研究结果证实：头孢呋辛（β-内酰胺类）联合妥布霉素（氨基糖苷类）与单用头孢呋辛相比治疗大肠杆菌严重感染，联合组能增加血液对细菌的杀伤力同时减少肝脏细菌；当然此结果不排除受个体血液杀伤细菌能力差异的影响[27]。然而 2014 年一项纳入了 69 个随机对照试验，含 7 863 例受试者的 Cochrane 系统评价比较“β-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和“β-内酰胺类”治疗脓毒症的研究结果表明：单药组病死率和临床失败率均低于联合组；且单药组降低了肾脏毒性。研究者不建议 β-内酰胺类药物与氨基糖苷类药物联合使用进行治疗，但由于纳入证据质量较低，推荐意见仅为弱推荐[28]。基于上述证据及病原菌的复杂性考虑，笔者认为是目前证据还不足以证明单药和联合用药哪个更优，是否联合使用抗菌药物还需更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证实。原则上尽量使用单药治疗，必要时的联合用药尽量选择可发挥协同作用的药物。
5.4 抗菌药物使用疗程
由于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是在病原菌不确定的情况下开展，过度使用抗菌药物的情况常存在。早期足量经验性抗感染治疗 48～72 h 后，应根据临床效果、细菌培养及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调整抗菌药物；尽量使用窄谱抗菌药物以防止耐药菌株产生，减少药物毒性，降低医疗费用。目前对严重脓毒症患者应用抗菌药物的疗程尚需深入探讨，若抗菌药物停药早，可降低耐药性发生，但有增加感染复发的可能性；而疗程过长，则有增加选择性耐药的风险[29]。已有研究结果证实对于严重感染患者应在 6～8 d 内停止使用抗菌药物，目前认为 7～10 d 的用药疗程较合理且安全[30-32]。若患儿对治疗反应慢、感染病灶不明确或引流不通畅、有免疫缺陷时可考虑适当延长疗程。经验性联合应用抗菌药物治疗尽量不超过 3～5 d，一旦获得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且明确病原后，需选择恰当的窄谱抗菌药物进行单药治疗。应注意一个治疗方案一般需密切观察 3 d 才能对其疗效作出可靠的评价，在此期间不应频繁更换方案。
抗菌药物使用过程中通过生物标志物来辅助决策已显示出较好优势，能指导合理用药，减少抗菌药物使用，并且较为安全。血清降钙素原作为一种感染的生物标志物，能早期诊断脓毒症，判断患儿病情严重程度，大致鉴别病原菌，可作为细菌感染和预后判断的重要指标。通过监测血清降钙素原水平能早期、准确、有效地指导抗菌药物使用，缩短用药疗程[19,33-34]。黄彩芝等[35]的研究结果表明，G– 菌感染所致脓毒症患儿血清降钙素原水平高于 G+ 菌感染者，能为抗菌药物的选择提供依据。Oliveira 等[31]也发现 C 反应蛋白与降钙素原一样均能指导严重脓毒症患者的抗菌治疗，两种标志物指导下抗菌药物使用的中位持续时间分别为 6.0 d 和 7.0 d （P=0.06）。最终在决定是否停止使用抗菌药物时需综合考虑患儿的身体状态、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结果及生物标志物。
6 结语
由于抗菌药物广泛使用、耐药菌增加、流行病学资料缺乏等原因，如何高效合理地进行抗感染治疗仍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针对儿童这类特殊用药群体。基于当前可得最佳临床证据、医生专业知识和经验、患者个体情况再综合当地环境的 3+1 循证抗感染的治疗模式，是脓毒症患者抢救成功的重要理念。目前应在医院、地区、国家范围内广泛开展抗菌药物使用和耐药性的监测，形成国际、国内共享的流行病学资料。注重提高临床医生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意识，以基于证据的本土化指南进行人员培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