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严骏, 李祥. 低氧诱导因子-1α在不同临床分期原发性肝癌治疗前后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6, 23(9): 1125-1128. doi: 10.7507/1007-9424.20160288 复制
原发性肝癌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原发性肝癌的发病人数约占全球的一半以上，且原发性肝癌在我国肿瘤相关死因中位居第二，严重威胁着我国人民的健康和生命[1]。随着肝癌相关诊疗技术的进步和多学科综合治疗的不断规范，肝癌的预后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改善。但是我国肝癌患者多有乙肝及肝硬变的背景，根治性切除率低，术后复发率高。因此，科学有效地随访是原发性肝癌治疗的重要部分，而甲胎蛋白（AFP）是目前临床上较为成熟的随访指标之一[2]。低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是肿瘤细胞在缺氧环境下表达上调的一种关键蛋白之一，多项研究[3-4]已经证实，HIF-1α与原发性肝癌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但是HIF-1α水平在原发性肝癌治疗前后的动态变化及其在不同临床分期表达差异方面的研究目前国内并不多见。笔者分析了HIF-1α水平在原发性肝癌治疗前后的动态变化及其与同期AFP水平变化的关系，同时探讨了HIF-1α在不同临床分期原发性肝癌治疗前后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原发性肝癌组病例纳入标准：①原发性肝癌的诊断标准与《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1年版）》[1]一致；②年龄 < 80岁；③治疗前未接受任何治疗（放化疗、免疫治疗或中药治疗）；④同一临床分期的原发性肝癌患者治疗方案均相同或相似；⑤术前AFP水平均≥400 μg/L。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的心、肺、肾等脏器功能障碍；②晚期肝癌已出现全身多处转移；③术前生活质量Kamofsky评分 < 70分。对照组人群纳入标准：①年龄 < 80岁；②与原发性肝癌组患者同期于笔者所在医院行健康体检；③年龄、性别与原发性肝癌组相匹配；④体检结果无明显器质性病变、恶性肿瘤等疾病。排除标准：①既往有肝病病史；②存在严重的心、肺、肾等脏器功能障碍。
1.2 一般资料
回顾性收集2013年5月至2015年5月期间重庆市三峡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收治的、符合纳入标准的80例原发性肝癌患者，其中男52例，女38例；年龄（53.35±8.64）岁（46～68岁）；根据肝癌的巴塞罗那分期[5]分为A期34例，B期32例，C期14例；肿瘤位于肝左叶者32例，位于肝右叶者30例，多发性肿瘤者18例；肿瘤最大直径 < 5 cm者44例，≥5 cm者36例；病理低分化者35例，中分化者27例，高分化者18例。对照组选择同期在笔者所在医院体检中心行健康体检的30例体检者，其中男18例，女12例；年龄（54.15±8.23）岁（45～70岁）。2组患者的性别和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意义（P > 0.050），具有可比性。
1.3 治疗
根据患者临床分期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治疗措施。巴塞罗那A期患者中有26例行根治性手术，8例因其肝脏深部或者肝右叶的中央型小肝癌，予以直接局部射频消融治疗。巴塞罗那B期患者采用手术和肝动脉栓塞化疗相结合的治疗方法，手术中根据肝脏功能、肿瘤的大小与分布、脉管受侵等情况制定具体术式与肝切除范围，手术切除后及时行肝动脉造影，以了解残肝有无肿瘤残留，必要时行肝动脉栓塞化疗以控制病灶。其中4例采用手术切除；18例手术切除后加行肝动脉栓塞化疗以控制病灶；10例因肿瘤为巨大肿瘤，估计手术切除后残肝体积不足，术前通过肝动脉栓塞化疗使肿瘤体积缩小后再行切除。巴塞罗那C期患者的治疗主要以全身放疗及化疗为主，若患者一般状况和肝脏功能良好且肿瘤可以切除，则行肿瘤的姑息性切除，其中行姑息性切除5例，其余均采用全身放疗和化疗。
1.4 检测指标及方法
所有患者均于开始治疗前1 d、治疗后1周及治疗后1个月3次检测外周血清中的HIF-1α水平和AFP水平，对照组于体检当日清晨收集外周血并检测。HIF-1α水平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试剂盒购于R & D Systems公司，严格按说明书提示步骤进行操作，最后采用DNM-9602酶联仪在450 nm的波长下测量吸光度（OD）值。AFP水平的测定采用Cobas601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及其配套的试剂盒（由Roche公司提供）测定，严格按照仪器及试剂盒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原发性肝癌组和对照组的指标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同时点不同临床分期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指标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法；同组内不同时点的指标比较采用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各时点HIF-1α和AFP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直线相关分析或Spearman秩相关分析。检验水准α=0.050。
2 结果
2.1 原发性肝癌患者治疗前后的HIF-1α水平和AFP水平
治疗前1 d时，原发性肝癌组的HIF-1α和AFP水平均较对照组相应指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原发性肝癌组HIF-1α和AFP水平3个时点间的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0），均是治疗前1 d > 治疗后1周 > 治疗后1个月，见表 1。
表1
2组治疗前后的HIF-1α和AFP水平比较（x±s）
2.2 不同临床分期原发性肝癌患者治疗前后的HIF-1α和AFP水平比较
①HIF-1α。A、B及C期组的HIF-1α水平在治疗前1 d、治疗后1周及治疗后1个月均逐渐降低，同组内各时点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0）。治疗前1 d、治疗后1周及治疗后1个月时，A、B及C期组的HIF-1α水平均逐渐增高，同时点各分期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0）。②AFP。A、B及C期组的AFP水平在治疗前1 d、治疗后1周及治疗后1个月均逐渐降低，同组内各时点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0）。治疗前1 d、治疗后1周和治疗后1个月时，A、B及C期组的AFP水平均逐渐增高，同时点各分期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0），见表 2。
表2
不同临床分期原发性肝癌患者治疗前后的HIF-1α和AFP水平比较（x±s）
2.3 原发性肝癌治疗前后HIF-1α水平与AFP水平及临床分期的相关性
治疗前1 d、治疗后1周及治疗后1个月时，HIF-1α水平与AFP水平及临床分期均呈正相关（P < 0.050），见表 3。
表3
原发性肝癌治疗前后HIF-1α水平与AFP水平及临床分期的相关性
3 讨论
AFP是目前临床上诊断原发性肝癌最为常用的肿瘤标志物，同时其在评估治疗效果等方面同样具有较高的价值。Meta分析[6]结果显示，动态监测原发性肝癌患者体内的AFP水平能够准确地评估患者肝脏病变的变化情况。有文献[7]报道，AFP的异质体含量与肝癌的直径存在一定的关联，但是鲜见明确的报道提示AFP水平与肝癌的分期呈显著性关联。本组资料结果表明，不同原发性肝癌临床分期患者治疗前的AFP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与既往文献[7]报道并不一致，考虑笔者在纳入研究对象时均选择AFP阳性患者有关。同时各分期患者的血清AFP水平在治疗后1周和1个月均低于治疗前1 d的水平，考虑原因可能是，通过治疗使癌细胞数量呈几何级减少，从而减少了肝癌细胞合成并释放AFP，使得其进入血液循环中的量逐渐减少。徐琳丽[8]认为，原发性肝癌术后的AFP水平与患者的远期预后相关，AFP水平越高，其远期生存率越低，且复发率越高。因此AFP可作为原发性肝癌治疗前后评估疗效的可靠的肿瘤生物指标之一。
HIF-1α是细胞为适应低氧环境而产生的一种关键性转录因子，其在病理和生理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9]。当肝癌细胞不断生长、出现失控导致肝癌细胞缺氧时，HIF-1α活性显著增强。为了能够让肝癌细胞适应这种低氧的微环境，HIF-1α通过不断激活与肝癌生长相关的多种靶基因，参与调节肝癌细胞的增殖、凋亡、肿瘤微血管生成、能量代谢、侵袭转移等过程，最终促进肝癌的发生和发展[10]。郭晓东等[11]的研究证实，HIF-1α过表达在原发性肝癌的恶性增殖、分化、淋巴结转移等过程中均起着重要作用。滕凤猛等[12]通过分析肝癌患者对奥沙利铂产生耐药的原因发现，微环境缺氧后HIF-1α过表达，其通过调控参与肝癌细胞耐药相关基因的表达使肝癌细胞出现获得性耐药。商爱军等[13]认为，HIF-1α能够通过调控基质金属蛋白酶-2/9的表达来增强缺氧微环境下肝癌细胞的远处侵袭能力。本组资料结果表明，各时点不同临床分期的原发性肝癌其血清HIF-1α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随着分期越高，HIF-1α水平也越高，这一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类似。从理论上讲，治疗后原发性肝癌患者的HIF-1α水平与AFP水平一样，也应相应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目前多数关于HIF-1α的报道均为术前，对于术后其水平的动态演变研究却并不多见。
本组资料结果表明，原发性肝癌术后的HIF-1α水平较术前显著下降，且术后1个月的水平较术后1周水平更低；同时不管原发性肝癌的分期如何均可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此外，与AFP水平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原发性肝癌的血清HIF-1α水平与AFP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管清龙等[14]通过监测肝动脉介入术后肝癌患者的HIF-1α等肿瘤标志物的动态变化，发现在介入术后1 d HIF-1α水平值达到高峰，而在术后1周及1个月迅速下降，远远低于术前水平，推测原因可能是由于介入后肝癌组织的缺血缺氧环境得以改善，因而HIF-1α水平出现一定程度地下调所致。梅芬等[15]发现，伽马刀治疗后肝癌患者术后1 d的HIF-1α水平显著高于治疗前，但是其并未观察到放疗1个月后的HIF-1α水平与术前相比有明显地下降，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入选的原发性肝癌患者为晚期且多数已经无手术指征，而伽马刀对于减轻肿瘤负荷的作用有限，反而由于放射性水肿等原因有可能进一步加重缺血、缺氧，反而导致HIF-1α水平的升高。而本组入选对象均为采用手术切除、介入栓塞以及消融治疗，或者采用上述方式综合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且80%以上的患者的临床分期为A期和B期，因此相对而言治疗效果可能较梅芬等[15]的要好，因此其结果与本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此外，不仅在临床观察中存在这样的现象，在动物实验中亦有类似的发现。付志豪等[16]通过分析裸鼠肝癌行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后的HIF-1α水平、p53水平、凋亡指数等，发现上述指标在治疗后1～3 d内均升高，但是在5 d～2周期间却逐渐下降，类似的动物实验结果在其他研究[17]中也得以证实。上述动物实验结果进一步提示了HIF-1α水平在肝癌治疗后的变化规律。
综上所述，HIF-1α的表达与AFP类似，在不同分期原发性肝癌治疗后均出现不同程度地下降，因此血清HIF-1α可作为不同分期原发性肝癌的肿瘤标志物之一。但笔者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各分期组中虽然同一分期的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治疗方案相对统一，但对于不同分期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治疗方式存在差异，因此不同治疗方案是否会对HIF-1α和AFP水平的变化产生影响目前并不明确，因此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偏倚；其次，本组患者数量较少，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尚需要大样本的临床分析及研究加以证实；最后，在原发性肝癌治疗后是否可以在改善缺氧的状态下使HIF-1α蛋白表达水平上调，术后是否可以根据HIF-1α表达的高低判断肝癌细胞复发的可能，在本研究中都未能进一步探讨。因此后期仍需要大样本的研究以进一步证实HIF-1α在评估原发性肝癌治疗效果中的确切价值及意义。
原发性肝癌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原发性肝癌的发病人数约占全球的一半以上，且原发性肝癌在我国肿瘤相关死因中位居第二，严重威胁着我国人民的健康和生命[1]。随着肝癌相关诊疗技术的进步和多学科综合治疗的不断规范，肝癌的预后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改善。但是我国肝癌患者多有乙肝及肝硬变的背景，根治性切除率低，术后复发率高。因此，科学有效地随访是原发性肝癌治疗的重要部分，而甲胎蛋白（AFP）是目前临床上较为成熟的随访指标之一[2]。低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是肿瘤细胞在缺氧环境下表达上调的一种关键蛋白之一，多项研究[3-4]已经证实，HIF-1α与原发性肝癌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但是HIF-1α水平在原发性肝癌治疗前后的动态变化及其在不同临床分期表达差异方面的研究目前国内并不多见。笔者分析了HIF-1α水平在原发性肝癌治疗前后的动态变化及其与同期AFP水平变化的关系，同时探讨了HIF-1α在不同临床分期原发性肝癌治疗前后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原发性肝癌组病例纳入标准：①原发性肝癌的诊断标准与《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1年版）》[1]一致；②年龄 < 80岁；③治疗前未接受任何治疗（放化疗、免疫治疗或中药治疗）；④同一临床分期的原发性肝癌患者治疗方案均相同或相似；⑤术前AFP水平均≥400 μg/L。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的心、肺、肾等脏器功能障碍；②晚期肝癌已出现全身多处转移；③术前生活质量Kamofsky评分 < 70分。对照组人群纳入标准：①年龄 < 80岁；②与原发性肝癌组患者同期于笔者所在医院行健康体检；③年龄、性别与原发性肝癌组相匹配；④体检结果无明显器质性病变、恶性肿瘤等疾病。排除标准：①既往有肝病病史；②存在严重的心、肺、肾等脏器功能障碍。
1.2 一般资料
回顾性收集2013年5月至2015年5月期间重庆市三峡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收治的、符合纳入标准的80例原发性肝癌患者，其中男52例，女38例；年龄（53.35±8.64）岁（46～68岁）；根据肝癌的巴塞罗那分期[5]分为A期34例，B期32例，C期14例；肿瘤位于肝左叶者32例，位于肝右叶者30例，多发性肿瘤者18例；肿瘤最大直径 < 5 cm者44例，≥5 cm者36例；病理低分化者35例，中分化者27例，高分化者18例。对照组选择同期在笔者所在医院体检中心行健康体检的30例体检者，其中男18例，女12例；年龄（54.15±8.23）岁（45～70岁）。2组患者的性别和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意义（P > 0.050），具有可比性。
1.3 治疗
根据患者临床分期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治疗措施。巴塞罗那A期患者中有26例行根治性手术，8例因其肝脏深部或者肝右叶的中央型小肝癌，予以直接局部射频消融治疗。巴塞罗那B期患者采用手术和肝动脉栓塞化疗相结合的治疗方法，手术中根据肝脏功能、肿瘤的大小与分布、脉管受侵等情况制定具体术式与肝切除范围，手术切除后及时行肝动脉造影，以了解残肝有无肿瘤残留，必要时行肝动脉栓塞化疗以控制病灶。其中4例采用手术切除；18例手术切除后加行肝动脉栓塞化疗以控制病灶；10例因肿瘤为巨大肿瘤，估计手术切除后残肝体积不足，术前通过肝动脉栓塞化疗使肿瘤体积缩小后再行切除。巴塞罗那C期患者的治疗主要以全身放疗及化疗为主，若患者一般状况和肝脏功能良好且肿瘤可以切除，则行肿瘤的姑息性切除，其中行姑息性切除5例，其余均采用全身放疗和化疗。
1.4 检测指标及方法
所有患者均于开始治疗前1 d、治疗后1周及治疗后1个月3次检测外周血清中的HIF-1α水平和AFP水平，对照组于体检当日清晨收集外周血并检测。HIF-1α水平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试剂盒购于R & D Systems公司，严格按说明书提示步骤进行操作，最后采用DNM-9602酶联仪在450 nm的波长下测量吸光度（OD）值。AFP水平的测定采用Cobas601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及其配套的试剂盒（由Roche公司提供）测定，严格按照仪器及试剂盒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原发性肝癌组和对照组的指标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同时点不同临床分期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指标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法；同组内不同时点的指标比较采用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各时点HIF-1α和AFP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直线相关分析或Spearman秩相关分析。检验水准α=0.050。
2 结果
2.1 原发性肝癌患者治疗前后的HIF-1α水平和AFP水平
治疗前1 d时，原发性肝癌组的HIF-1α和AFP水平均较对照组相应指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原发性肝癌组HIF-1α和AFP水平3个时点间的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0），均是治疗前1 d > 治疗后1周 > 治疗后1个月，见表 1。
表1
2组治疗前后的HIF-1α和AFP水平比较（x±s）
2.2 不同临床分期原发性肝癌患者治疗前后的HIF-1α和AFP水平比较
①HIF-1α。A、B及C期组的HIF-1α水平在治疗前1 d、治疗后1周及治疗后1个月均逐渐降低，同组内各时点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0）。治疗前1 d、治疗后1周及治疗后1个月时，A、B及C期组的HIF-1α水平均逐渐增高，同时点各分期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0）。②AFP。A、B及C期组的AFP水平在治疗前1 d、治疗后1周及治疗后1个月均逐渐降低，同组内各时点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0）。治疗前1 d、治疗后1周和治疗后1个月时，A、B及C期组的AFP水平均逐渐增高，同时点各分期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0），见表 2。
表2
不同临床分期原发性肝癌患者治疗前后的HIF-1α和AFP水平比较（x±s）
2.3 原发性肝癌治疗前后HIF-1α水平与AFP水平及临床分期的相关性
治疗前1 d、治疗后1周及治疗后1个月时，HIF-1α水平与AFP水平及临床分期均呈正相关（P < 0.050），见表 3。
表3
原发性肝癌治疗前后HIF-1α水平与AFP水平及临床分期的相关性
3 讨论
AFP是目前临床上诊断原发性肝癌最为常用的肿瘤标志物，同时其在评估治疗效果等方面同样具有较高的价值。Meta分析[6]结果显示，动态监测原发性肝癌患者体内的AFP水平能够准确地评估患者肝脏病变的变化情况。有文献[7]报道，AFP的异质体含量与肝癌的直径存在一定的关联，但是鲜见明确的报道提示AFP水平与肝癌的分期呈显著性关联。本组资料结果表明，不同原发性肝癌临床分期患者治疗前的AFP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与既往文献[7]报道并不一致，考虑笔者在纳入研究对象时均选择AFP阳性患者有关。同时各分期患者的血清AFP水平在治疗后1周和1个月均低于治疗前1 d的水平，考虑原因可能是，通过治疗使癌细胞数量呈几何级减少，从而减少了肝癌细胞合成并释放AFP，使得其进入血液循环中的量逐渐减少。徐琳丽[8]认为，原发性肝癌术后的AFP水平与患者的远期预后相关，AFP水平越高，其远期生存率越低，且复发率越高。因此AFP可作为原发性肝癌治疗前后评估疗效的可靠的肿瘤生物指标之一。
HIF-1α是细胞为适应低氧环境而产生的一种关键性转录因子，其在病理和生理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9]。当肝癌细胞不断生长、出现失控导致肝癌细胞缺氧时，HIF-1α活性显著增强。为了能够让肝癌细胞适应这种低氧的微环境，HIF-1α通过不断激活与肝癌生长相关的多种靶基因，参与调节肝癌细胞的增殖、凋亡、肿瘤微血管生成、能量代谢、侵袭转移等过程，最终促进肝癌的发生和发展[10]。郭晓东等[11]的研究证实，HIF-1α过表达在原发性肝癌的恶性增殖、分化、淋巴结转移等过程中均起着重要作用。滕凤猛等[12]通过分析肝癌患者对奥沙利铂产生耐药的原因发现，微环境缺氧后HIF-1α过表达，其通过调控参与肝癌细胞耐药相关基因的表达使肝癌细胞出现获得性耐药。商爱军等[13]认为，HIF-1α能够通过调控基质金属蛋白酶-2/9的表达来增强缺氧微环境下肝癌细胞的远处侵袭能力。本组资料结果表明，各时点不同临床分期的原发性肝癌其血清HIF-1α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随着分期越高，HIF-1α水平也越高，这一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类似。从理论上讲，治疗后原发性肝癌患者的HIF-1α水平与AFP水平一样，也应相应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目前多数关于HIF-1α的报道均为术前，对于术后其水平的动态演变研究却并不多见。
本组资料结果表明，原发性肝癌术后的HIF-1α水平较术前显著下降，且术后1个月的水平较术后1周水平更低；同时不管原发性肝癌的分期如何均可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此外，与AFP水平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原发性肝癌的血清HIF-1α水平与AFP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管清龙等[14]通过监测肝动脉介入术后肝癌患者的HIF-1α等肿瘤标志物的动态变化，发现在介入术后1 d HIF-1α水平值达到高峰，而在术后1周及1个月迅速下降，远远低于术前水平，推测原因可能是由于介入后肝癌组织的缺血缺氧环境得以改善，因而HIF-1α水平出现一定程度地下调所致。梅芬等[15]发现，伽马刀治疗后肝癌患者术后1 d的HIF-1α水平显著高于治疗前，但是其并未观察到放疗1个月后的HIF-1α水平与术前相比有明显地下降，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入选的原发性肝癌患者为晚期且多数已经无手术指征，而伽马刀对于减轻肿瘤负荷的作用有限，反而由于放射性水肿等原因有可能进一步加重缺血、缺氧，反而导致HIF-1α水平的升高。而本组入选对象均为采用手术切除、介入栓塞以及消融治疗，或者采用上述方式综合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且80%以上的患者的临床分期为A期和B期，因此相对而言治疗效果可能较梅芬等[15]的要好，因此其结果与本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此外，不仅在临床观察中存在这样的现象，在动物实验中亦有类似的发现。付志豪等[16]通过分析裸鼠肝癌行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后的HIF-1α水平、p53水平、凋亡指数等，发现上述指标在治疗后1～3 d内均升高，但是在5 d～2周期间却逐渐下降，类似的动物实验结果在其他研究[17]中也得以证实。上述动物实验结果进一步提示了HIF-1α水平在肝癌治疗后的变化规律。
综上所述，HIF-1α的表达与AFP类似，在不同分期原发性肝癌治疗后均出现不同程度地下降，因此血清HIF-1α可作为不同分期原发性肝癌的肿瘤标志物之一。但笔者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各分期组中虽然同一分期的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治疗方案相对统一，但对于不同分期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治疗方式存在差异，因此不同治疗方案是否会对HIF-1α和AFP水平的变化产生影响目前并不明确，因此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偏倚；其次，本组患者数量较少，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尚需要大样本的临床分析及研究加以证实；最后，在原发性肝癌治疗后是否可以在改善缺氧的状态下使HIF-1α蛋白表达水平上调，术后是否可以根据HIF-1α表达的高低判断肝癌细胞复发的可能，在本研究中都未能进一步探讨。因此后期仍需要大样本的研究以进一步证实HIF-1α在评估原发性肝癌治疗效果中的确切价值及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