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总结了中医药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对中发挥的突出优势和显著作用，分析了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围绕提高中医药科学认同、加强中医药体系建设、加大对中西医并重保障力度等方面，为健全疫情防控中西医协作机制，有效提升中医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提出了 10 项政策建议。
引用本文： 姚建红, 范玉改, 刘智勇, 曾智. 在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的思考和建议. 华西医学, 2021, 36(6): 731-735. doi: 10.7507/1002-0179.202103109 复制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的应急处置中，中医药在疫病预防、医疗救治以及疾病康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应对疫病的宝贵经验也得到了充分发掘和弘扬。同时，此次疫情也不同程度地暴露出中医药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不够健全，中西医协同融合工作机制不够完善，中医药应急救治能力不足等短板弱项，亟待在下一步健全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加以解决。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医药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优势和作用，分析将中医药纳入应急管理体系的问题和挑战，为建立中西医融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供政策建议。
1 中医药在疫情应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1 中医药在以往疫情应对中的作用
中医药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用于应对传染病威胁的“重要武器”。从西汉到清末的 2 100 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发生了超过 320 次大型瘟疫，中医先贤们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出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等许多理论和经方验方，凝聚了中华民族应对传染病疫情的深邃智慧和实践经验[1]。
在 21 世纪初暴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疫情防控中，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牵头的课题组筛选出了 8 种对治疗 SARS 有一定作用的中成药，并结合针灸、保健炙等中医疗法，应用到患者的救治中；经北京和广东的防治实践证明，中医药对防治 SARS 具有减轻症状、早期干预可阻断病情进一步发展、缩短病程、促进炎症吸收、减少后遗症、纠正不良反应、降低病死率等多重作用[2]。
2009 年 3 月，甲型 H1N1 流感暴发于墨西哥，后迅速席卷全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专家对墨西哥和美国等国外感染甲型 H1N1 流感疫情情况及相关信息进行了收集和分析，结合中医药长期发展中积累的丰富的流感防治经验和对国外感染甲型 H1N1 流感的认识，制定了人感染甲型 H1N1 流感中医防治方案[3]，在西药疗效不足及部分地区西药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对疫情防治作出了贡献。一项对全国中医药参与治疗的 406 例甲型 H1N1 流感连续病例的回顾性研究指出，单纯以清肺解毒为主的中医药治疗是对于轻症病例的一种有效和安全的方法；对于重症病例，中药与磷酸奥司他韦合用的应用具有潜在价值[4]。同时，中医药在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等传染病防治和 2008 年汶川地震等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治中都发挥了独特作用[5]。
1.2 中医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中医药全面介入和全程深度参与防控和救治，是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显著特色和亮点。在认真总结疫病治疗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充分发挥中医药治未病、多靶点干预、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首次开展大范围有组织的早期干预，首次中西医全程联合查房巡诊，首次在重型、危重型患者救治中深度介入，并不断完善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治疗方案[6]，突出成效主要表现在“一升二降三参与”。
1.2.1 提升患者治愈率
全国各地的临床研究显示，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总有效率较高，对于新冠肺炎轻、普通、重症均有良好的疗效，能够有效缓解症状，缩短病程，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实现已病早治[7]。
1.2.2 降低感染率
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发布了中药预防方，很多地区对高危人群进行中药预防，有助于降低感染率，实现未病先防。尤其在武汉，社区中药防控策略产生了明显的防治效果，阻止了疫情蔓延，有效缓解了病情发展和医疗资源紧张的压力。
1.2.3 降低轻型和普通型患者的重症转化率
武汉 16 家方舱医院收治的均为轻症和普通型患者。据统计，2020 年 2 月 5 日—22 日，各方舱累计收治 10 610 人，重症转送定点医院 763 人，转重比例为 7.2%[7]。其中，唯一由中医医疗团队整建制接管的江夏方舱医院，共收治 564 例患者，无一例转为重症[7]。中医药在降低重症转化率方面取得重大成效，实现既病防变。
1.2.4 深度参与湖北省和武汉市医疗救治工作
此次疫情中，4 900 余名中医药医务人员奔赴湖北抗疫一线，包括 3 名院士和一大批专家，约占援鄂医护人员总数的 13%，为全国 90% 以上的新冠肺炎病患提供了中医药服务[7]。尤其是对于武汉市的重症患者，中医专家对每个患者辨证论治，一人一方，得到患者的高度认可[7]。
1.2.5 深度参与中西医并重的诊疗方案
从国家第 3 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8]开始，各版诊疗方案均提出并不断优化中医治疗方案，推动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全国确诊病例中医药参与救治的比例达 92%，湖北省确诊病例中医药使用率和总有效率超过 90%[9]。以“三方三药”（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为代表的中医药方案，为降低病亡率和提高治愈率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优势，作出了重要贡献[10]。
1.2.6 深度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
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我国以中医药为特色、中西医结合救治患者的系统方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中医药防治的经验为全世界的疫情防控提供了中国“中医经验”和“中医智慧”。江西成立了以中医为主的新冠肺炎援外医疗队。连花清瘟胶囊和金花清感颗粒被中国抗疫专家带到意大利和伊拉克等国家，根据湖北省提供的药方生产的“新冠肺炎湖北预防方颗粒”出口意大利、荷兰等国，当地证实确有疗效[11]。2020 年 4 月 7 日，包括粤抗一号、流感（新冠）预防方等中医药产品在内的一批救援物资于广东出发支援伊朗和智利[12]。此外，多个国家还从中国进口了中药预防方。
2 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当前，我国中医药发展水平与中医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与建立新型现代化中医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还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需求还不相适应。
2.1 中医药在疫情防控和救治中的科学研究和作用认知不足
虽然中医药的全球认知度在不断提升，但行业内外仍存在对中医药的质疑。国内中文期刊中采用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系统评价方法的中医药的临床研究相对较少。在此次新冠肺炎防治中，中医药的突出疗效，总体以案例和专家经验居多，而对采用中西医结合的重症、危重症患者治疗方法而言，难以单纯评价中医药发挥的作用，尚需采用等级更高的证据，用世界公认的方式对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等加以评价[13]。
2.2 中医药传染病医疗救治服务体系不够健全
中医药快速参与国家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的机制还需健全，应对传染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和科研体系亟待完善[9]。中医药疫病防治临床网络尚不健全，中医传染病防控的临床研究基地及实验、数据支撑平台建设不足。各级中医医院传染病科和传染病医院的中医科建设不足，难以提供及时有效的疫情应急救治服务。在中医药应急救治学科建设、中医药应急人才培养方面的投入不足，西医临床医师和公共卫生执业医师接受的中医药教育和培训不足，使中医药应急人才队伍整体力量薄弱，中医药防病的能力与意识难以满足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需求[14]。
2.3 保障中医药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不健全
一些地方的中医药管理体系不健全，应急指挥系统中具有中医药背景和丰富应急指挥经验的人员较少，应急专家系统尚未能很好地建立中医与西医在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病毒研究等方面的有效深度交流机制。依法推动中医药发展的理念和制度还有待强化，各级政府落实推动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应急的职责还需进一步压紧压实[15]。此外，各地中医药应急物资储备数量、质量参差不齐，中医药应急物资储备机制及管理办法不够明确。
3 思考与建议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全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的重要指示精神，我们应当认真思考和规划中医药在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强化中西医在传染病防治和应急管理中的协同作用，以建立新型现代化中医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为目标，以能力建设为重点，以法制建设为保障，以体制建设为基础，以机制建设为支撑，加强中医与西医在认知、体系、管理、技术等方面的融合。
3.1 提升国内外及社会各界对中医药的科学认同
鼓励通过循证医学方法开展中医药临床研究和评价，系统分析有关数据，总结中医药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发展的监测、预判方法，开展基于临床实践的对照研究和系统评估，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取得更高级别的循证依据[16]。建立中西医结合的防控传染病的激励机制，鼓励中医与西医临床工作人员在传染病防控的科研与临床实践中深度合作。坚持文化自信，讲好中医抗疫故事，向全社会科学宣传中医药疗效。
3.2 加强基层中医药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建设
推动中医药与公共卫生系统融合，确保公共卫生体系中纳入中医药服务内容。推进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吸纳中医类人才，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者乡镇卫生院防保科设置专兼职中医类人才，给予政策支持，提升中医药传染病防治能力。同时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与中医医院管理和技术人员转岗、轮换与交流机制。此外，全面提升基层全科医生的中医药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3.3 提升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能力
建立健全中央、省、市、县各级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网络。在国家层面建立重大疫情中西医协同响应与干预平台，依托高水平中医医疗和科研机构建设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建立一批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提升基于中医药实践经验和认识规律的疫病监测、研判、决策和处置能力。在省级以下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中，发挥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特色优势，加强和综合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协调联动，加大中医医院感染科、可转换传染病区、可转换重症监护室等建设力度，建立健全中医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医疗救治、疫后康复网络。同时，加大中医药传染病、重症等学科人才培养力度，创新改革医学和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提升综合运用中医药技术手段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1]。
3.4 提升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中西医并重的法治保障能力
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将中医药融入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12]，深入实施中医药法，修订《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细化中西医协同开展疾病防控的具体要求，将中医药参与新冠肺炎的相关政策和经验以法律制度固化，提高法律规范的刚性约束[15]。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制定中西医融合的应急工作预案，推动落实中西医协同协作工作机制，明确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人员和专家组成员应具有中医药专业背景，技术方案等均应有中医药相关内容，落细落实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救治要求，确保中医药在第一时间参与并全程参与疾病防控和应急处置。
3.5 提升中西医协同医疗救治服务体系的科技保障能力
全力打造一批中医药传染病科研基地，依托国家级中医药大学或中医药研究机构建立国家疫病研究中心，重点开展中医疫病理论创新、临床诊疗方案优化以及中医新药研发等系统研究，形成中医药疫病治疗指南数据库。通过系列培训、业务指导和实践演练等方式，推动研究成果不断服务临床决策。根据需要和可能，在中医药系统内建设 P3 级实验室，为中医疫病防控提供科研数据。通过设立财政专项和开展绩效考核等，推动一批中医医院迅速发展成为重大传染病紧急救治基地。在传染病相关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过程中，积极推广使用中医药诊治技术。同时提高现有中医医疗机构以及综合医院中医科传染病防控能力，加强各级中医医疗机构传染病相关专科建设，综合医院传染病科需要增加中医类专业人员，建立综合医院与中医医院的转诊、会诊和定期交流机制。
3.6 加大中医公共卫生与应急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力度
加大传染病、急救、重症等相关中医类学科建设力度，在中医类院校开设中医急救专业、中医重症专业与中医疫病治疗专业，开展相关本科、硕士与博士学历教育。增加临床教学投入，加强中医药学生传染病学培养和临床重症救治方面的专业培养。同时促进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急救学科建设，持续提升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急救水平，着力打造具有丰富中医理论的高水平中医急救队伍、中医疫病治疗队伍与中医重症医学队伍。
3.7 完善符合中医特点的医保支付政策
从促进中医药的传承和使用出发，遵循中医药固有规律，突出中医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为突破口，深入研究从供需双侧激励中医药服务提供与使用的政策。在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中医药治疗技术的特点，从中医药优势特色突出、临床疗效确切、治疗风险可控、临床路径明晰的病种入手，推进中医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不断完善相关制度。
3.8 发挥中医药在国际疫情应对中的重要作用
充分发挥海外中医中心的枢纽作用，有效分享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加强国际合作，争取以中医药的实效获取国外政府及行业组织的支持认可，在法律制度、医疗体系上取得突破。加强中医药疫病国际学术研究，用临床研究成果推动国际主流医学界认可中医药治疗感染性疾病的作用。同时结合海外中医中心发展需求和现实情况，研究海外中医中心准入机制和建设标准，参照国家汉办孔子学院专项经费模式，给予中心一定的经费使用自主权，定期评价考核，放大海外中医中心品牌效应。建立中医药国际发展联盟，推进中医药国际化进程。
3.9 建立完善国家中药应急储备机制
制定并完善中医药应急物资法律法规，完善中医药应急物资管理体系，明确中医药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国家中医药应急储备体系及供应管理，建立国家储备库，加大中药材仓库的标准化、规模化建设，加强中医药专业检测和管理人才的培育。建立中医药应急物资现代化配送体系，完善物资分配系统[17]。
3.10 全面推进中医和西医的交流合作与融合
开展疾病治疗疗效标准的学术交流，推动增进共识，发挥中西医结合优势。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基层提供中医药服务，鼓励中医医院牵头建设城市医联体和县域医共体，促进中西医体系融合。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和深化医改规划中，统筹好中西医发展和改革工作，优化相关资源结构和布局，促进中西医管理融合。同时深入实施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试点，整合资源，优势互补，提高重大疑难病、急危重症临床疗效，促进技术融合。
4 小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18]。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贡献，认真总结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经验做法，着力在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促进新时代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的应急处置中，中医药在疫病预防、医疗救治以及疾病康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应对疫病的宝贵经验也得到了充分发掘和弘扬。同时，此次疫情也不同程度地暴露出中医药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不够健全，中西医协同融合工作机制不够完善，中医药应急救治能力不足等短板弱项，亟待在下一步健全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加以解决。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医药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优势和作用，分析将中医药纳入应急管理体系的问题和挑战，为建立中西医融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供政策建议。
1 中医药在疫情应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1 中医药在以往疫情应对中的作用
中医药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用于应对传染病威胁的“重要武器”。从西汉到清末的 2 100 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发生了超过 320 次大型瘟疫，中医先贤们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出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等许多理论和经方验方，凝聚了中华民族应对传染病疫情的深邃智慧和实践经验[1]。
在 21 世纪初暴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疫情防控中，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牵头的课题组筛选出了 8 种对治疗 SARS 有一定作用的中成药，并结合针灸、保健炙等中医疗法，应用到患者的救治中；经北京和广东的防治实践证明，中医药对防治 SARS 具有减轻症状、早期干预可阻断病情进一步发展、缩短病程、促进炎症吸收、减少后遗症、纠正不良反应、降低病死率等多重作用[2]。
2009 年 3 月，甲型 H1N1 流感暴发于墨西哥，后迅速席卷全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专家对墨西哥和美国等国外感染甲型 H1N1 流感疫情情况及相关信息进行了收集和分析，结合中医药长期发展中积累的丰富的流感防治经验和对国外感染甲型 H1N1 流感的认识，制定了人感染甲型 H1N1 流感中医防治方案[3]，在西药疗效不足及部分地区西药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对疫情防治作出了贡献。一项对全国中医药参与治疗的 406 例甲型 H1N1 流感连续病例的回顾性研究指出，单纯以清肺解毒为主的中医药治疗是对于轻症病例的一种有效和安全的方法；对于重症病例，中药与磷酸奥司他韦合用的应用具有潜在价值[4]。同时，中医药在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等传染病防治和 2008 年汶川地震等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治中都发挥了独特作用[5]。
1.2 中医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中医药全面介入和全程深度参与防控和救治，是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显著特色和亮点。在认真总结疫病治疗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充分发挥中医药治未病、多靶点干预、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首次开展大范围有组织的早期干预，首次中西医全程联合查房巡诊，首次在重型、危重型患者救治中深度介入，并不断完善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治疗方案[6]，突出成效主要表现在“一升二降三参与”。
1.2.1 提升患者治愈率
全国各地的临床研究显示，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总有效率较高，对于新冠肺炎轻、普通、重症均有良好的疗效，能够有效缓解症状，缩短病程，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实现已病早治[7]。
1.2.2 降低感染率
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发布了中药预防方，很多地区对高危人群进行中药预防，有助于降低感染率，实现未病先防。尤其在武汉，社区中药防控策略产生了明显的防治效果，阻止了疫情蔓延，有效缓解了病情发展和医疗资源紧张的压力。
1.2.3 降低轻型和普通型患者的重症转化率
武汉 16 家方舱医院收治的均为轻症和普通型患者。据统计，2020 年 2 月 5 日—22 日，各方舱累计收治 10 610 人，重症转送定点医院 763 人，转重比例为 7.2%[7]。其中，唯一由中医医疗团队整建制接管的江夏方舱医院，共收治 564 例患者，无一例转为重症[7]。中医药在降低重症转化率方面取得重大成效，实现既病防变。
1.2.4 深度参与湖北省和武汉市医疗救治工作
此次疫情中，4 900 余名中医药医务人员奔赴湖北抗疫一线，包括 3 名院士和一大批专家，约占援鄂医护人员总数的 13%，为全国 90% 以上的新冠肺炎病患提供了中医药服务[7]。尤其是对于武汉市的重症患者，中医专家对每个患者辨证论治，一人一方，得到患者的高度认可[7]。
1.2.5 深度参与中西医并重的诊疗方案
从国家第 3 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8]开始，各版诊疗方案均提出并不断优化中医治疗方案，推动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全国确诊病例中医药参与救治的比例达 92%，湖北省确诊病例中医药使用率和总有效率超过 90%[9]。以“三方三药”（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为代表的中医药方案，为降低病亡率和提高治愈率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优势，作出了重要贡献[10]。
1.2.6 深度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
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我国以中医药为特色、中西医结合救治患者的系统方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中医药防治的经验为全世界的疫情防控提供了中国“中医经验”和“中医智慧”。江西成立了以中医为主的新冠肺炎援外医疗队。连花清瘟胶囊和金花清感颗粒被中国抗疫专家带到意大利和伊拉克等国家，根据湖北省提供的药方生产的“新冠肺炎湖北预防方颗粒”出口意大利、荷兰等国，当地证实确有疗效[11]。2020 年 4 月 7 日，包括粤抗一号、流感（新冠）预防方等中医药产品在内的一批救援物资于广东出发支援伊朗和智利[12]。此外，多个国家还从中国进口了中药预防方。
2 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当前，我国中医药发展水平与中医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与建立新型现代化中医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还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需求还不相适应。
2.1 中医药在疫情防控和救治中的科学研究和作用认知不足
虽然中医药的全球认知度在不断提升，但行业内外仍存在对中医药的质疑。国内中文期刊中采用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系统评价方法的中医药的临床研究相对较少。在此次新冠肺炎防治中，中医药的突出疗效，总体以案例和专家经验居多，而对采用中西医结合的重症、危重症患者治疗方法而言，难以单纯评价中医药发挥的作用，尚需采用等级更高的证据，用世界公认的方式对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等加以评价[13]。
2.2 中医药传染病医疗救治服务体系不够健全
中医药快速参与国家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的机制还需健全，应对传染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和科研体系亟待完善[9]。中医药疫病防治临床网络尚不健全，中医传染病防控的临床研究基地及实验、数据支撑平台建设不足。各级中医医院传染病科和传染病医院的中医科建设不足，难以提供及时有效的疫情应急救治服务。在中医药应急救治学科建设、中医药应急人才培养方面的投入不足，西医临床医师和公共卫生执业医师接受的中医药教育和培训不足，使中医药应急人才队伍整体力量薄弱，中医药防病的能力与意识难以满足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需求[14]。
2.3 保障中医药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不健全
一些地方的中医药管理体系不健全，应急指挥系统中具有中医药背景和丰富应急指挥经验的人员较少，应急专家系统尚未能很好地建立中医与西医在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病毒研究等方面的有效深度交流机制。依法推动中医药发展的理念和制度还有待强化，各级政府落实推动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应急的职责还需进一步压紧压实[15]。此外，各地中医药应急物资储备数量、质量参差不齐，中医药应急物资储备机制及管理办法不够明确。
3 思考与建议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全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的重要指示精神，我们应当认真思考和规划中医药在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强化中西医在传染病防治和应急管理中的协同作用，以建立新型现代化中医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为目标，以能力建设为重点，以法制建设为保障，以体制建设为基础，以机制建设为支撑，加强中医与西医在认知、体系、管理、技术等方面的融合。
3.1 提升国内外及社会各界对中医药的科学认同
鼓励通过循证医学方法开展中医药临床研究和评价，系统分析有关数据，总结中医药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发展的监测、预判方法，开展基于临床实践的对照研究和系统评估，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取得更高级别的循证依据[16]。建立中西医结合的防控传染病的激励机制，鼓励中医与西医临床工作人员在传染病防控的科研与临床实践中深度合作。坚持文化自信，讲好中医抗疫故事，向全社会科学宣传中医药疗效。
3.2 加强基层中医药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建设
推动中医药与公共卫生系统融合，确保公共卫生体系中纳入中医药服务内容。推进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吸纳中医类人才，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者乡镇卫生院防保科设置专兼职中医类人才，给予政策支持，提升中医药传染病防治能力。同时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与中医医院管理和技术人员转岗、轮换与交流机制。此外，全面提升基层全科医生的中医药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3.3 提升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能力
建立健全中央、省、市、县各级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网络。在国家层面建立重大疫情中西医协同响应与干预平台，依托高水平中医医疗和科研机构建设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建立一批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提升基于中医药实践经验和认识规律的疫病监测、研判、决策和处置能力。在省级以下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中，发挥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特色优势，加强和综合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协调联动，加大中医医院感染科、可转换传染病区、可转换重症监护室等建设力度，建立健全中医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医疗救治、疫后康复网络。同时，加大中医药传染病、重症等学科人才培养力度，创新改革医学和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提升综合运用中医药技术手段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1]。
3.4 提升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中西医并重的法治保障能力
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将中医药融入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12]，深入实施中医药法，修订《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细化中西医协同开展疾病防控的具体要求，将中医药参与新冠肺炎的相关政策和经验以法律制度固化，提高法律规范的刚性约束[15]。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制定中西医融合的应急工作预案，推动落实中西医协同协作工作机制，明确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人员和专家组成员应具有中医药专业背景，技术方案等均应有中医药相关内容，落细落实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救治要求，确保中医药在第一时间参与并全程参与疾病防控和应急处置。
3.5 提升中西医协同医疗救治服务体系的科技保障能力
全力打造一批中医药传染病科研基地，依托国家级中医药大学或中医药研究机构建立国家疫病研究中心，重点开展中医疫病理论创新、临床诊疗方案优化以及中医新药研发等系统研究，形成中医药疫病治疗指南数据库。通过系列培训、业务指导和实践演练等方式，推动研究成果不断服务临床决策。根据需要和可能，在中医药系统内建设 P3 级实验室，为中医疫病防控提供科研数据。通过设立财政专项和开展绩效考核等，推动一批中医医院迅速发展成为重大传染病紧急救治基地。在传染病相关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过程中，积极推广使用中医药诊治技术。同时提高现有中医医疗机构以及综合医院中医科传染病防控能力，加强各级中医医疗机构传染病相关专科建设，综合医院传染病科需要增加中医类专业人员，建立综合医院与中医医院的转诊、会诊和定期交流机制。
3.6 加大中医公共卫生与应急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力度
加大传染病、急救、重症等相关中医类学科建设力度，在中医类院校开设中医急救专业、中医重症专业与中医疫病治疗专业，开展相关本科、硕士与博士学历教育。增加临床教学投入，加强中医药学生传染病学培养和临床重症救治方面的专业培养。同时促进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急救学科建设，持续提升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急救水平，着力打造具有丰富中医理论的高水平中医急救队伍、中医疫病治疗队伍与中医重症医学队伍。
3.7 完善符合中医特点的医保支付政策
从促进中医药的传承和使用出发，遵循中医药固有规律，突出中医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为突破口，深入研究从供需双侧激励中医药服务提供与使用的政策。在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中医药治疗技术的特点，从中医药优势特色突出、临床疗效确切、治疗风险可控、临床路径明晰的病种入手，推进中医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不断完善相关制度。
3.8 发挥中医药在国际疫情应对中的重要作用
充分发挥海外中医中心的枢纽作用，有效分享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加强国际合作，争取以中医药的实效获取国外政府及行业组织的支持认可，在法律制度、医疗体系上取得突破。加强中医药疫病国际学术研究，用临床研究成果推动国际主流医学界认可中医药治疗感染性疾病的作用。同时结合海外中医中心发展需求和现实情况，研究海外中医中心准入机制和建设标准，参照国家汉办孔子学院专项经费模式，给予中心一定的经费使用自主权，定期评价考核，放大海外中医中心品牌效应。建立中医药国际发展联盟，推进中医药国际化进程。
3.9 建立完善国家中药应急储备机制
制定并完善中医药应急物资法律法规，完善中医药应急物资管理体系，明确中医药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国家中医药应急储备体系及供应管理，建立国家储备库，加大中药材仓库的标准化、规模化建设，加强中医药专业检测和管理人才的培育。建立中医药应急物资现代化配送体系，完善物资分配系统[17]。
3.10 全面推进中医和西医的交流合作与融合
开展疾病治疗疗效标准的学术交流，推动增进共识，发挥中西医结合优势。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基层提供中医药服务，鼓励中医医院牵头建设城市医联体和县域医共体，促进中西医体系融合。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和深化医改规划中，统筹好中西医发展和改革工作，优化相关资源结构和布局，促进中西医管理融合。同时深入实施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试点，整合资源，优势互补，提高重大疑难病、急危重症临床疗效，促进技术融合。
4 小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18]。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贡献，认真总结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经验做法，着力在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促进新时代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