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张斐, 张永洪, 杜鹃, 黄雪梅, 何玲, 王小林, 徐岁寒, 李军. 急诊创伤全身麻醉手术患者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分析. 华西医学, 2021, 36(7): 894-899. doi: 10.7507/1002-0179.202105164 复制
急诊创伤是全球范围致死致残的主要原因,全球每年因创伤死亡的人数达 580 万人,占整体全因死亡人数的 10%[1-3]。急诊创伤手术往往比择期手术在围手术期有更高的病死率,而其中大部分的死亡发生在入院后 72 h 内。在发展中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急诊创伤的发生率以及入院后死亡率比发达国家更高,其中,急诊创伤患者术后的死亡率较高[2, 4]。如何减少急诊创伤患者的院内死亡率成为全球的挑战。现有研究发现创伤引起的呼吸衰竭、内环境紊乱、肾功能损伤、凝血功能损伤与创伤后死亡密切相关[2, 5-12],但是目前鲜有针对接受全身麻醉手术的创伤患者术后短期死亡的危险因素的相关研究,对于如何进行创伤患者的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尚无统一指导意见。本研究拟利用医院信息系统数据信息,探讨急诊创伤全身麻醉手术患者 7 d 内死亡的相关危险因素,初步探索围手术期管理目标,进一步提供临床指导建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基于医院信息系统数据库,对我院急诊创伤全身麻醉手术患者入院 7 d 内死亡危险因素进行分析。本研究通过绵阳市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并批准豁免患者知情同意书(伦理批号:S-2021-024)。
1.2 研究对象及匹配方法
1.2.1 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在 2019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由急诊入院并接受全身麻醉手术的创伤患者。排除标准:① 基本人口学信息不完整或无从查证;② 转归情况不明或无从追溯。根据患者入院 7 d 内死亡与否,将患者分为病例组(死亡)和对照组(非死亡)。
1.2.2 匹配方法
以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创伤手术类型为匹配变量,按病例组∶对照组 1∶5 的比例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score matching,PSM)。
1.3 研究内容
1.3.1 资料收集
使用专门设计的电子表格收集所有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的人口学资料和临床诊疗资料。收集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姓名、性别、年龄)、临床资料(诊断、手术方式、手术日期、出院时间、临床结局等)、实验室检验资料(血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血气分析、凝血功能、心肌酶谱等)及围手术期资料[术中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心率、体温等]。其中患者人口学资料、出入院信息、出入院诊断、临床转归等基本信息来源于医院信息管理中心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库,患者手术麻醉中基本生命体征、麻醉方式及用药、手术方式、术中出入量等资料来源于手术麻醉信息管理系统。
1.3.2 麻醉选择
所有患者进入手术室后,立即进行基本生命体征监护,建立静脉通道,根据患者病情及手术需要决定是否建立高级监测手段(如有创动脉压、中心静脉压监测等)。麻醉诱导采用静脉麻醉药(丙泊酚/依托咪酯)、肌松药(罗库溴铵/顺式阿曲库铵/维库溴铵/琥珀胆碱)、舒芬太尼、咪达唑仑等药物进行常规或快顺序诱导,麻醉维持采用静脉、吸入或静吸复合麻醉。
1.3.3 术中血压测量
患者术中血压由无创袖带血压计或者有创动脉血压测得,当 2 种测量方式同时存在时,选择有创动脉血压测量值。记录术中持续至少 5 min 的最低 MAP,当 MAP 缺失时,按照计算公式 MAP=(收缩压–舒张压)×1/3+舒张压,计算得出。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在经 Excel 软件统计整理后,导入 R 4.0.3 软件、SPSS 26.0 软件进行分析。统计描述:对于连续性变量,符合正态分布的变量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变量用中位数(下四分位数,上四分位数)表示;对于分类变量,以例数和/或百分比表示。统计推断:正态分布连续性变量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不齐时采用 t’ 检验),非正态分布连续性变量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分类变量采用 χ2 检验,若不满足使用 χ2 检验条件,则使用 Fisher 确切概率法。将单因素分析中 P<0.20 的因素导入多因素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同时结合临床经验剔除部分存在明显多重共线性的变量,采用条件向前逐步法,计算危险因素的比值比(odds ratio,OR)及其 95% 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双侧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患者纳入及匹配结果
满足纳入标准的患者共 2 532 例,排除转归信息不明、结局不明者 96 例,共 2 436 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入院后接受全身麻醉手术 7 d 内死亡的患者共 19 例进入预病例组,入院后接受全身麻醉手术 7 d 内存活的患者共 2 417 例进入预对照组。经 PSM 匹配后,预病例组全部患者均有 5 例匹配对象,预对照组中共 95 例进入对照组,2 322 例未匹配。见图 1。

2.2 单因素分析结果
对照组和病例组年龄、性别,术前是否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以及手术类型、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绝对值、血清钾离子、血清镁离子、总胆红素、脑钠肽前体和手术时长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术前是否合并消化系统疾病、入院意识状态、血小板计数、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浓度、血细胞比容、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国际标准化比值(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FIB)、血清钠离子、血清氯离子、血清钙离子、剩余碱、乳酸、血糖、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白蛋白、尿素、肌酐、肾小球滤过率、降钙素原、肌酸激酶同工酶、肌红蛋白、超敏肌钙蛋白、围手术期体温<36℃、术中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机械通气>24 h、术中 MAP<60 mm Hg(1 mm Hg=0.133 kPa)、术中失血量方面,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3 多因素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
将单因素分析中P<0.20 的变量通过逐步法建立多因素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根据临床经验,血浆红细胞计数与血红蛋白浓度、血细胞比容间,PT 与 INR、APTT、FIB 间,谷丙转氨酶与谷草转氨酶、白蛋白间,尿素与肌酐、肾小球滤过率间,肌酸激酶同工酶与肌红蛋白、肌钙蛋白、超敏肌钙蛋白间,术中 MAP<60 mm Hg 与使用血管活性药、术中失血量、肾小球滤过率间,剩余碱与乳酸间,白细胞计数与中性粒细胞绝对值间存在共线性。因此,我们将术前合并心脏病、术前合并消化系统疾病、入院意识状态、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血红蛋白、PT、血清钠离子、血清氯离子、血清钙离子<2.0 mmol/L、剩余碱、血糖、白蛋白、降钙素原、围手术期体温<36℃、肌酸激酶同工酶、机械通气>24 h、术中 MAP<60 mm Hg 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采用逐步法进行分析,最终入院昏迷状态、围手术期体温<36℃、术中 MAP<60 mm Hg、血清钙离子<2.0 mmol/L、PT 5 个自变量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3。


3 讨论
本研究最终建立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包括入院意识状态、低钙、凝血功能障碍、低体温及低血压 5 种因素。
围手术期低血压与术后死亡关系密切。Bijker 等[13]发现术中出现低血压时,手术死亡率增加。Monk 等[7]研究发现,当术中出现 MAP<60 mm Hg 时,术后死亡风险增加约 2 倍。本研究中,术中低血压共 36 例,其中死亡 14 例,占死亡病例的 73.7%,术后死亡风险较 60 mm Hg 及以上患者显著增加(OR=12.158,P=0.011)。这一结果提示,在创伤患者的麻醉管理中,应高度重视动脉血压,通过容量管理辅助血管活性药物,维持 MAP>60 mm Hg,对减少术后死亡率至关重要。
Sartorius 等[14]将意识状态评分纳入创伤患者院内死亡预测模型,发现其能较准确预测院内死亡。本研究结果也显示,病例组中 12 例(63.2%)患者入院时为昏迷状态,合并严重颅脑外伤,提示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是术后死亡的主要群体;入院昏迷状态的患者较清醒患者围手术期死亡风险增加,入院昏迷状态是创伤患者术后早期死亡的独立预测指标(OR=9.961,P=0.024)。
有研究表明,术中低血压、低吸入麻醉药最低肺泡浓度(minimal alveolar concentration,MAC)、低脑电双频指数(bispectral index,BIS)与患者术后 30 d 以及远期死亡率相关[15]。但仅对急诊创伤患者“三低”现象对死亡率的影响研究甚少,本研究也未采取常规监测患者术中 MAC 及 BIS。有研究发现,BIS 值与患者意识状态密切相关,BIS 随着意识的减弱而减小[16-17],术前昏迷可代表 BIS 值较低,全身麻醉期间麻醉药物用量必然较少。我们由此推论,围手术期院前昏迷、术中低血压,同时麻醉药用量较少,仍预示这些创伤患者术后早期死亡风险较高,但尚需今后研究进一步论证。
围手术期低体温表明患者可能存在中枢体温调节功能障碍,可能有产热功能减退或者血管扩张散热增加。大量研究表明,低体温是围手术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能导致死亡率显著增加[3]。同时有研究表明,低体温的出现可能会导致其他的并发症如多器官功能衰竭、脓毒血症等[18]。本研究中病例组有 10 例(52.6%)患者围手术期体温<36℃,而对照组中仅有 3 例(3.2%)患者围手术期体温<36℃;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围手术期体温<36℃ 的患者术后死亡风险较体温≥36℃ 的患者风险显著增加(OR=23.052,P=0.024)。可见,对于急诊创伤患者而言,围手术期体温<36℃ 就会造成术后死亡风险显著升高,提示在多发伤、严重失血的创伤患者的麻醉管理中密切监测体温,积极使用保温手段,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可能更有助于降低死亡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 PT 延长,患者术后死亡的风险逐渐增加(OR=1.048,P=0.042),表明 PT 可作为创伤患者术后早期死亡的独立预测指标。Chang 等[8]研究发现,除了大量补液、酸中毒、低体温等传统导致凝血功能障碍的原因外,创伤是诱发凝血功能障碍的独立因素,其发展过程可能与 C 蛋白的激活、血小板功能下降、血管内皮损伤等有关,但是具体机制尚不明确,还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提供证据,指导麻醉管理。
研究表明入院时低 pH 值、大量输注晶体液、入院时低收缩压均与低钙血症有关,当血清钙离子<0.9 mmol/L 时,患者的死亡率显著增加[19]。钙离子在维持凝血功能、心血管稳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血清总钙比血清钙离子更能反映机体钙缺失情况,本研究中低钙(OR=33.853,P=0.008)是创伤患者术后早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围手术期增加血钙浓度可能降低患者术后死亡风险。
结合以上讨论,“四低一长”(入院昏迷状态、低体温、术中低 MAP、低钙,PT 延长)是创伤全身麻醉手术患者 7 d 内死亡的危险因素,该模型有助于预测创伤患者术后死亡风险,有助于临床更好地识别高危患者进行相应处理,减少创伤患者短期死亡率。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首先,回顾性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医院信息管理数据库,在数据保存和提取过程中可能存在数据准确性降低。本研究中样本量较小,PSM 配对比例较大(1∶5)可能造成结果偏倚。本研究病例组和对照组中患者的年龄范围在 50~70 岁,研究结论可能在其他年龄段不适用。最后,本研究结果基于回顾性研究得出,还需后期大量前瞻性研究、随机对照研究进行论证。
急诊创伤是全球范围致死致残的主要原因,全球每年因创伤死亡的人数达 580 万人,占整体全因死亡人数的 10%[1-3]。急诊创伤手术往往比择期手术在围手术期有更高的病死率,而其中大部分的死亡发生在入院后 72 h 内。在发展中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急诊创伤的发生率以及入院后死亡率比发达国家更高,其中,急诊创伤患者术后的死亡率较高[2, 4]。如何减少急诊创伤患者的院内死亡率成为全球的挑战。现有研究发现创伤引起的呼吸衰竭、内环境紊乱、肾功能损伤、凝血功能损伤与创伤后死亡密切相关[2, 5-12],但是目前鲜有针对接受全身麻醉手术的创伤患者术后短期死亡的危险因素的相关研究,对于如何进行创伤患者的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尚无统一指导意见。本研究拟利用医院信息系统数据信息,探讨急诊创伤全身麻醉手术患者 7 d 内死亡的相关危险因素,初步探索围手术期管理目标,进一步提供临床指导建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基于医院信息系统数据库,对我院急诊创伤全身麻醉手术患者入院 7 d 内死亡危险因素进行分析。本研究通过绵阳市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并批准豁免患者知情同意书(伦理批号:S-2021-024)。
1.2 研究对象及匹配方法
1.2.1 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在 2019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由急诊入院并接受全身麻醉手术的创伤患者。排除标准:① 基本人口学信息不完整或无从查证;② 转归情况不明或无从追溯。根据患者入院 7 d 内死亡与否,将患者分为病例组(死亡)和对照组(非死亡)。
1.2.2 匹配方法
以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创伤手术类型为匹配变量,按病例组∶对照组 1∶5 的比例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score matching,PSM)。
1.3 研究内容
1.3.1 资料收集
使用专门设计的电子表格收集所有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的人口学资料和临床诊疗资料。收集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姓名、性别、年龄)、临床资料(诊断、手术方式、手术日期、出院时间、临床结局等)、实验室检验资料(血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血气分析、凝血功能、心肌酶谱等)及围手术期资料[术中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心率、体温等]。其中患者人口学资料、出入院信息、出入院诊断、临床转归等基本信息来源于医院信息管理中心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库,患者手术麻醉中基本生命体征、麻醉方式及用药、手术方式、术中出入量等资料来源于手术麻醉信息管理系统。
1.3.2 麻醉选择
所有患者进入手术室后,立即进行基本生命体征监护,建立静脉通道,根据患者病情及手术需要决定是否建立高级监测手段(如有创动脉压、中心静脉压监测等)。麻醉诱导采用静脉麻醉药(丙泊酚/依托咪酯)、肌松药(罗库溴铵/顺式阿曲库铵/维库溴铵/琥珀胆碱)、舒芬太尼、咪达唑仑等药物进行常规或快顺序诱导,麻醉维持采用静脉、吸入或静吸复合麻醉。
1.3.3 术中血压测量
患者术中血压由无创袖带血压计或者有创动脉血压测得,当 2 种测量方式同时存在时,选择有创动脉血压测量值。记录术中持续至少 5 min 的最低 MAP,当 MAP 缺失时,按照计算公式 MAP=(收缩压–舒张压)×1/3+舒张压,计算得出。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在经 Excel 软件统计整理后,导入 R 4.0.3 软件、SPSS 26.0 软件进行分析。统计描述:对于连续性变量,符合正态分布的变量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变量用中位数(下四分位数,上四分位数)表示;对于分类变量,以例数和/或百分比表示。统计推断:正态分布连续性变量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不齐时采用 t’ 检验),非正态分布连续性变量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分类变量采用 χ2 检验,若不满足使用 χ2 检验条件,则使用 Fisher 确切概率法。将单因素分析中 P<0.20 的因素导入多因素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同时结合临床经验剔除部分存在明显多重共线性的变量,采用条件向前逐步法,计算危险因素的比值比(odds ratio,OR)及其 95% 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双侧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患者纳入及匹配结果
满足纳入标准的患者共 2 532 例,排除转归信息不明、结局不明者 96 例,共 2 436 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入院后接受全身麻醉手术 7 d 内死亡的患者共 19 例进入预病例组,入院后接受全身麻醉手术 7 d 内存活的患者共 2 417 例进入预对照组。经 PSM 匹配后,预病例组全部患者均有 5 例匹配对象,预对照组中共 95 例进入对照组,2 322 例未匹配。见图 1。

2.2 单因素分析结果
对照组和病例组年龄、性别,术前是否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以及手术类型、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绝对值、血清钾离子、血清镁离子、总胆红素、脑钠肽前体和手术时长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术前是否合并消化系统疾病、入院意识状态、血小板计数、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浓度、血细胞比容、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国际标准化比值(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FIB)、血清钠离子、血清氯离子、血清钙离子、剩余碱、乳酸、血糖、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白蛋白、尿素、肌酐、肾小球滤过率、降钙素原、肌酸激酶同工酶、肌红蛋白、超敏肌钙蛋白、围手术期体温<36℃、术中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机械通气>24 h、术中 MAP<60 mm Hg(1 mm Hg=0.133 kPa)、术中失血量方面,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3 多因素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
将单因素分析中P<0.20 的变量通过逐步法建立多因素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根据临床经验,血浆红细胞计数与血红蛋白浓度、血细胞比容间,PT 与 INR、APTT、FIB 间,谷丙转氨酶与谷草转氨酶、白蛋白间,尿素与肌酐、肾小球滤过率间,肌酸激酶同工酶与肌红蛋白、肌钙蛋白、超敏肌钙蛋白间,术中 MAP<60 mm Hg 与使用血管活性药、术中失血量、肾小球滤过率间,剩余碱与乳酸间,白细胞计数与中性粒细胞绝对值间存在共线性。因此,我们将术前合并心脏病、术前合并消化系统疾病、入院意识状态、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血红蛋白、PT、血清钠离子、血清氯离子、血清钙离子<2.0 mmol/L、剩余碱、血糖、白蛋白、降钙素原、围手术期体温<36℃、肌酸激酶同工酶、机械通气>24 h、术中 MAP<60 mm Hg 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采用逐步法进行分析,最终入院昏迷状态、围手术期体温<36℃、术中 MAP<60 mm Hg、血清钙离子<2.0 mmol/L、PT 5 个自变量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3。


3 讨论
本研究最终建立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包括入院意识状态、低钙、凝血功能障碍、低体温及低血压 5 种因素。
围手术期低血压与术后死亡关系密切。Bijker 等[13]发现术中出现低血压时,手术死亡率增加。Monk 等[7]研究发现,当术中出现 MAP<60 mm Hg 时,术后死亡风险增加约 2 倍。本研究中,术中低血压共 36 例,其中死亡 14 例,占死亡病例的 73.7%,术后死亡风险较 60 mm Hg 及以上患者显著增加(OR=12.158,P=0.011)。这一结果提示,在创伤患者的麻醉管理中,应高度重视动脉血压,通过容量管理辅助血管活性药物,维持 MAP>60 mm Hg,对减少术后死亡率至关重要。
Sartorius 等[14]将意识状态评分纳入创伤患者院内死亡预测模型,发现其能较准确预测院内死亡。本研究结果也显示,病例组中 12 例(63.2%)患者入院时为昏迷状态,合并严重颅脑外伤,提示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是术后死亡的主要群体;入院昏迷状态的患者较清醒患者围手术期死亡风险增加,入院昏迷状态是创伤患者术后早期死亡的独立预测指标(OR=9.961,P=0.024)。
有研究表明,术中低血压、低吸入麻醉药最低肺泡浓度(minimal alveolar concentration,MAC)、低脑电双频指数(bispectral index,BIS)与患者术后 30 d 以及远期死亡率相关[15]。但仅对急诊创伤患者“三低”现象对死亡率的影响研究甚少,本研究也未采取常规监测患者术中 MAC 及 BIS。有研究发现,BIS 值与患者意识状态密切相关,BIS 随着意识的减弱而减小[16-17],术前昏迷可代表 BIS 值较低,全身麻醉期间麻醉药物用量必然较少。我们由此推论,围手术期院前昏迷、术中低血压,同时麻醉药用量较少,仍预示这些创伤患者术后早期死亡风险较高,但尚需今后研究进一步论证。
围手术期低体温表明患者可能存在中枢体温调节功能障碍,可能有产热功能减退或者血管扩张散热增加。大量研究表明,低体温是围手术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能导致死亡率显著增加[3]。同时有研究表明,低体温的出现可能会导致其他的并发症如多器官功能衰竭、脓毒血症等[18]。本研究中病例组有 10 例(52.6%)患者围手术期体温<36℃,而对照组中仅有 3 例(3.2%)患者围手术期体温<36℃;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围手术期体温<36℃ 的患者术后死亡风险较体温≥36℃ 的患者风险显著增加(OR=23.052,P=0.024)。可见,对于急诊创伤患者而言,围手术期体温<36℃ 就会造成术后死亡风险显著升高,提示在多发伤、严重失血的创伤患者的麻醉管理中密切监测体温,积极使用保温手段,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可能更有助于降低死亡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 PT 延长,患者术后死亡的风险逐渐增加(OR=1.048,P=0.042),表明 PT 可作为创伤患者术后早期死亡的独立预测指标。Chang 等[8]研究发现,除了大量补液、酸中毒、低体温等传统导致凝血功能障碍的原因外,创伤是诱发凝血功能障碍的独立因素,其发展过程可能与 C 蛋白的激活、血小板功能下降、血管内皮损伤等有关,但是具体机制尚不明确,还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提供证据,指导麻醉管理。
研究表明入院时低 pH 值、大量输注晶体液、入院时低收缩压均与低钙血症有关,当血清钙离子<0.9 mmol/L 时,患者的死亡率显著增加[19]。钙离子在维持凝血功能、心血管稳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血清总钙比血清钙离子更能反映机体钙缺失情况,本研究中低钙(OR=33.853,P=0.008)是创伤患者术后早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围手术期增加血钙浓度可能降低患者术后死亡风险。
结合以上讨论,“四低一长”(入院昏迷状态、低体温、术中低 MAP、低钙,PT 延长)是创伤全身麻醉手术患者 7 d 内死亡的危险因素,该模型有助于预测创伤患者术后死亡风险,有助于临床更好地识别高危患者进行相应处理,减少创伤患者短期死亡率。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首先,回顾性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医院信息管理数据库,在数据保存和提取过程中可能存在数据准确性降低。本研究中样本量较小,PSM 配对比例较大(1∶5)可能造成结果偏倚。本研究病例组和对照组中患者的年龄范围在 50~70 岁,研究结论可能在其他年龄段不适用。最后,本研究结果基于回顾性研究得出,还需后期大量前瞻性研究、随机对照研究进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