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孟娜, 李宜敏, 余春华, 符琰, 李俊英. 动机性访谈对肺癌化学疗法初治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华西医学, 2017, 32(9): 1419-1422. doi: 10.7507/1002-0179.201608217 复制
全球癌症数据报道肺癌发病占癌症的 13%，其高发率和病死率让患者确诊时心理痛苦巨大[1]。肺癌化学疗法（化疗）初治患者是指手术后，迫于生存压力还需进一步化疗的患者。因术后诸多的不适症状、对生存质量的担忧、对化疗的认知误区，肺癌化疗初治患者来时常充满了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2]。焦虑、抑郁情绪的长期存在导致患者免疫力低下，降低了患者对化疗的依从性，甚至导致治疗的中断[3]。对于肺癌化疗患者并发焦虑、抑郁的研究众多，但却忽视了对化疗初治患者潜在情绪的早期干预[4]。动机性访谈（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MI）是一种挖掘患者矛盾心理，以协作者姿态给予信息和建议，以期激发患者内在需求作出有利健康的行为改变，提高依从性的心理访谈技术[5]。本研究尝试 MI 对肺癌化疗初治患者进行干预，为改善其抑郁、焦虑情绪提供依据。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5 年 5 月—2016 年 4 月于术后转入我科接受治疗的肺癌化疗初治患者，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MI 组和对照组。纳入标准：① 病理检查确诊为肺癌；② 在我院接受初次化疗；③ 知情同意并签署访谈同意书；④ 年龄 18～70 岁；⑤ 预期寿命在 6 个月以上；⑥ 居住地为本市区。排除标准：① 有精神疾患史的患者；② 交流沟通障碍者；③ 应家属要求对病情保密的患者。
1.2 研究方法
1.2.1 护理方法 MI 组：由 1 名通过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认证，并掌握 MI 干预技术的肿瘤专科护士（以下简称为肿瘤专科护士）负责常规护理：化疗前，向患者作化疗有关的健康宣教，并发放相关资料；化疗时，肿瘤专科护士根据责任护士的观察，于床前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安慰和答疑，舒缓患者情绪；出院后 1 个月，进行电话随访。MI 组在此基础上接受 MI 干预方案，由肿瘤专科护士在心理卫生中心精神科医师的指导下，承担改善患者焦虑抑郁心理状态的 MI。肿瘤专科护士每周于病房独立的咨询室里安排 2～3 次访谈。前 3 次均采用一对一的面谈形式，第 4 次采取电话随访的形式。访谈时间为 45 min，电话随访时间为 15 min。见表 1。对照组：只接受由肿瘤专科护士（与 MI 组为同一人）提供的常规护理。
1.2.2 测量工具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和汉化版的心理痛苦温度计（Distress Thermometer，DT），分别在两组患者入院时、接受化疗后 1 个月时进行调查。① SDS：1965 年由 Zung 编制，共 20 个条目。采用 Liket 4 级评分法，1～4 分表示从“无/偶尔”到“总是如此”。20 个条目得分之和为总粗分，再乘以 1.25 后取整数部分为标准分。<50 分为无抑郁，50～59 分为轻度抑郁，60～69 分为中度抑郁，≥70 分为重度抑郁[6]。② SAS：1971 年由 Zung 编制，共 20 个条目。按 Likert 4 级评分制。1～4 分表示从“没有”到“绝大部分/全部时间”。20 个条目得分之和为总粗分，再乘以 1.25 后取整数部分为标准分。<50 分为无焦虑，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为中度焦虑，≥70 分为重度焦虑[6]。③ DT：分为 11 个尺度，0～10 分代表从“无痛苦”到“极度痛苦”。指导患者结合最近 1 周所经历，在表示平均心理痛苦水平的数字上做出标记[7]。
表1
MI 方案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共纳入患者 56 例，每组各 28 例。其中，MI 组男 15 例，女 13 例；平均年龄（41.5±7.3）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4 例，高中 7 例，大专及以上 17 例；干预前 SDS、SAS、DT 得分分别为（65.28±5.87）、（61.39±7.03）、（5.14±0.96）分。对照组男 11 例，女 17 例；平均年龄（41.3±6.9）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3 例，高中 9 例，大专及以上 16 例；干预前 SDS、SAS、DT 得分分别为（63.17±7.19）、（59.15±8.37）、（5.48±1.34）分。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干预前 SDS、SAS、DT 得分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2。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SDS、SAS、DT 得分比较
干预前后，MI 组的 SDS、SAS、DT 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482、1.950、1.201，P<0.05）；对照组的 SDS、SAS、DT 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MI 组与同期对照组的 SDS、SAS、DT 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SDS、SAS、DT 得分比较（n=28，分，
）
3 讨论
3.1 MI 具有良好操作性和临床效果
MI 是指上世纪 90 年代 Miller 教授基于酒精依赖患者成功治疗经验所建立的心理访谈技术。MI 发展运用于临床实践时，又不断整合了大量社会心理学理论：如以患者为中心、归因、认知冲突、自我效能和移情等[8]。其已被广泛运用到国内各个慢病领域如：精神疾病、糖尿病、脑卒中、高血压、心血管疾患，而对同样作为慢病的肿瘤研究甚少[9-10]。已有 Meta 分析发现，MI 有明确的操作指南和手册，临床医护工作者通过短期的理论学习、视频观摩、方式研讨后，可对患者实施有效干预[11-12]。相对于认知疗法，MI 费时较少而在促进来访者行为的改善方面效果突出[8]。MI 有五大原则：表达移情、发展冲突、避免争论、回避抵抗、支持自我效能，都是以患者为中心推进的心理改造路径。患者克服矛盾心理后对自身作出的健康行为决策更为认可，优于传统健康宣教中被动接受的形式，更高地激发了患者参与医疗的依从性和高效能的自我管理[13-15]。
3.2 MI 可减轻患者不良情绪
本次调查中发现，两组中的肺癌化疗初治患者因来时都刚经历手术，加之对肺癌化疗缺乏科学的认识与了解，对化疗可能导致的恶心、呕吐、脱发等副作用抱有负面消极情绪，但迫于生存压力接受治疗，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担忧，焦虑抑郁情绪明显（SAS、SDS≥50 分，DT≥4 分），这与牟倩倩等[2]的调查发现一致。对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干预，需充分探知患者个体内在对治疗的想法和感受，解决因治疗而带来的心理冲突[16-17]。而 MI 的本质就是鼓励和挖掘患者向医务人员暴露真实想法，医务人员对患者感受表示理解认同，以协作者的姿态给予专业信息参考，以帮助患者克服矛盾心理，选择和接受有利健康的行为。访谈中患者的担忧得到了及时的表达和处理，如“虽然化疗会带来脱发的烦恼，但医生会尽量选用副作用小的方案，减少脱发。并且头发会重新生长，制作精良的假发，基本看不出来”等针对性信息的提供。患者的个人需求得到了尊重和理解，患者更能克服矛盾心理，接受治疗。接受 MI 干预的初治患者，在干预后焦虑情绪、抑郁情绪、心理痛苦的程度较干预前明显减轻，且干预同期 MI 组的焦虑情绪、抑郁情绪、心理痛苦的程度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这与徐晓燕等[18]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 MI 一开始让患者有心理准备的接受化疗副反应，心理弹性增加，更趋于正向的了解疾病和相关知识，减轻了心理痛苦和焦虑抑郁情绪的发生有关。
综上所述，MI 可改善肺癌化疗初治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但由于 MI 运用于肿瘤的研究较少，且本研究仅初步探讨了 MI 在降低焦虑抑郁情绪方面的积极作用，样本量较小，因此未来还需在扩大样本容量基础上对 MI 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全球癌症数据报道肺癌发病占癌症的 13%，其高发率和病死率让患者确诊时心理痛苦巨大[1]。肺癌化学疗法（化疗）初治患者是指手术后，迫于生存压力还需进一步化疗的患者。因术后诸多的不适症状、对生存质量的担忧、对化疗的认知误区，肺癌化疗初治患者来时常充满了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2]。焦虑、抑郁情绪的长期存在导致患者免疫力低下，降低了患者对化疗的依从性，甚至导致治疗的中断[3]。对于肺癌化疗患者并发焦虑、抑郁的研究众多，但却忽视了对化疗初治患者潜在情绪的早期干预[4]。动机性访谈（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MI）是一种挖掘患者矛盾心理，以协作者姿态给予信息和建议，以期激发患者内在需求作出有利健康的行为改变，提高依从性的心理访谈技术[5]。本研究尝试 MI 对肺癌化疗初治患者进行干预，为改善其抑郁、焦虑情绪提供依据。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5 年 5 月—2016 年 4 月于术后转入我科接受治疗的肺癌化疗初治患者，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MI 组和对照组。纳入标准：① 病理检查确诊为肺癌；② 在我院接受初次化疗；③ 知情同意并签署访谈同意书；④ 年龄 18～70 岁；⑤ 预期寿命在 6 个月以上；⑥ 居住地为本市区。排除标准：① 有精神疾患史的患者；② 交流沟通障碍者；③ 应家属要求对病情保密的患者。
1.2 研究方法
1.2.1 护理方法 MI 组：由 1 名通过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认证，并掌握 MI 干预技术的肿瘤专科护士（以下简称为肿瘤专科护士）负责常规护理：化疗前，向患者作化疗有关的健康宣教，并发放相关资料；化疗时，肿瘤专科护士根据责任护士的观察，于床前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安慰和答疑，舒缓患者情绪；出院后 1 个月，进行电话随访。MI 组在此基础上接受 MI 干预方案，由肿瘤专科护士在心理卫生中心精神科医师的指导下，承担改善患者焦虑抑郁心理状态的 MI。肿瘤专科护士每周于病房独立的咨询室里安排 2～3 次访谈。前 3 次均采用一对一的面谈形式，第 4 次采取电话随访的形式。访谈时间为 45 min，电话随访时间为 15 min。见表 1。对照组：只接受由肿瘤专科护士（与 MI 组为同一人）提供的常规护理。
1.2.2 测量工具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和汉化版的心理痛苦温度计（Distress Thermometer，DT），分别在两组患者入院时、接受化疗后 1 个月时进行调查。① SDS：1965 年由 Zung 编制，共 20 个条目。采用 Liket 4 级评分法，1～4 分表示从“无/偶尔”到“总是如此”。20 个条目得分之和为总粗分，再乘以 1.25 后取整数部分为标准分。<50 分为无抑郁，50～59 分为轻度抑郁，60～69 分为中度抑郁，≥70 分为重度抑郁[6]。② SAS：1971 年由 Zung 编制，共 20 个条目。按 Likert 4 级评分制。1～4 分表示从“没有”到“绝大部分/全部时间”。20 个条目得分之和为总粗分，再乘以 1.25 后取整数部分为标准分。<50 分为无焦虑，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为中度焦虑，≥70 分为重度焦虑[6]。③ DT：分为 11 个尺度，0～10 分代表从“无痛苦”到“极度痛苦”。指导患者结合最近 1 周所经历，在表示平均心理痛苦水平的数字上做出标记[7]。
表1
MI 方案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共纳入患者 56 例，每组各 28 例。其中，MI 组男 15 例，女 13 例；平均年龄（41.5±7.3）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4 例，高中 7 例，大专及以上 17 例；干预前 SDS、SAS、DT 得分分别为（65.28±5.87）、（61.39±7.03）、（5.14±0.96）分。对照组男 11 例，女 17 例；平均年龄（41.3±6.9）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3 例，高中 9 例，大专及以上 16 例；干预前 SDS、SAS、DT 得分分别为（63.17±7.19）、（59.15±8.37）、（5.48±1.34）分。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干预前 SDS、SAS、DT 得分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2。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SDS、SAS、DT 得分比较
干预前后，MI 组的 SDS、SAS、DT 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482、1.950、1.201，P<0.05）；对照组的 SDS、SAS、DT 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MI 组与同期对照组的 SDS、SAS、DT 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SDS、SAS、DT 得分比较（n=28，分，
）
3 讨论
3.1 MI 具有良好操作性和临床效果
MI 是指上世纪 90 年代 Miller 教授基于酒精依赖患者成功治疗经验所建立的心理访谈技术。MI 发展运用于临床实践时，又不断整合了大量社会心理学理论：如以患者为中心、归因、认知冲突、自我效能和移情等[8]。其已被广泛运用到国内各个慢病领域如：精神疾病、糖尿病、脑卒中、高血压、心血管疾患，而对同样作为慢病的肿瘤研究甚少[9-10]。已有 Meta 分析发现，MI 有明确的操作指南和手册，临床医护工作者通过短期的理论学习、视频观摩、方式研讨后，可对患者实施有效干预[11-12]。相对于认知疗法，MI 费时较少而在促进来访者行为的改善方面效果突出[8]。MI 有五大原则：表达移情、发展冲突、避免争论、回避抵抗、支持自我效能，都是以患者为中心推进的心理改造路径。患者克服矛盾心理后对自身作出的健康行为决策更为认可，优于传统健康宣教中被动接受的形式，更高地激发了患者参与医疗的依从性和高效能的自我管理[13-15]。
3.2 MI 可减轻患者不良情绪
本次调查中发现，两组中的肺癌化疗初治患者因来时都刚经历手术，加之对肺癌化疗缺乏科学的认识与了解，对化疗可能导致的恶心、呕吐、脱发等副作用抱有负面消极情绪，但迫于生存压力接受治疗，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担忧，焦虑抑郁情绪明显（SAS、SDS≥50 分，DT≥4 分），这与牟倩倩等[2]的调查发现一致。对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干预，需充分探知患者个体内在对治疗的想法和感受，解决因治疗而带来的心理冲突[16-17]。而 MI 的本质就是鼓励和挖掘患者向医务人员暴露真实想法，医务人员对患者感受表示理解认同，以协作者的姿态给予专业信息参考，以帮助患者克服矛盾心理，选择和接受有利健康的行为。访谈中患者的担忧得到了及时的表达和处理，如“虽然化疗会带来脱发的烦恼，但医生会尽量选用副作用小的方案，减少脱发。并且头发会重新生长，制作精良的假发，基本看不出来”等针对性信息的提供。患者的个人需求得到了尊重和理解，患者更能克服矛盾心理，接受治疗。接受 MI 干预的初治患者，在干预后焦虑情绪、抑郁情绪、心理痛苦的程度较干预前明显减轻，且干预同期 MI 组的焦虑情绪、抑郁情绪、心理痛苦的程度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这与徐晓燕等[18]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 MI 一开始让患者有心理准备的接受化疗副反应，心理弹性增加，更趋于正向的了解疾病和相关知识，减轻了心理痛苦和焦虑抑郁情绪的发生有关。
综上所述，MI 可改善肺癌化疗初治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但由于 MI 运用于肿瘤的研究较少，且本研究仅初步探讨了 MI 在降低焦虑抑郁情绪方面的积极作用，样本量较小，因此未来还需在扩大样本容量基础上对 MI 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