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多年里，左心室辅助装置（left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LVAD）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由于其对终末期心力衰竭（心衰）患者生活质量和生存结局的有利影响，LVAD已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心脏移植前的桥接治疗和终点治疗[1]。二尖瓣反流（mitral regurgitation，MR）是终末期心衰的常见表现，大多为功能性MR，在接受LVAD植入的患者中高达40%～70%[2]。LVAD植入后的机械卸载通常可以通过左心室减压和衰竭心室的反向重塑来减轻MR的严重程度[3]。从理论上讲，无论MR机制如何，在LVAD植入后所有Carpentier分型的MR程度都会减轻[4]。然而，国外研究表明，LVAD植入术后仍有20%～30%的患者存在严重的MR[3]，严重的残余MR会增加术后持续性肺动脉高压、右心衰竭、再入院和肾衰竭的风险[3, 5]。伴随的MVP会增加手术的风险和复杂性，严重的基线MR在LVAD植入期间是否应该同时干预仍有较多争议[6-7]。目前的研究大多使用的为第二代轴流式LVAD，本研究比较国产第三代磁悬浮LVAD植入是否同期行二尖瓣成形术（mitral valvuloplasty，MVP）的早期临床结果，旨在探讨国产第三代磁悬浮LVAD植入同期行MVP的安全性及可行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和排除标准
回顾性分析2018年5月—2023年3月于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接受LVAD植入合并术前中重度MR的17例终末期心衰患者的临床资料。终末期心衰的诊断标准采用《2021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急慢性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8]中的定义。根据LVAD植入是否同期行MVP，将患者分为LVAD组和LVAD+ MVP组。纳入标准：（1）年龄≥14岁；（2）中重度MR：经胸超声心动图示MR容积≥30 mL，或MR分数≥30%，或MR射流面积≥4 cm2，或有效反流口面积≥0.2 cm2[9]；（3）存在不可逆的心衰病因。排除标准：（1）心力衰竭系由未纠正的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心包疾病、甲状腺疾病引起或与之相关；（2）无法耐受抗凝或抗血小板治疗；（3）术前终末器官或多器官功能衰竭；（4）术前右心室功能严重不全。
1.2 手术方法
对于接受LVAD作为终点治疗，并且术中经食管超声提示为重度MR的终末期心衰患者，我们计划同期行MVP。重度MR的诊断标准采用《2021中国成人心脏瓣膜病超声心动图规范化检查专家共识》中的定义[9]
全身麻醉、气管插管后，经食管超声再次检查心内结构。正中胸骨切开，根据植入LVAD类型决定是否提前建立LVAD囊袋（位于左上腹）。经主动脉及上、下腔静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阻断升主动脉，主动脉根部顺行性灌注心脏停跳液。如果同期行MVP，则经房间沟入路切开左房或经右房-房间隔入路，探查二尖瓣，选择合适大小的成形环，间断缝合。注水试验提示二尖瓣关闭满意后，连续缝合关闭入路切口。将LVAD链接台下控制器进行功能测试。于左锁骨中线肋缘下三横指平面交点处做直径约8 mm的皮肤及皮下组织切口，钝性分离，建立经皮线缆隧道。在左前降支与第2对角支之间无血管区域定位打孔；修剪肌小梁及肌束后，植入LVAD入血管及血泵。复温，经主动脉根部充分心内排气，开放升主动脉，心脏自动复跳。于升主动脉右前侧壁置侧壁钳，纵行切开1～1.5 cm，连续缝合将出血管端侧吻合于升主动脉，充分排气后开放侧壁钳（LVAD暂未启动）。经食管超声再次确认心腔内无气体残留，启动LVAD。逐渐调整泵速及流量，同步渐减体外循环流量直至停机。常规止血、关胸。
1.3 观察指标
基线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心衰的病因、病史、心功能分级、超声心动图资料等。超声心动图资料包括左心室射血分数、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肺动脉收缩压、平均肺动脉压、MR等。围手术期资料包括血流动力学资料、手术资料及术后并发症。血流动力学资料包括术前及术后72 h经Swan-Ganz漂浮导管测量的心输出量、中心静脉压、肺动脉收缩压、平均肺动脉压等。手术资料包括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机械通气时间及ICU停留时间。记录术后并发症，如术后1个月内死亡、MR复发、急性肾损伤、二次开胸、右心衰竭、消化道出血、血栓栓塞等。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描述，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中位数（上下四分位数）[M（P25，P75）]描述，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5 伦理审查
本研究已通过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临床试验伦理委员会审查，编号：（2021）伦审第（17）号。
2 结果
2.1 患者基线资料
LVAD组4例，均为男性，年龄（43.5±5.9）岁；LVAD+ MVP组13例，其中男10例，女3例，年龄（46.8±16.7）岁。所有患者心衰病因均为扩张性心肌病，NYHA心功能均为IV级。两组患者中重度主动脉瓣反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余基线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例（%）/
]
2.2 血流动力学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血流动力学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2h LVAD+MVP组肺动脉收缩压、平均肺动脉压明显低于LVAD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术前相比，术后72 h LVAD组中心静脉压显著降低（P=0.028），心输出量显著升高（P=0.03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2h LVAD+MVP组中心静脉压、肺动脉收缩压、平均动脉压显著降低，心输出量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资料比较 [
]
2.3 超声心动图资料比较
两组术前超声心动图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LVAD组相比，LVAD+MVP组术后1周肺动脉收缩压（P<0.01）显著较低；术后1个月肺动脉收缩压及平均肺动脉压显著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术前相比，LVAD组术后1周、1个月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均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LVAD+MVP组术后1周、1个月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肺动脉收缩压、平均肺动脉压、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均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LVAD+MVP组术后1周左心室射血分数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个月左心室射血分数明显升，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两组患者超声心动图资料比较 [
]
2.3 围手术期资料比较
与LVAD组相比，LVAD+MVP组伴随的手术显著较多（P<0.01），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机械通气时间有所增加，ICU停留时间有所减少，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术后1个月死亡率、中重度MR复发、急性肾损伤、二次开胸、消化道出血及血栓栓塞等并发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4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资料比较 [M（P25， P75）/ 例（%）]
3 讨论
伴随的二尖瓣手术会增加手术的风险和复杂性，严重的术前MR在LVAD植入期间是否应该同时干预仍有较多争议[6, 7]。2013年国际心肺移植学会（ISHLT）机械循环支持指南[10]不建议在LVAD植入期间对术前重度MR的患者进行常规二尖瓣修复或置换（III类推荐，C级证据）。然而，2019年欧洲心胸外科协会（EACTS）长期机械循环支持专家共识[11]建议：对于选定的患者，可以考虑手术修复重度MR（IIb类推荐，C级证据）。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6, 12-15]表明，LVAD植入同期干预术前中重度MR可持续减少 MR、显著降低肺血管阻力、晚期右心衰竭和再入院的风险。目前的研究大多使用第二代轴流式LVAD，本研究为国内首次比较国产第三代磁悬浮LVAD植入是否同期行MVP的早期临床结果。
血流动力学及超声心动图评价结果显示，LVAD+MVP组术后早期肺动脉收缩压、平均肺动脉压较LVAD组明显改善，血流动力学明显较好。类似地，Robertson等[12]对美国INTERMACS数据库的分析显示，伴随的MVP可以显著降低肺血管阻力和肺动脉收缩压。Tanaka等[13]的单中心研究也表明，与单独LVAD植入后MR自然消退的患者相比，接受手术干预MR的患者术后MR的复发率显著较低，血流动力学和生存结局更好。此外，国外研究[16]表明，术前严重的肺动脉高压是导致心脏移植术后发生急性右心功能衰竭的重要危险因素，会显著增加术后早期死亡率。因此，对于术前合并严重肺动脉高压接受LVAD植入作为心脏移植前桥接治疗的终末期心衰患者，伴随的MVP可能是有益的。
心脏瓣膜病是终末期心衰的常见表现，国外研究表明，在接受LVAD植入的患者中主动脉瓣的病变率为20%，二尖瓣的病变率为40%～70%，三尖瓣的病变率为30%～50%[2]。国外最近两项研究[17-18]表明，与单独LVAD植入组相比，伴随瓣膜手术组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术后机械通气时间、术后ICU停留时间显著增多，但术后早期和晚期生存率无明显差异。然而，最近Iqbal等[19]的一项荟萃分析表明，同期行主动脉瓣手术会显著增加术后早期和晚期死亡率，其原因可能与术中出血量较多、体外循环时间较长导致心肌长时间缺血性损伤相关。本研究LVAD组1例患者因主动脉瓣重度反流同期接受了主动脉瓣置换术，两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机械通气时间及ICU停留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该患者术后25 d突发室性心律失常，心脏骤停，抢救无效。LVAD+MVP组5例患者接受了肾脏替代治疗，其中4例（80%）术前肾小球滤过率<60 mL/（min·L·73 m2）。类似的，Asleh等[20]报道了54例LVAD植入后发生急性肾损伤接受肾脏替代治疗的患者，其中45例（83%）术前肾小球滤过率<60 mL/（min·L.73 m2）。因此，LVAD+MVP组术后5例患者发生急性肾损伤的原因可能主要与术前肾功能不全相关，与伴随的MVP可能无直接相关。对于术前合并严重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术后应密切关注肾功能变化。
出血和血栓是LVAD植入的常见并发症，在成人和儿童患者中的发生率分别高达30%、50%[21]。本研究LVAD+MVP组1例16岁患者术后11天因胸骨后血肿二次开胸探查止血，开胸探查发现为胸骨后渗血。其原因可能与LVAD植入后凝血-纤溶系统异常激活、术后抗凝和抗血小板治疗相关。据报道，LVAD植入后1～2周凝血-纤溶系统开始异常激活，这种状态通常会持续6～12个月，然后逐渐降至正常水平[21]。胃肠道出血也是LVAD植入后的常见并发症，约发生在30%的患者中，并且40%的既往胃肠道出血患者会反复发作，术后1年、3年 和 5 年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 21%、27% 和 31%，会显著增加随后发生血栓栓塞的风险[22]。Stulak等[23]的研究表明，既往有消化道出血的患者随后发生血栓栓塞的风险增加了7.4倍，对于年龄>70岁的患者，这种影响更加显著，随后发生血栓栓塞的风险增加了15倍。最近Del Rio‐Pertuz等[24]的一项系统综述阐述，患者自身的胃肠道动静脉畸形（29%）和胃炎病史（22%）是LVAD植入后发生胃肠道出血的主要原因，LVAD植入后的凝血-纤溶系统异常激活、抗凝和抗血小板治疗等内外在因素也会增加其发生率，但LVAD的影响是次要的。LVAD+MVP组1例患者术后出现黑便；1例患者有多年胃炎病史，术后先后出现消化道大出血、下肢血栓形成，可能主要与其胃炎病史相关。术前细致、全面的评估，术后严密监测抗凝指标对于预防术后消化道出血至关重要。
本研究术后1个月两组死亡率、急性肾损伤、二次开胸及消化道出血等并发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koh等[25]的一项观察性研究显示，以LVAD作为终点治疗的中重度MR患者术后早期和中期随访的生存率均较低，这些患者均未同期行MVP。然而，Robertson等[12]对INTERMACS数据库的分析表明，以LVAD作为终点治疗并同期行MVP的中重度MR患者术后有长期生存优势。结合目前的指南和最近的研究，自2021年9月起，本中心调整了手术策略，对于接受LVAD作为终点治疗，术中经食管超声提示重度MR的患者，计划同期行MVP。本研究随访时间较短，未能观察到伴随MVP的显著优势。Kawabori等[7]的单中心研究未能证明同期行MVP的重度MR患者术后早、中期预后较好，其认为伴随的MVP是没有必要的。然而，Pawale等[6]的研究表明，两组患者术后30 d死亡率无明显差异，但伴随MVP组术后2年的生存率和免心衰再入院率显著较高。两项单中心研究[14, 15]也表明，同期MVP可以显著降低心衰相关的再入院率，显著降低晚期发生右心衰竭的风险。综上所述，伴随的MVP可能是有益的，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确定哪些患者可以受益于伴随的MVP。
本研究有以下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样本量较小，研究结果需通过大样本量的前瞻性或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验证。其次，随访时间较短，需通过长期随访，进一步观察中远期结果。另外，我们同期行MVP是根据术中经食管超声的结果，而本研究纳入了术前经胸超声提示为中重度MR患者，研究结果可能存在选择偏倚。最后，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资料不完整，部分患者术后肺毛细血管楔压和肺血管阻力资料缺失，本研究未能进一步比较。
综上所述， 国产第三代磁悬浮LVAD植入同期行MVP是安全且可行的，伴随的MVP可能会改善术后血流动力学，没有显著增加围手术期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伴随的MVP可能是有益的，未来需要进一步随访观察长期疗效，需要进一步研究确定哪些患者可以受益于伴随的MVP。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王志华负责课题设计、数据分析和论文撰写；赵泽原及段晓夏负责数据收集、整理和统计学分析；胡俊龙及孙俊杰负责部分数据收集、术后随访；刘琨、王圣负责研究指导和论文修改；程兆云参与论文选题、设计和审阅，负责经费支持。
在过去的20多年里，左心室辅助装置（left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LVAD）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由于其对终末期心力衰竭（心衰）患者生活质量和生存结局的有利影响，LVAD已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心脏移植前的桥接治疗和终点治疗[1]。二尖瓣反流（mitral regurgitation，MR）是终末期心衰的常见表现，大多为功能性MR，在接受LVAD植入的患者中高达40%～70%[2]。LVAD植入后的机械卸载通常可以通过左心室减压和衰竭心室的反向重塑来减轻MR的严重程度[3]。从理论上讲，无论MR机制如何，在LVAD植入后所有Carpentier分型的MR程度都会减轻[4]。然而，国外研究表明，LVAD植入术后仍有20%～30%的患者存在严重的MR[3]，严重的残余MR会增加术后持续性肺动脉高压、右心衰竭、再入院和肾衰竭的风险[3, 5]。伴随的MVP会增加手术的风险和复杂性，严重的基线MR在LVAD植入期间是否应该同时干预仍有较多争议[6-7]。目前的研究大多使用的为第二代轴流式LVAD，本研究比较国产第三代磁悬浮LVAD植入是否同期行二尖瓣成形术（mitral valvuloplasty，MVP）的早期临床结果，旨在探讨国产第三代磁悬浮LVAD植入同期行MVP的安全性及可行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和排除标准
回顾性分析2018年5月—2023年3月于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接受LVAD植入合并术前中重度MR的17例终末期心衰患者的临床资料。终末期心衰的诊断标准采用《2021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急慢性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8]中的定义。根据LVAD植入是否同期行MVP，将患者分为LVAD组和LVAD+ MVP组。纳入标准：（1）年龄≥14岁；（2）中重度MR：经胸超声心动图示MR容积≥30 mL，或MR分数≥30%，或MR射流面积≥4 cm2，或有效反流口面积≥0.2 cm2[9]；（3）存在不可逆的心衰病因。排除标准：（1）心力衰竭系由未纠正的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心包疾病、甲状腺疾病引起或与之相关；（2）无法耐受抗凝或抗血小板治疗；（3）术前终末器官或多器官功能衰竭；（4）术前右心室功能严重不全。
1.2 手术方法
对于接受LVAD作为终点治疗，并且术中经食管超声提示为重度MR的终末期心衰患者，我们计划同期行MVP。重度MR的诊断标准采用《2021中国成人心脏瓣膜病超声心动图规范化检查专家共识》中的定义[9]
全身麻醉、气管插管后，经食管超声再次检查心内结构。正中胸骨切开，根据植入LVAD类型决定是否提前建立LVAD囊袋（位于左上腹）。经主动脉及上、下腔静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阻断升主动脉，主动脉根部顺行性灌注心脏停跳液。如果同期行MVP，则经房间沟入路切开左房或经右房-房间隔入路，探查二尖瓣，选择合适大小的成形环，间断缝合。注水试验提示二尖瓣关闭满意后，连续缝合关闭入路切口。将LVAD链接台下控制器进行功能测试。于左锁骨中线肋缘下三横指平面交点处做直径约8 mm的皮肤及皮下组织切口，钝性分离，建立经皮线缆隧道。在左前降支与第2对角支之间无血管区域定位打孔；修剪肌小梁及肌束后，植入LVAD入血管及血泵。复温，经主动脉根部充分心内排气，开放升主动脉，心脏自动复跳。于升主动脉右前侧壁置侧壁钳，纵行切开1～1.5 cm，连续缝合将出血管端侧吻合于升主动脉，充分排气后开放侧壁钳（LVAD暂未启动）。经食管超声再次确认心腔内无气体残留，启动LVAD。逐渐调整泵速及流量，同步渐减体外循环流量直至停机。常规止血、关胸。
1.3 观察指标
基线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心衰的病因、病史、心功能分级、超声心动图资料等。超声心动图资料包括左心室射血分数、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肺动脉收缩压、平均肺动脉压、MR等。围手术期资料包括血流动力学资料、手术资料及术后并发症。血流动力学资料包括术前及术后72 h经Swan-Ganz漂浮导管测量的心输出量、中心静脉压、肺动脉收缩压、平均肺动脉压等。手术资料包括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机械通气时间及ICU停留时间。记录术后并发症，如术后1个月内死亡、MR复发、急性肾损伤、二次开胸、右心衰竭、消化道出血、血栓栓塞等。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s）描述，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中位数（上下四分位数）[M（P25，P75）]描述，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5 伦理审查
本研究已通过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临床试验伦理委员会审查，编号：（2021）伦审第（17）号。
2 结果
2.1 患者基线资料
LVAD组4例，均为男性，年龄（43.5±5.9）岁；LVAD+ MVP组13例，其中男10例，女3例，年龄（46.8±16.7）岁。所有患者心衰病因均为扩张性心肌病，NYHA心功能均为IV级。两组患者中重度主动脉瓣反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余基线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例（%）/]
2.2 血流动力学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血流动力学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2h LVAD+MVP组肺动脉收缩压、平均肺动脉压明显低于LVAD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术前相比，术后72 h LVAD组中心静脉压显著降低（P=0.028），心输出量显著升高（P=0.03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2h LVAD+MVP组中心静脉压、肺动脉收缩压、平均动脉压显著降低，心输出量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资料比较 []
2.3 超声心动图资料比较
两组术前超声心动图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LVAD组相比，LVAD+MVP组术后1周肺动脉收缩压（P<0.01）显著较低；术后1个月肺动脉收缩压及平均肺动脉压显著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术前相比，LVAD组术后1周、1个月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均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LVAD+MVP组术后1周、1个月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肺动脉收缩压、平均肺动脉压、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均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LVAD+MVP组术后1周左心室射血分数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个月左心室射血分数明显升，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两组患者超声心动图资料比较 []
2.3 围手术期资料比较
与LVAD组相比，LVAD+MVP组伴随的手术显著较多（P<0.01），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机械通气时间有所增加，ICU停留时间有所减少，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术后1个月死亡率、中重度MR复发、急性肾损伤、二次开胸、消化道出血及血栓栓塞等并发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4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资料比较 [M（P25， P75）/ 例（%）]
3 讨论
伴随的二尖瓣手术会增加手术的风险和复杂性，严重的术前MR在LVAD植入期间是否应该同时干预仍有较多争议[6, 7]。2013年国际心肺移植学会（ISHLT）机械循环支持指南[10]不建议在LVAD植入期间对术前重度MR的患者进行常规二尖瓣修复或置换（III类推荐，C级证据）。然而，2019年欧洲心胸外科协会（EACTS）长期机械循环支持专家共识[11]建议：对于选定的患者，可以考虑手术修复重度MR（IIb类推荐，C级证据）。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6, 12-15]表明，LVAD植入同期干预术前中重度MR可持续减少 MR、显著降低肺血管阻力、晚期右心衰竭和再入院的风险。目前的研究大多使用第二代轴流式LVAD，本研究为国内首次比较国产第三代磁悬浮LVAD植入是否同期行MVP的早期临床结果。
血流动力学及超声心动图评价结果显示，LVAD+MVP组术后早期肺动脉收缩压、平均肺动脉压较LVAD组明显改善，血流动力学明显较好。类似地，Robertson等[12]对美国INTERMACS数据库的分析显示，伴随的MVP可以显著降低肺血管阻力和肺动脉收缩压。Tanaka等[13]的单中心研究也表明，与单独LVAD植入后MR自然消退的患者相比，接受手术干预MR的患者术后MR的复发率显著较低，血流动力学和生存结局更好。此外，国外研究[16]表明，术前严重的肺动脉高压是导致心脏移植术后发生急性右心功能衰竭的重要危险因素，会显著增加术后早期死亡率。因此，对于术前合并严重肺动脉高压接受LVAD植入作为心脏移植前桥接治疗的终末期心衰患者，伴随的MVP可能是有益的。
心脏瓣膜病是终末期心衰的常见表现，国外研究表明，在接受LVAD植入的患者中主动脉瓣的病变率为20%，二尖瓣的病变率为40%～70%，三尖瓣的病变率为30%～50%[2]。国外最近两项研究[17-18]表明，与单独LVAD植入组相比，伴随瓣膜手术组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术后机械通气时间、术后ICU停留时间显著增多，但术后早期和晚期生存率无明显差异。然而，最近Iqbal等[19]的一项荟萃分析表明，同期行主动脉瓣手术会显著增加术后早期和晚期死亡率，其原因可能与术中出血量较多、体外循环时间较长导致心肌长时间缺血性损伤相关。本研究LVAD组1例患者因主动脉瓣重度反流同期接受了主动脉瓣置换术，两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机械通气时间及ICU停留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该患者术后25 d突发室性心律失常，心脏骤停，抢救无效。LVAD+MVP组5例患者接受了肾脏替代治疗，其中4例（80%）术前肾小球滤过率<60 mL/（min·L·73 m2）。类似的，Asleh等[20]报道了54例LVAD植入后发生急性肾损伤接受肾脏替代治疗的患者，其中45例（83%）术前肾小球滤过率<60 mL/（min·L.73 m2）。因此，LVAD+MVP组术后5例患者发生急性肾损伤的原因可能主要与术前肾功能不全相关，与伴随的MVP可能无直接相关。对于术前合并严重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术后应密切关注肾功能变化。
出血和血栓是LVAD植入的常见并发症，在成人和儿童患者中的发生率分别高达30%、50%[21]。本研究LVAD+MVP组1例16岁患者术后11天因胸骨后血肿二次开胸探查止血，开胸探查发现为胸骨后渗血。其原因可能与LVAD植入后凝血-纤溶系统异常激活、术后抗凝和抗血小板治疗相关。据报道，LVAD植入后1～2周凝血-纤溶系统开始异常激活，这种状态通常会持续6～12个月，然后逐渐降至正常水平[21]。胃肠道出血也是LVAD植入后的常见并发症，约发生在30%的患者中，并且40%的既往胃肠道出血患者会反复发作，术后1年、3年 和 5 年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 21%、27% 和 31%，会显著增加随后发生血栓栓塞的风险[22]。Stulak等[23]的研究表明，既往有消化道出血的患者随后发生血栓栓塞的风险增加了7.4倍，对于年龄>70岁的患者，这种影响更加显著，随后发生血栓栓塞的风险增加了15倍。最近Del Rio‐Pertuz等[24]的一项系统综述阐述，患者自身的胃肠道动静脉畸形（29%）和胃炎病史（22%）是LVAD植入后发生胃肠道出血的主要原因，LVAD植入后的凝血-纤溶系统异常激活、抗凝和抗血小板治疗等内外在因素也会增加其发生率，但LVAD的影响是次要的。LVAD+MVP组1例患者术后出现黑便；1例患者有多年胃炎病史，术后先后出现消化道大出血、下肢血栓形成，可能主要与其胃炎病史相关。术前细致、全面的评估，术后严密监测抗凝指标对于预防术后消化道出血至关重要。
本研究术后1个月两组死亡率、急性肾损伤、二次开胸及消化道出血等并发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koh等[25]的一项观察性研究显示，以LVAD作为终点治疗的中重度MR患者术后早期和中期随访的生存率均较低，这些患者均未同期行MVP。然而，Robertson等[12]对INTERMACS数据库的分析表明，以LVAD作为终点治疗并同期行MVP的中重度MR患者术后有长期生存优势。结合目前的指南和最近的研究，自2021年9月起，本中心调整了手术策略，对于接受LVAD作为终点治疗，术中经食管超声提示重度MR的患者，计划同期行MVP。本研究随访时间较短，未能观察到伴随MVP的显著优势。Kawabori等[7]的单中心研究未能证明同期行MVP的重度MR患者术后早、中期预后较好，其认为伴随的MVP是没有必要的。然而，Pawale等[6]的研究表明，两组患者术后30 d死亡率无明显差异，但伴随MVP组术后2年的生存率和免心衰再入院率显著较高。两项单中心研究[14, 15]也表明，同期MVP可以显著降低心衰相关的再入院率，显著降低晚期发生右心衰竭的风险。综上所述，伴随的MVP可能是有益的，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确定哪些患者可以受益于伴随的MVP。
本研究有以下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样本量较小，研究结果需通过大样本量的前瞻性或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验证。其次，随访时间较短，需通过长期随访，进一步观察中远期结果。另外，我们同期行MVP是根据术中经食管超声的结果，而本研究纳入了术前经胸超声提示为中重度MR患者，研究结果可能存在选择偏倚。最后，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资料不完整，部分患者术后肺毛细血管楔压和肺血管阻力资料缺失，本研究未能进一步比较。
综上所述， 国产第三代磁悬浮LVAD植入同期行MVP是安全且可行的，伴随的MVP可能会改善术后血流动力学，没有显著增加围手术期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伴随的MVP可能是有益的，未来需要进一步随访观察长期疗效，需要进一步研究确定哪些患者可以受益于伴随的MVP。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王志华负责课题设计、数据分析和论文撰写；赵泽原及段晓夏负责数据收集、整理和统计学分析；胡俊龙及孙俊杰负责部分数据收集、术后随访；刘琨、王圣负责研究指导和论文修改；程兆云参与论文选题、设计和审阅，负责经费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