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景小凡, 柳园, 饶志勇, 戴婷婷, 李雪梅, 蒲芳芳, 胡雯, 乔蓉. 妊娠期糖尿病对母婴结局影响分析. 华西医学, 2016, 31(2): 301-305. doi: 10.7507/1002-0179.20160080 复制
妊娠期糖尿病（GDM）是指妊娠过程中首次发现或发生的不同程度的葡萄糖不耐受，而导致不同程度的高血糖，不排除在妊娠前存在糖耐量异常的可能。GDM给患者及子代造成诸多不良影响，包括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PIH）、羊水过多、早产、剖宫产、感染，巨大儿、胎儿畸形、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等，甚至给母婴带来远期的并发症和后遗症，如2型糖尿病及子代发生肥胖的几率增加等。GDM的发生率在各国间存在明显差异，2011年我国GDM发生率已达6.8%[1]，已成为妊娠期常见的影响妊娠预后的重要并发症之一。我国GDM发生率的逐年升高，与居民膳食结构的巨大变化及居民超重肥胖发生率的剧增密切相关：1992年－2012年，在短短20年间我国居民每人每天平均膳食脂肪供能比从18.0%骤增到33.0%；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从12.8%和3.3%骤升到30.1%和11.9%。
有研究表明，孕期增重过多对妊娠期合并症和新生儿健康有重要影响[2-3]。由于孕期体质量增加与孕期膳食能量摄入量密切相关，因此，探讨孕期饮食情况与GDM的关系，并分析GDM对孕期增重和母婴结局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收集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GDM孕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同时选取正常健康的孕产妇进行病例对照研究，探讨GDM发病的影响因素，并且分别从母亲和婴儿两个方面探讨GDM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旨在为有针对性地开展GDM早期防治和评估母婴风险提供参考资料。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9年9月－2011年3月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住院分娩且病历资料完整的395例单胎孕产妇纳入研究，其孕周为18～32周，且孕前均未患其他内分泌疾病。GDM组孕产妇共128例，平均年龄（31.2±4.1）岁，50 g葡萄糖负荷试验（GCT）时孕周（26.2±3.3）周，既往孕次（2.4±1.4）次，既往产次（0.2±0.5）次；非GDM组共267例，平均年龄（31.0±4.2）岁，50 g GCT时孕周（26.0±3.2）周，既往孕次（2.3±1.5）次，既往产次（0.2±0.4）次。两组孕产妇的年龄、50 g GCT时孕周、既往孕次和产次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诊断标准[4]：① 空腹血糖：≥5.8 mmol/L者，可诊断为GDM。② 50 g GCT：异常者即服糖后血糖值≥7.8 mmol/L，检查空腹血糖，空腹血糖异常可诊断为GDM，正常者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试验。③ OGTT试验：空腹、1 h、2 h和3 h血糖正常值分别为5.6、10.3、8.6和6.7 mmol/L，其中有2项或2项以上达到或超过正常值诊断为GDM。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对每位调查对象在门诊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孕妇的一般情况、妊娠情况、孕期饮食生活情况、孕早期和中期体力活动情况等。
1.2.2 实验室及临床检查
查阅收集的检查指标包括：身高（cm）、孕前体质量（kg）、50 g GCT时增重（kg）、血糖（mmol/L）、血压[（1 mm Hg=0.133 kPa）]、血红蛋白值（g/L）。
1.2.3 观察指标
各项孕产妇和新生儿并发症的诊断和评价标准，均参照人民卫生出版社《妇产科学》第7版的相关内容[4]。① 孕产妇一般情况、妊娠期合并症及妊娠结局。A.孕期增重，为孕妇分娩前最后一次测量的体质量减去孕前体质量所得的值，按照孕前体型，将对象分为偏瘦、正常、超重，推荐增重范围分别为14.0～19.5 kg、13.0～19.0 kg和11.0～18.5 kg[5]；B.分娩方式：阴道自产、剖宫产；C.早产：妊娠满28周至不足37周（196～258 d）间分娩者；D.羊水过多：妊娠期间羊水量＞2 000 mL；E.胎膜早破：在临产前胎膜破裂；F. PIH是一种妊娠期特有的疾病，多数患者在妊娠期表现为血压升高（血压≥140/90 mm Hg）和蛋白尿症状；G.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ICP）：孕中、晚期特有的并发症，临床上以皮肤瘙痒和黄疸为特征，对胎儿危害较严重。
② 新生儿一般情况以及合并症。A. 新生儿体质量：新生儿出生时的体质量；B.巨大儿：胎儿体质量≥4 000 g；C.低体质量儿：胎儿出生体质量＜2 500 g；D. Apgar评分是以新生儿出生后1 min内心率、呼吸、肌张力、喉反射及皮肤颜色5项体征为依据，8～10分属正常新生儿，4～7分为轻度窒息，0～3分为重度窒息；E.胎儿窘迫：胎儿在子宫内因急性或慢性缺氧危及其健康和生命的综合征；F.先天畸形：出生缺陷的一种，指胎儿在宫内发生的结构异常；G.死胎：妊娠20周后胎儿在宫内死亡或在生产过程中死亡；H.脐带缠绕：脐带围绕胎儿的颈部、四肢或者躯干。
1.3 统计学方法
Epidata软件双份独立录入数据，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两组间定性资料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孕妇膳食摄入情况
两组患者孕期平均每日摄入的能量、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三大营养素供能比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孕妇膳食摄入情况及三大营养素供能比（2.2 孕期增重
2.2.1 两组孕产妇孕期增重情况
GDM组孕期增重为（15.9±6.2）kg，非GDM组孕期增重为（16.5±4.5）kg，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2 不同孕前体质量指数（BMI）孕产妇孕期增重情况
总体上，GDM组孕期增重不足和增重过多的发生率均高于非GDM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GDM组孕期增重适宜的比例低于非GDM组（P＜0.01）；孕前体质量正常的孕妇，GDM组孕期增重不足的发生率较高，而增重适宜的比例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孕前体质量超重的孕妇，孕期增重过多的比例高于非GDM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不同BMI孕妇孕期增重比较[例（%）]
2.3 两组孕产妇妊娠结局及妊娠期合并症
GDM组孕产妇发生羊水过多、ICP和PIH的比例高于非GDM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孕产妇发生早产、剖宫产和胎膜早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孕产妇妊娠结局及妊娠期合并症比较[例（%）]
2.4 两组新生儿结局及合并症
GDM组新生儿出生的体质量为（3 294.84±519.79）g，非GDM组新生儿出生的体质量为（3 281.73 ±432.42）g，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Apgar评分在1 min和5 min时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10 min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两组新生儿发生死胎、先天畸形和巨大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Apgar评分为依据，两组轻度窒息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低体质量儿、脐带缠绕和胎儿窘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表4
两组新生儿Apgar 评分比较（分）
表5
两组新生儿结局及合并症比较[例（%）]
3 讨论
GDM多发生于孕中晚期，多数患者往往无明显的自觉症状，但GDM孕妇发生妊娠期合并症的危险性增加，新生儿的患病率和病死率明显上升，对母婴二代的健康造成短期或长期的不良影响[6]。因此，通过扩大筛查范围、改善筛查方法，尽早对高危孕妇进行干预，严格控制GDM孕妇血糖，保持合理营养，增强胎儿监测等一系列措施，尽可能地使妊娠结局和新生儿情况得以改善。
3.1 GDM与孕期饮食
采用半定量食物频率法调查膳食摄入情况，分别询问调查对象在孕期每类食物的摄人频率及平均每次食用量，结合食物成分表计算具体的摄入量[7]。有研究显示食物频率法可以反映群体及个体的食物摄人情况，尤其对消费频率较高的食物，比较适用研究膳食和健康的关系[8]。本部分研究结果显示两组孕妇平均每日总能量、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摄入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孕期摄食总量不合理及不良的饮食习惯是导致GDM发生的重要饮食因素。
3.2 GDM与孕期增重
目前，国内外对孕期适宜增重的推荐范围均需结合孕前BMI的水平，但具体标准还有争议。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推荐的体质量增长范围规定，孕前BMI＜19.8 kg/m2、19.8～26.0 kg/m2、26.0～29.0 kg/m2和＞29.0 kg/m2的孕妇孕期适宜的体质量增加范围分别为12.5～18.0 kg、11.5～16.0 kg、7.0～11.5 kg及至少增重7.0 kg[9]。
此次研究首先对GDM组和非GDM组孕产妇的孕期增重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合孕前BMI水平对两组对象孕期增重分级发现，总体上GDM组总体孕期增重不足和增重过多的发生率均高于非GDM组，但GDM组孕期增重适宜的比例低于非GDM组。这可能与GDM组孕妇孕期膳食摄入量和结构不合理有关，进而导致孕期增重不足或过多，尤其是孕前肥胖/超重的孕产妇更易发生妊娠期合并症和不良妊娠结局。提示应改善生活方式，控制孕前体质量对预防GDM的发生更有意义[10-11]，以及减少子代肥胖的可能性[12]。
3.3 GDM对妊娠结局、妊娠期合并症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两组孕产妇羊水过多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GDM组为5.43%，低于国内的相关报道[13]，其发生原因可能是GDM患者细胞内外渗透压失衡，葡萄糖和钠离子通过胎盘过多地进入羊水和胎儿体内，造成羊水和胎儿体液的高渗状态，导致羊水过多。
此次研究发现两组ICP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ICP主要对胎儿发育影响较大，其发生机制与雌激素、遗传和药物有关。ICP患者的胎盘绒毛间隙体积减小，滋养细胞水肿影响母体与胎儿间的营养输送，易导致胎儿宫内缺氧；而GDM患者的胎儿肺发育迟缓，且胎儿对缺氧的耐受性下降，所以GDM合并ICP对胎儿的影响更加严重。
PIH是妊娠期特有的疾病，本研究中，GDM组发生PIH的危险性较非GDM组高（P=0.02），提示GDM患者较易发生PIH。有研究也发现随着GDM严重程度的增加，先兆子痫的发生率也增加，且糖代谢异常程度越重，PIH的发生率越高[14-15]。
3.4 GDM对新生儿结局及合并症的影响
GDM与新生儿健康密切相关，易造成巨大儿、死胎、先天性感染、新生儿畸形和窒息等。GDM孕妇不仅是血糖升高，其血脂也较正常孕妇高，这些均可导致胎儿过度生长[16]，母体持续的高血糖可经胎盘到达胎儿体内，刺激胎儿产生大量胰岛素，活化氨基酸转移系统，促进胎儿蛋白脂肪合成，抑制脂肪降解，导致巨大儿增多。本研究对两组新生儿的出生体质量进行分析，尚未发现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但GDM组巨大儿的发生率为8.53%，非GDM组为3.75%，两组巨大儿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新生儿Apgar评分是常用的评价新生儿有无窒息及窒息严重程度的标准，本次研究发现两组对象在1 min和5 min时Apgar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GDM组发生轻度窒息的危险性高于对照组（P=0.03），发生率分别为7.75%和3.00%。主要原因是GDM孕妇本身可降低胎盘对胎儿的供氧，且胎儿高胰岛素水平可拮抗糖皮质激素促进其Ⅱ型肺泡细胞的成熟，延迟肺表面活性物质的分泌和释放，使胎儿肺成熟延缓，故新生儿易于发生窒息。
有研究表明GDM孕妇发生新生儿畸形的危险性较高，为正常孕妇的3～8倍[17]，其中以心血管系统、骨骼肌和神经系统畸形最常见[18]。此次研究中，GDM组新生儿畸形的发生率为3.88%，非GDM组为0.7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原因可能是GDM孕妇高血糖和高酮体水平对胚胎有致畸的作用，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孕母高血糖可引起卵黄囊细胞膜受损，影响细胞膜MAPK信号通路的蛋白激酶活性及其功能，启动异常的细胞凋亡，导致胚胎先天性神经管缺陷的发生[19]。
在本次研究中，发现GDM组死胎的比例高于非GDM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研究发现GDM与新生儿死亡率密切相关，GDM组的新生儿死亡率明显高于正常组，对于导致新生儿死亡的原因，多数学者认为与胎盘发育有关，GDM孕妇存在的微血管病变，加重胎盘绒毛干中胎儿侧小动脉阻塞，导致胎儿宫内缺氧、发育迟缓或突然窒息死亡[20-21]。
综上所述，GDM患者及其新生儿的不良结局和并发症发生率均较高，应尽早进行血糖筛查，对高危人群及时干预和治疗，保证合理饮食和适当的体力活动[22-23]，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24]，确保血糖控制在适当范围，最终取得良好的妊娠结局，保障母婴两代健康。
妊娠期糖尿病（GDM）是指妊娠过程中首次发现或发生的不同程度的葡萄糖不耐受，而导致不同程度的高血糖，不排除在妊娠前存在糖耐量异常的可能。GDM给患者及子代造成诸多不良影响，包括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PIH）、羊水过多、早产、剖宫产、感染，巨大儿、胎儿畸形、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等，甚至给母婴带来远期的并发症和后遗症，如2型糖尿病及子代发生肥胖的几率增加等。GDM的发生率在各国间存在明显差异，2011年我国GDM发生率已达6.8%[1]，已成为妊娠期常见的影响妊娠预后的重要并发症之一。我国GDM发生率的逐年升高，与居民膳食结构的巨大变化及居民超重肥胖发生率的剧增密切相关：1992年－2012年，在短短20年间我国居民每人每天平均膳食脂肪供能比从18.0%骤增到33.0%；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从12.8%和3.3%骤升到30.1%和11.9%。
有研究表明，孕期增重过多对妊娠期合并症和新生儿健康有重要影响[2-3]。由于孕期体质量增加与孕期膳食能量摄入量密切相关，因此，探讨孕期饮食情况与GDM的关系，并分析GDM对孕期增重和母婴结局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收集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GDM孕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同时选取正常健康的孕产妇进行病例对照研究，探讨GDM发病的影响因素，并且分别从母亲和婴儿两个方面探讨GDM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旨在为有针对性地开展GDM早期防治和评估母婴风险提供参考资料。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9年9月－2011年3月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住院分娩且病历资料完整的395例单胎孕产妇纳入研究，其孕周为18～32周，且孕前均未患其他内分泌疾病。GDM组孕产妇共128例，平均年龄（31.2±4.1）岁，50 g葡萄糖负荷试验（GCT）时孕周（26.2±3.3）周，既往孕次（2.4±1.4）次，既往产次（0.2±0.5）次；非GDM组共267例，平均年龄（31.0±4.2）岁，50 g GCT时孕周（26.0±3.2）周，既往孕次（2.3±1.5）次，既往产次（0.2±0.4）次。两组孕产妇的年龄、50 g GCT时孕周、既往孕次和产次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诊断标准[4]：① 空腹血糖：≥5.8 mmol/L者，可诊断为GDM。② 50 g GCT：异常者即服糖后血糖值≥7.8 mmol/L，检查空腹血糖，空腹血糖异常可诊断为GDM，正常者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试验。③ OGTT试验：空腹、1 h、2 h和3 h血糖正常值分别为5.6、10.3、8.6和6.7 mmol/L，其中有2项或2项以上达到或超过正常值诊断为GDM。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对每位调查对象在门诊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孕妇的一般情况、妊娠情况、孕期饮食生活情况、孕早期和中期体力活动情况等。
1.2.2 实验室及临床检查
查阅收集的检查指标包括：身高（cm）、孕前体质量（kg）、50 g GCT时增重（kg）、血糖（mmol/L）、血压[（1 mm Hg=0.133 kPa）]、血红蛋白值（g/L）。
1.2.3 观察指标
各项孕产妇和新生儿并发症的诊断和评价标准，均参照人民卫生出版社《妇产科学》第7版的相关内容[4]。① 孕产妇一般情况、妊娠期合并症及妊娠结局。A.孕期增重，为孕妇分娩前最后一次测量的体质量减去孕前体质量所得的值，按照孕前体型，将对象分为偏瘦、正常、超重，推荐增重范围分别为14.0～19.5 kg、13.0～19.0 kg和11.0～18.5 kg[5]；B.分娩方式：阴道自产、剖宫产；C.早产：妊娠满28周至不足37周（196～258 d）间分娩者；D.羊水过多：妊娠期间羊水量＞2 000 mL；E.胎膜早破：在临产前胎膜破裂；F. PIH是一种妊娠期特有的疾病，多数患者在妊娠期表现为血压升高（血压≥140/90 mm Hg）和蛋白尿症状；G.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ICP）：孕中、晚期特有的并发症，临床上以皮肤瘙痒和黄疸为特征，对胎儿危害较严重。
② 新生儿一般情况以及合并症。A. 新生儿体质量：新生儿出生时的体质量；B.巨大儿：胎儿体质量≥4 000 g；C.低体质量儿：胎儿出生体质量＜2 500 g；D. Apgar评分是以新生儿出生后1 min内心率、呼吸、肌张力、喉反射及皮肤颜色5项体征为依据，8～10分属正常新生儿，4～7分为轻度窒息，0～3分为重度窒息；E.胎儿窘迫：胎儿在子宫内因急性或慢性缺氧危及其健康和生命的综合征；F.先天畸形：出生缺陷的一种，指胎儿在宫内发生的结构异常；G.死胎：妊娠20周后胎儿在宫内死亡或在生产过程中死亡；H.脐带缠绕：脐带围绕胎儿的颈部、四肢或者躯干。
1.3 统计学方法
Epidata软件双份独立录入数据，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两组间定性资料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孕妇膳食摄入情况
两组患者孕期平均每日摄入的能量、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三大营养素供能比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孕妇膳食摄入情况及三大营养素供能比（2.2 孕期增重
2.2.1 两组孕产妇孕期增重情况
GDM组孕期增重为（15.9±6.2）kg，非GDM组孕期增重为（16.5±4.5）kg，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2 不同孕前体质量指数（BMI）孕产妇孕期增重情况
总体上，GDM组孕期增重不足和增重过多的发生率均高于非GDM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GDM组孕期增重适宜的比例低于非GDM组（P＜0.01）；孕前体质量正常的孕妇，GDM组孕期增重不足的发生率较高，而增重适宜的比例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孕前体质量超重的孕妇，孕期增重过多的比例高于非GDM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不同BMI孕妇孕期增重比较[例（%）]
2.3 两组孕产妇妊娠结局及妊娠期合并症
GDM组孕产妇发生羊水过多、ICP和PIH的比例高于非GDM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孕产妇发生早产、剖宫产和胎膜早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孕产妇妊娠结局及妊娠期合并症比较[例（%）]
2.4 两组新生儿结局及合并症
GDM组新生儿出生的体质量为（3 294.84±519.79）g，非GDM组新生儿出生的体质量为（3 281.73 ±432.42）g，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Apgar评分在1 min和5 min时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10 min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两组新生儿发生死胎、先天畸形和巨大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Apgar评分为依据，两组轻度窒息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低体质量儿、脐带缠绕和胎儿窘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表4
两组新生儿Apgar 评分比较（分）
表5
两组新生儿结局及合并症比较[例（%）]
3 讨论
GDM多发生于孕中晚期，多数患者往往无明显的自觉症状，但GDM孕妇发生妊娠期合并症的危险性增加，新生儿的患病率和病死率明显上升，对母婴二代的健康造成短期或长期的不良影响[6]。因此，通过扩大筛查范围、改善筛查方法，尽早对高危孕妇进行干预，严格控制GDM孕妇血糖，保持合理营养，增强胎儿监测等一系列措施，尽可能地使妊娠结局和新生儿情况得以改善。
3.1 GDM与孕期饮食
采用半定量食物频率法调查膳食摄入情况，分别询问调查对象在孕期每类食物的摄人频率及平均每次食用量，结合食物成分表计算具体的摄入量[7]。有研究显示食物频率法可以反映群体及个体的食物摄人情况，尤其对消费频率较高的食物，比较适用研究膳食和健康的关系[8]。本部分研究结果显示两组孕妇平均每日总能量、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摄入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孕期摄食总量不合理及不良的饮食习惯是导致GDM发生的重要饮食因素。
3.2 GDM与孕期增重
目前，国内外对孕期适宜增重的推荐范围均需结合孕前BMI的水平，但具体标准还有争议。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推荐的体质量增长范围规定，孕前BMI＜19.8 kg/m2、19.8～26.0 kg/m2、26.0～29.0 kg/m2和＞29.0 kg/m2的孕妇孕期适宜的体质量增加范围分别为12.5～18.0 kg、11.5～16.0 kg、7.0～11.5 kg及至少增重7.0 kg[9]。
此次研究首先对GDM组和非GDM组孕产妇的孕期增重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合孕前BMI水平对两组对象孕期增重分级发现，总体上GDM组总体孕期增重不足和增重过多的发生率均高于非GDM组，但GDM组孕期增重适宜的比例低于非GDM组。这可能与GDM组孕妇孕期膳食摄入量和结构不合理有关，进而导致孕期增重不足或过多，尤其是孕前肥胖/超重的孕产妇更易发生妊娠期合并症和不良妊娠结局。提示应改善生活方式，控制孕前体质量对预防GDM的发生更有意义[10-11]，以及减少子代肥胖的可能性[12]。
3.3 GDM对妊娠结局、妊娠期合并症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两组孕产妇羊水过多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GDM组为5.43%，低于国内的相关报道[13]，其发生原因可能是GDM患者细胞内外渗透压失衡，葡萄糖和钠离子通过胎盘过多地进入羊水和胎儿体内，造成羊水和胎儿体液的高渗状态，导致羊水过多。
此次研究发现两组ICP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ICP主要对胎儿发育影响较大，其发生机制与雌激素、遗传和药物有关。ICP患者的胎盘绒毛间隙体积减小，滋养细胞水肿影响母体与胎儿间的营养输送，易导致胎儿宫内缺氧；而GDM患者的胎儿肺发育迟缓，且胎儿对缺氧的耐受性下降，所以GDM合并ICP对胎儿的影响更加严重。
PIH是妊娠期特有的疾病，本研究中，GDM组发生PIH的危险性较非GDM组高（P=0.02），提示GDM患者较易发生PIH。有研究也发现随着GDM严重程度的增加，先兆子痫的发生率也增加，且糖代谢异常程度越重，PIH的发生率越高[14-15]。
3.4 GDM对新生儿结局及合并症的影响
GDM与新生儿健康密切相关，易造成巨大儿、死胎、先天性感染、新生儿畸形和窒息等。GDM孕妇不仅是血糖升高，其血脂也较正常孕妇高，这些均可导致胎儿过度生长[16]，母体持续的高血糖可经胎盘到达胎儿体内，刺激胎儿产生大量胰岛素，活化氨基酸转移系统，促进胎儿蛋白脂肪合成，抑制脂肪降解，导致巨大儿增多。本研究对两组新生儿的出生体质量进行分析，尚未发现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但GDM组巨大儿的发生率为8.53%，非GDM组为3.75%，两组巨大儿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新生儿Apgar评分是常用的评价新生儿有无窒息及窒息严重程度的标准，本次研究发现两组对象在1 min和5 min时Apgar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GDM组发生轻度窒息的危险性高于对照组（P=0.03），发生率分别为7.75%和3.00%。主要原因是GDM孕妇本身可降低胎盘对胎儿的供氧，且胎儿高胰岛素水平可拮抗糖皮质激素促进其Ⅱ型肺泡细胞的成熟，延迟肺表面活性物质的分泌和释放，使胎儿肺成熟延缓，故新生儿易于发生窒息。
有研究表明GDM孕妇发生新生儿畸形的危险性较高，为正常孕妇的3～8倍[17]，其中以心血管系统、骨骼肌和神经系统畸形最常见[18]。此次研究中，GDM组新生儿畸形的发生率为3.88%，非GDM组为0.7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原因可能是GDM孕妇高血糖和高酮体水平对胚胎有致畸的作用，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孕母高血糖可引起卵黄囊细胞膜受损，影响细胞膜MAPK信号通路的蛋白激酶活性及其功能，启动异常的细胞凋亡，导致胚胎先天性神经管缺陷的发生[19]。
在本次研究中，发现GDM组死胎的比例高于非GDM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研究发现GDM与新生儿死亡率密切相关，GDM组的新生儿死亡率明显高于正常组，对于导致新生儿死亡的原因，多数学者认为与胎盘发育有关，GDM孕妇存在的微血管病变，加重胎盘绒毛干中胎儿侧小动脉阻塞，导致胎儿宫内缺氧、发育迟缓或突然窒息死亡[20-21]。
综上所述，GDM患者及其新生儿的不良结局和并发症发生率均较高，应尽早进行血糖筛查，对高危人群及时干预和治疗，保证合理饮食和适当的体力活动[22-23]，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24]，确保血糖控制在适当范围，最终取得良好的妊娠结局，保障母婴两代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