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李懋, 胡伟明, 陈阳, 李昂, 陆慧敏. PCT在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应用初探.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5, 22(1): 28-32. doi: 10.7507/1007-9424.20150008 复制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 AP）是临床较常见的一种急性炎症，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1-3]。前者临床多采用保守治疗，病程转归大多数呈自限性。有15%～20%的患者为重症胰腺炎，容易发生感染坏死、休克、腹膜炎、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脓毒血症、甚至多器官功能衰竭（MOF）等，如不能及时诊断及干预治疗，病死率高达20%~30% [4-5]。目前，国内外的治疗指南都一致推荐有感染症状及体征的感染性胰腺坏死是手术治疗及放射介入引流的指征[1-2, 6-7]。在临床上，感染性坏死的诊断是选择手术或非手术治疗的关键[8-9]。当前在临床上，对怀疑有坏死合并感染的患者通常行细针穿刺加细菌学检查。但是细针穿刺可带来严重的并发症，如出血、肠瘘等，并有一定的假阴性率，且可带来外源性感染的可能。同时，确定感染后何时行手术治疗，目前尚无定论。有学者[10]认为应早期手术，可减少坏死物质及毒素的吸收。而部分学者[11-13]认为应晚期手术，待坏死界限清晰，能更好地清除坏死物质，减少对正常胰腺的损伤，从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的出现为指导SAP手术时机的选择提供了可能性。PCT作为一种特殊的感染指标已应用于临床多个领域，对新生儿感染性疾病的鉴别诊断、SIRS、败血症等都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对胰腺感染的诊断也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能较早反映出机体的感染程度。在SAP时，PCT值与胰腺坏死感染的形态学和感染严重程度相关[14]。PCT作为胰腺感染诊断的生化指标已通过大量研究证实，临床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但是能否根据PCT值判断最佳手术时机及能否根据PCT值及其变化趋势来评估术后并发症尚不清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拟通过监测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患者血清PCT水平的变化及术后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探讨PCT在SAP手术时机选择及术后并发症评估中的作用。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四川大学华西医院2009年9月至2011年12月期间因SAP合并不同程度胰腺坏死及感染而行手术治疗的患者93例作为研究对象。
1.1.1 纳入标准
SAP的诊断根据《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15]。临床上符合以下3项特征中2项者则可诊断AP：①与AP符合的腹痛（急性、突发、持续、剧烈的上腹部疼痛，常向背部放射）；②血清淀粉酶和（或）脂肪酶活性至少大于正常上限的3倍；③增强CT/MＲI或腹部超声呈AP影像学改变。将SAP规定为：符合AP诊断标准，伴有持续性（> 48 h）器官功能障碍（单器官或多器官），改良Marshall评分[16]≥2分。SAP并发感染的诊断根据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胰腺学组对SAP的诊断标准[15]，从3个方面来判断SAP是否合并感染：①上腹部2个以上象限都出现腹膜刺激征等腹膜炎样征象，体温升高（≥38.0°C），血白细胞计数升高（WBC≥20×109/L）；②CT检查提示胰腺肿胀，胰腺及胰周坏死物质形成，胰周积液，且胰周坏死物质及积液中含有小且不均匀的气泡形成；③在B超或者CT的引导下行胰腺穿刺，细针穿刺抽出坏死物质做细菌涂片或者细菌培养，结果呈阳性者。
1.1.2 排除标准
于外院行手术治疗后转入笔者所在医院；非发病48 h内入院；合并胰腺以外其他部位感染；长期使用免疫性药物；行器官移植术后及合并胰腺肿瘤的患者。
1.2 治疗策略
分别于患者入院当天（0 d）、发病1周、术前1 d、术后1 d及术后1周采集患者外周静脉血3 mL，检测血清PCT值。PCT的检测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化检验室采用免疫荧光法，应用2个抗体分别结合降钙素和PCT分子的降蛋白来检测血清PCT值，可精确至0.1 ng/mL。由于测量值最大为100 ng/mL，故当PCT值大于100 ng/mL时记为100 ng/mL。
所有被纳入研究的患者均行手术治疗，患者入院后即给予积极的保守治疗。当坏死感染诊断明确并合并脓毒血症时，考虑及时的手术清除引流治疗，若患者临床症状尚平稳，保守治疗尚有效，则将手术推延到3～4周后[17]。综合采用个体化治疗方案，根据不同患者的发病情况以及全身状况，制定不同的手术时机。
1.3 病例分组
纳入本研究的93例患者根据术前1 d的血浆PCT值，将其分为3组，即低水平组（PCT < 2 ng/mL）47例、中水平组（PCT 2～10 ng/mL）25例和高水平组（PCT > 10 ng/mL）21例。
1.4 结局指标
主要结局指标：死亡；次要结局指标：胰瘘、肠瘘、出血、再次手术、残余脓肿及肺部感染。
胰瘘的诊断标准及分级参照2010年中国胰腺术后外科常见并发症预防及治疗的专家共识[18]：术后3 d吻合口或胰腺残端液体引流量超过10 mL/d，引流液中淀粉酶浓度高于正常血浆淀粉酶浓度上限的3倍以上，并连续3 d以上；或存在临床症状（如发热等），超声或CT等影像学检查发现吻合口周围液体积聚，积液穿刺证实液体中的淀粉酶浓度高于正常血浆淀粉酶浓度上限的3倍以上。
1.5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5.0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2 结果
2.1 3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结果
共收集到119例SAP患者，排除外院行手术治疗后转入笔者所在医院9例，发病48 h后入院7例，合并肺部感染、胆道感染及其他部位感染7例，以及使用免疫抑制剂患者3例外，本研究最终纳入93例患者。其中男50例，女43例；年龄（37.6±19.5）岁；93例SAP患者中，胆源性胰腺炎50例，乙醇性胰腺炎27例，高脂血症性胰腺炎5例，外伤性胰腺炎3例，妊娠性胰腺炎3例，不明原因胰腺炎5例。各组间患者的性别、年龄及病因构成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详细资料见表 1。
表1
3组SAP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2.2 3组患者术前基本情况比较
手术前1 d 3组患者的基本情况见表 2。由表 2可见，除血清PCT值外，其他指标3组间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2
3组SAP患者术前1 d的基本情况比较
2.3 手术时机
本组93例患者中，18例在发病后2周内行手术治疗，55例在发病后2~4周行手术治疗，20例在发病4周以后行手术治疗。低水平组的手术时间为发病后28 d，中水平组的手术时间为发病后21 d，高水平组的手术时间为发病后19 d，低水平组的手术时间要晚于另外2组（P < 0.05），而中水平组与高水平组之间的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4 术后相关并发症及其与术前PCT水平的关系
93例患者中术后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19.4%（18/93）。并发症有术后腹腔出血13例，肠瘘14例，胰瘘18例，肺部感染4例，残余脓肿10例；其中行再次手术治疗15例，死亡8例，死亡率为8.6%（8/93）。除肺部感染、A级胰瘘及C级胰瘘外，中水平组及高水平组的各项并发症发生率均高于低水平组（P < 0.05）；中水平组的胰瘘及残余脓肿发生率又较高水平组的明显降低（P < 0.05）。见表 3。该结果提示，术前PCT水平增高的SAP患者，其术后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再手术率和死亡率也较高。
表3
3组SAP患者术后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例（%）〕
术后发生并发症患者手术前后各时相检测的血清PCT水平结果见表 4。由表 4可见，与入院当天比较，发病1周时发生并发症的患者其PCT值明显增高（P < 0.05）。在肠瘘及残余脓肿患者中，术后1 d的血清PCT水平较术前1 d升高（P < 0.05），而与术后1 d比较，术后1周时发生残余脓肿及死亡的患者其PCT值明显增高（P < 0.05）。在死亡患者中，术后血清PCT水平持续升高。
表4
术后发生并发症SAP患者手术前后各时相血清PCT水平检测结果（M）
2.5 术后坏死组织培养结果
93例患者均行坏死组织或脓液培养，其中79例培养结果呈阳性，阳性率为84.9%。其中低水平组阳性率为80.9%（38/47），中水平组阳性率为88.0%（22/25），高水平组阳性率为90.5%（19/21）。培养细菌以大肠杆菌为多数，占74.7%（59/79），克雷伯杆菌占7.6%（6/79），混合细菌感染占13.9%（11/79），真菌感染占3.8%（3/79）。
3 讨论
PCT是1989年发现的一种炎症因子[19]，是无激素活性的降钙素前肽物质[20]，无论在体内或者体外都具有较好的稳定性，生理情况下主要来源于甲状腺滤泡旁细胞。正常成人外周血中PCT含量很少，小于0.1 ng/mL，几乎检测不到，在机体感染的情况下，PCT水平升高，PCT的升高程度与机体的感染程度呈正比[21]。有研究[22]表明，单核细胞，T、B淋巴细胞和粒细胞是炎症时期PCT的主要来源；也有研究[23]显示，实质细胞才是炎症反应期PCT的主要来源。动物实验[24]也证实，PCT可能作为一种次级炎症因子，无法启动炎症反应的发生，但是可以参与炎症反应，并放大和加重炎症反应发生的病理过程，且不受机体免疫状态的影响。因此，PCT常作为预测患者是否感染的血清指标。
在SAP，PCT常用来评估胰腺炎的严重程度以及胰腺坏死组织是否感染。Rau等[25]的研究表明，感染坏死性胰腺炎与无菌坏死性胰腺炎和水肿性胰腺炎相比，PCT显著增高。PCT预测感染坏死性胰腺炎或胰腺脓毒症的临界值为1.8 ng/mL，若能保持2 d以上，则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4％和91％。若PCT高于2.0 ng/mL，则可以明确有感染坏死性胰腺炎存在[26]。尤其是PCT达到10～100 ng/mL，则代表有严重的细菌感染、全身性感染和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或者伴器官功能衰竭的严重败血症存在[27]。因此，本研究根据术前PCT值将患者分为了3组，采用的临界值为2.0 ng/mL和10 ng/mL。
近年来，PCT应用于感染性胰腺炎的诊断已被众多学者所认同，但PCT是否可用于指导SAP手术时机的选择尚不确定。本研究首次评价了PCT在SAP手术时机选择中的作用。本研究结果提示，积极保守治疗，待控制感染后再行坏死感染组织清除术是最佳选择，即血清PCT处于低水平状态（PCT < 2 ng/mL）。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晚期手术较早期手术的效果好。但是当保守治疗效果不理想时，应尽早手术，即血清PCT处于中水平状态（PCT在2～10 ng/mL时）。当血清PCT处于高水平状态时（PCT > 10 ng/mL），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死亡率也高。
SAP术后，部分患者会出现相关术后并发症。本组病例中，有18例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胰瘘。细菌感染可加重胰瘘严重程度。本研究发现，术前血清PCT值越高，术后发生严重胰瘘者的比例越高，但是动态监测血清PCT水平变化，对于术后胰瘘严重程度的评估意义不大。腹腔出血是SAP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发生率各文献报道不一，为8.9%～19.3%不等[28]。术后腹腔出血的主要原因为胰腺及胰周组织感染和坏死组织液化、脱落以及渗漏积聚的胰液对胰腺及胰周血管的侵蚀破坏所致，部分与手术操作时过度地清除坏死组织有关。同时多次清除胰腺坏死组织也可造成术后腹腔出血。术前血清PCT值越高，术后发生腹腔出血的风险越大。但是动态监测血清PCT水平变化，对于术后出血的评估意义不大。SAP术后肠瘘的发生率文献[29]报道差别很大，为5%～55%不等，其中结肠瘘最常见，其次为十二指肠瘘，小肠瘘较少见。本研究发现，术后出现肠瘘及残余感染的患者，其血清PCT值术后1 d较术前1 d升高。因此，动态监测血清PCT值可用于术后肠瘘及残余感染的评估。另外，本研究还发现，如术后血清PCT值持续显著升高者，其死亡率较高。因此，动态监测血清PCT水平的变化，可用于SAP术后死亡风险的评估，对于改善预后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研究结果提示，PCT除了作为预测胰腺感染的生化指标外，还可以根据PCT值来判断最佳手术时机，以及根据其变化趋势来预测及评估术后常见并发症特别是肠瘘、残余感染以及死亡的发生。监测SAP患者血清PCT水平的临床应用价值还需要进一步的前瞻性研究来进一步验证。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 AP）是临床较常见的一种急性炎症，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1-3]。前者临床多采用保守治疗，病程转归大多数呈自限性。有15%～20%的患者为重症胰腺炎，容易发生感染坏死、休克、腹膜炎、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脓毒血症、甚至多器官功能衰竭（MOF）等，如不能及时诊断及干预治疗，病死率高达20%~30% [4-5]。目前，国内外的治疗指南都一致推荐有感染症状及体征的感染性胰腺坏死是手术治疗及放射介入引流的指征[1-2, 6-7]。在临床上，感染性坏死的诊断是选择手术或非手术治疗的关键[8-9]。当前在临床上，对怀疑有坏死合并感染的患者通常行细针穿刺加细菌学检查。但是细针穿刺可带来严重的并发症，如出血、肠瘘等，并有一定的假阴性率，且可带来外源性感染的可能。同时，确定感染后何时行手术治疗，目前尚无定论。有学者[10]认为应早期手术，可减少坏死物质及毒素的吸收。而部分学者[11-13]认为应晚期手术，待坏死界限清晰，能更好地清除坏死物质，减少对正常胰腺的损伤，从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的出现为指导SAP手术时机的选择提供了可能性。PCT作为一种特殊的感染指标已应用于临床多个领域，对新生儿感染性疾病的鉴别诊断、SIRS、败血症等都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对胰腺感染的诊断也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能较早反映出机体的感染程度。在SAP时，PCT值与胰腺坏死感染的形态学和感染严重程度相关[14]。PCT作为胰腺感染诊断的生化指标已通过大量研究证实，临床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但是能否根据PCT值判断最佳手术时机及能否根据PCT值及其变化趋势来评估术后并发症尚不清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拟通过监测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患者血清PCT水平的变化及术后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探讨PCT在SAP手术时机选择及术后并发症评估中的作用。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四川大学华西医院2009年9月至2011年12月期间因SAP合并不同程度胰腺坏死及感染而行手术治疗的患者93例作为研究对象。
1.1.1 纳入标准
SAP的诊断根据《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15]。临床上符合以下3项特征中2项者则可诊断AP：①与AP符合的腹痛（急性、突发、持续、剧烈的上腹部疼痛，常向背部放射）；②血清淀粉酶和（或）脂肪酶活性至少大于正常上限的3倍；③增强CT/MＲI或腹部超声呈AP影像学改变。将SAP规定为：符合AP诊断标准，伴有持续性（> 48 h）器官功能障碍（单器官或多器官），改良Marshall评分[16]≥2分。SAP并发感染的诊断根据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胰腺学组对SAP的诊断标准[15]，从3个方面来判断SAP是否合并感染：①上腹部2个以上象限都出现腹膜刺激征等腹膜炎样征象，体温升高（≥38.0°C），血白细胞计数升高（WBC≥20×109/L）；②CT检查提示胰腺肿胀，胰腺及胰周坏死物质形成，胰周积液，且胰周坏死物质及积液中含有小且不均匀的气泡形成；③在B超或者CT的引导下行胰腺穿刺，细针穿刺抽出坏死物质做细菌涂片或者细菌培养，结果呈阳性者。
1.1.2 排除标准
于外院行手术治疗后转入笔者所在医院；非发病48 h内入院；合并胰腺以外其他部位感染；长期使用免疫性药物；行器官移植术后及合并胰腺肿瘤的患者。
1.2 治疗策略
分别于患者入院当天（0 d）、发病1周、术前1 d、术后1 d及术后1周采集患者外周静脉血3 mL，检测血清PCT值。PCT的检测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化检验室采用免疫荧光法，应用2个抗体分别结合降钙素和PCT分子的降蛋白来检测血清PCT值，可精确至0.1 ng/mL。由于测量值最大为100 ng/mL，故当PCT值大于100 ng/mL时记为100 ng/mL。
所有被纳入研究的患者均行手术治疗，患者入院后即给予积极的保守治疗。当坏死感染诊断明确并合并脓毒血症时，考虑及时的手术清除引流治疗，若患者临床症状尚平稳，保守治疗尚有效，则将手术推延到3～4周后[17]。综合采用个体化治疗方案，根据不同患者的发病情况以及全身状况，制定不同的手术时机。
1.3 病例分组
纳入本研究的93例患者根据术前1 d的血浆PCT值，将其分为3组，即低水平组（PCT < 2 ng/mL）47例、中水平组（PCT 2～10 ng/mL）25例和高水平组（PCT > 10 ng/mL）21例。
1.4 结局指标
主要结局指标：死亡；次要结局指标：胰瘘、肠瘘、出血、再次手术、残余脓肿及肺部感染。
胰瘘的诊断标准及分级参照2010年中国胰腺术后外科常见并发症预防及治疗的专家共识[18]：术后3 d吻合口或胰腺残端液体引流量超过10 mL/d，引流液中淀粉酶浓度高于正常血浆淀粉酶浓度上限的3倍以上，并连续3 d以上；或存在临床症状（如发热等），超声或CT等影像学检查发现吻合口周围液体积聚，积液穿刺证实液体中的淀粉酶浓度高于正常血浆淀粉酶浓度上限的3倍以上。
1.5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5.0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2 结果
2.1 3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结果
共收集到119例SAP患者，排除外院行手术治疗后转入笔者所在医院9例，发病48 h后入院7例，合并肺部感染、胆道感染及其他部位感染7例，以及使用免疫抑制剂患者3例外，本研究最终纳入93例患者。其中男50例，女43例；年龄（37.6±19.5）岁；93例SAP患者中，胆源性胰腺炎50例，乙醇性胰腺炎27例，高脂血症性胰腺炎5例，外伤性胰腺炎3例，妊娠性胰腺炎3例，不明原因胰腺炎5例。各组间患者的性别、年龄及病因构成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详细资料见表 1。
表1
3组SAP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2.2 3组患者术前基本情况比较
手术前1 d 3组患者的基本情况见表 2。由表 2可见，除血清PCT值外，其他指标3组间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2
3组SAP患者术前1 d的基本情况比较
2.3 手术时机
本组93例患者中，18例在发病后2周内行手术治疗，55例在发病后2~4周行手术治疗，20例在发病4周以后行手术治疗。低水平组的手术时间为发病后28 d，中水平组的手术时间为发病后21 d，高水平组的手术时间为发病后19 d，低水平组的手术时间要晚于另外2组（P < 0.05），而中水平组与高水平组之间的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4 术后相关并发症及其与术前PCT水平的关系
93例患者中术后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19.4%（18/93）。并发症有术后腹腔出血13例，肠瘘14例，胰瘘18例，肺部感染4例，残余脓肿10例；其中行再次手术治疗15例，死亡8例，死亡率为8.6%（8/93）。除肺部感染、A级胰瘘及C级胰瘘外，中水平组及高水平组的各项并发症发生率均高于低水平组（P < 0.05）；中水平组的胰瘘及残余脓肿发生率又较高水平组的明显降低（P < 0.05）。见表 3。该结果提示，术前PCT水平增高的SAP患者，其术后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再手术率和死亡率也较高。
表3
3组SAP患者术后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例（%）〕
术后发生并发症患者手术前后各时相检测的血清PCT水平结果见表 4。由表 4可见，与入院当天比较，发病1周时发生并发症的患者其PCT值明显增高（P < 0.05）。在肠瘘及残余脓肿患者中，术后1 d的血清PCT水平较术前1 d升高（P < 0.05），而与术后1 d比较，术后1周时发生残余脓肿及死亡的患者其PCT值明显增高（P < 0.05）。在死亡患者中，术后血清PCT水平持续升高。
表4
术后发生并发症SAP患者手术前后各时相血清PCT水平检测结果（M）
2.5 术后坏死组织培养结果
93例患者均行坏死组织或脓液培养，其中79例培养结果呈阳性，阳性率为84.9%。其中低水平组阳性率为80.9%（38/47），中水平组阳性率为88.0%（22/25），高水平组阳性率为90.5%（19/21）。培养细菌以大肠杆菌为多数，占74.7%（59/79），克雷伯杆菌占7.6%（6/79），混合细菌感染占13.9%（11/79），真菌感染占3.8%（3/79）。
3 讨论
PCT是1989年发现的一种炎症因子[19]，是无激素活性的降钙素前肽物质[20]，无论在体内或者体外都具有较好的稳定性，生理情况下主要来源于甲状腺滤泡旁细胞。正常成人外周血中PCT含量很少，小于0.1 ng/mL，几乎检测不到，在机体感染的情况下，PCT水平升高，PCT的升高程度与机体的感染程度呈正比[21]。有研究[22]表明，单核细胞，T、B淋巴细胞和粒细胞是炎症时期PCT的主要来源；也有研究[23]显示，实质细胞才是炎症反应期PCT的主要来源。动物实验[24]也证实，PCT可能作为一种次级炎症因子，无法启动炎症反应的发生，但是可以参与炎症反应，并放大和加重炎症反应发生的病理过程，且不受机体免疫状态的影响。因此，PCT常作为预测患者是否感染的血清指标。
在SAP，PCT常用来评估胰腺炎的严重程度以及胰腺坏死组织是否感染。Rau等[25]的研究表明，感染坏死性胰腺炎与无菌坏死性胰腺炎和水肿性胰腺炎相比，PCT显著增高。PCT预测感染坏死性胰腺炎或胰腺脓毒症的临界值为1.8 ng/mL，若能保持2 d以上，则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4％和91％。若PCT高于2.0 ng/mL，则可以明确有感染坏死性胰腺炎存在[26]。尤其是PCT达到10～100 ng/mL，则代表有严重的细菌感染、全身性感染和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或者伴器官功能衰竭的严重败血症存在[27]。因此，本研究根据术前PCT值将患者分为了3组，采用的临界值为2.0 ng/mL和10 ng/mL。
近年来，PCT应用于感染性胰腺炎的诊断已被众多学者所认同，但PCT是否可用于指导SAP手术时机的选择尚不确定。本研究首次评价了PCT在SAP手术时机选择中的作用。本研究结果提示，积极保守治疗，待控制感染后再行坏死感染组织清除术是最佳选择，即血清PCT处于低水平状态（PCT < 2 ng/mL）。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晚期手术较早期手术的效果好。但是当保守治疗效果不理想时，应尽早手术，即血清PCT处于中水平状态（PCT在2～10 ng/mL时）。当血清PCT处于高水平状态时（PCT > 10 ng/mL），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死亡率也高。
SAP术后，部分患者会出现相关术后并发症。本组病例中，有18例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胰瘘。细菌感染可加重胰瘘严重程度。本研究发现，术前血清PCT值越高，术后发生严重胰瘘者的比例越高，但是动态监测血清PCT水平变化，对于术后胰瘘严重程度的评估意义不大。腹腔出血是SAP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发生率各文献报道不一，为8.9%～19.3%不等[28]。术后腹腔出血的主要原因为胰腺及胰周组织感染和坏死组织液化、脱落以及渗漏积聚的胰液对胰腺及胰周血管的侵蚀破坏所致，部分与手术操作时过度地清除坏死组织有关。同时多次清除胰腺坏死组织也可造成术后腹腔出血。术前血清PCT值越高，术后发生腹腔出血的风险越大。但是动态监测血清PCT水平变化，对于术后出血的评估意义不大。SAP术后肠瘘的发生率文献[29]报道差别很大，为5%～55%不等，其中结肠瘘最常见，其次为十二指肠瘘，小肠瘘较少见。本研究发现，术后出现肠瘘及残余感染的患者，其血清PCT值术后1 d较术前1 d升高。因此，动态监测血清PCT值可用于术后肠瘘及残余感染的评估。另外，本研究还发现，如术后血清PCT值持续显著升高者，其死亡率较高。因此，动态监测血清PCT水平的变化，可用于SAP术后死亡风险的评估，对于改善预后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研究结果提示，PCT除了作为预测胰腺感染的生化指标外，还可以根据PCT值来判断最佳手术时机，以及根据其变化趋势来预测及评估术后常见并发症特别是肠瘘、残余感染以及死亡的发生。监测SAP患者血清PCT水平的临床应用价值还需要进一步的前瞻性研究来进一步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