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邹海波, 罗兰云, 王显魁, 路涛, 谢坪, 陈吉东, 王冠, 骆乐, 姚豫桐, 向光明, 薛华, 黄孝伦. 经MDT治疗后获得长期生存的晚期肝癌病例临床分析.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7, 24(1): 96-100. doi: 10.7507/1007-9424.201605059 复制
肝细胞肝癌（HCC）病死率高居恶性肿瘤死因的第2位，全球每年近80万人死于HCC[1]，我国每年HCC发病率及病死率均占全球50%以上。因其起病隐匿，初期症状不明显，又缺乏针对HCC高危人群的筛查制度，患者就诊时多属晚期，仅20%～30%有机会接受手术切除或肝移植治疗[2-3]。肝切除治疗HCC已有70多年的历史，单一的治疗手段效果差，生存期短。笔者所在医院2010年建立了多学科诊疗（MDT）HCC的临床路径，拟提高HCC患者术后的生存期，已实施多例，现将一例晚期HCC患者无瘤生存5年的初步结果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患者，男，37岁，初次就诊时间2010-09-28；主诉剑突下胀痛 1＋月由外院转入笔者所在医院。患者既往有慢性乙肝病史10＋年，未规范治疗及随访复查。否认丙肝、黑便、呕血史。入院评估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为21.9 kg /m2，营养风险评分[4]为 1 分，日常生活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 评级[5]为Ⅰ级，体力状态评分参照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score standard，ECOG）评分标准[6]评分为 0 分。查体示生命体征平稳，皮肤巩膜无黄染，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明显肿大，心肺无特殊；右肋下及剑突下3 cm可触及质硬肿物，不可推动。腹壁静脉无怒张，脾脏未触及。实验室检查：HBsAg（+），HBeAg（+），HBcAb（+），Pre-S1Ag（+）；HBV-DNA 5.1E3 IU/mL；ALT 108 U/L，AST 112 U/L，PT、ALB及TBIL正常，肝功能分级为Child A级；吲哚菁绿试验15 min滞留率（indocyanine green retention rate test for 15 minutes，ICGR15）为22.4%（日本光电DDG-3300K）； 血清AFP＞2 000 μg/L（化学发光分析法）。肝脏超声造影检查显示：肝脏多发肿瘤性占位伴多发卫星灶。胸腹部增强CT（图 1）显示：双肺正常；左肝及右肝前叶见多发占位，最大直径约16 cm，呈典型快进快出表现，考虑HCC伴肝内转移，门静脉左支受侵犯。肿瘤体积/全肝体积为1 270 mL/2 209 mL=57.4%。
图1
示初次就诊时CT扫描结果 a：第 2 肝门几乎为肿瘤占据（黑箭）； b：肿瘤最大截面约16 cm2（黑箭）
1.2 临床路径
1.2.1 第 1 次MDT 召集肝胆外科、感染科、肿瘤科、放射科、放射介入科、超声介入科及核医学科进行第 1 次MDT，讨论后诊断：①原发性HCC（T3NXMX）；②慢性乙型肝炎活动期。治疗方案：①基础治疗。立即开始抗病毒治疗，药物选用恩替卡韦（0.5 mg，1 次/d，中美施贵宝），联合抗乙肝免疫球蛋白（200 U，肌肉注射），治疗 1 周后复查HBV-DNA＜1.0E3 IU/mL，AST 62 U/L，ALT 53 U/L； 胸腺五肽（10 mg，皮下注射，1 次/d，武汉华龙生物） 调节免疫，三氧化二砷注射液系统化疗及护肝治疗（10 mg，静脉滴注，1 次/d，北京双鹭）。②分次、分部位行经皮肝动脉化疗栓塞术（percutaneous hepatic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复查时根据碘油沉积情况及肿瘤反应决定TACE治疗次数及是否手术切除肿瘤。TACE方案：奥沙利铂+5-FU+丝裂霉素+三氧化二砷+超液化碘油+明胶海绵微粒（杭州艾力康医药）。复查CT结果显示，分次TACE后碘油沉积良好，肿瘤体积缩小（图 2–图 4）。
图2
示第 1 次TACE超选栓塞左肝肿瘤后 1 个月CT扫描结果 见左肝肿瘤为栓塞剂填塞，体积较初次就诊时缩小（黑箭）
图3
示第 2 次TACE栓塞右肝肿瘤后 1 个月CT扫描结果见右肝肿瘤缩小（黑箭），健肝体积增大
图4
示第 3 次TACE栓塞左、右肝肿瘤后 1 个月CT扫描结果 见左（黑箭）、右（白箭）肝肿瘤体积均明显缩小，健肝增大
1.2.2 第 2 次MDT 第 3 次TACE术后 1 个月，召集行第 2 次MDT。复查情况：CT扫描（图 4）示肿瘤体积明显缩小（左肝肿瘤由615 mL降至301 mL，右肝肿瘤由661 mL降至402 mL），健肝体积增大（由905 mL增至1 180 mL）。AFP 345 μg/L，肝功Child A级，ICGR15为9.8%，HBV-DNA＜1.0E3 IU/mL。MDT结论：经过抗病毒治疗及多次TACE后，肿瘤体积明显缩小，ICGR15显示肝脏储备功能增强，可耐受手术，拟手术切除肿瘤；术中行超声造影检查，对卫星病灶术中行微波消融治疗。在第 3 次TACE术后 1 个月，即初次入院后 4 个月手术治疗。术中见：腹腔内无腹水，肝脏呈小结节性肝硬变改变；肝左叶见约8 cm×8 cm×8 cm大肿瘤，与膈肌和胃致密粘连；门静脉左支侵犯；右肝SⅤ、Ⅶ及Ⅷ段有一12 cm×10 cm×10 cm大肿瘤，其周围可触及 3 个直径为 1～2 cm的小结节，经术中超声造影证实为卫星病灶。肝门部有直径为1.5 cm淋巴结，冰冻病理学检查未见癌。手术方式：左半肝切除+右肝肿瘤切除+胆囊切除+术中肝多发肿瘤微波消融术。术后病理学检查证实为低分化HCC （T3bN0M0, ⅢB期，UICC /AJCC）。术后第13天出院，患者术后恢复良好。
1.2.3 第 3 次MDT（术后 7 个月） 患者一般情况可，肿瘤已切除及消融，术后 6 个月CT复查未见异常，但同期超声造影复查发现有 3 个直径为0.5～2 cm的周围卫星病灶存在。MDT结论：再次行TACE治疗，联合131I 美妥昔单抗（2.77×107Bq/kg，成都华神），对小病灶再次行微波消融治疗。
1.3 结果
患者距初次治疗目前已生存 5 年有余，多次增强CT、增强MRI及超声造影交替复查未见肿瘤残留及新生肿瘤（图 5）。AFP 18.6 μg/L，肝功Child A级，HBV DNA＜1.0E3 IU/mL。生活质量良好，完全恢复正常工作，目前仍在随访中。
图5
示治疗后 5 年CT复查情况 肝脏未见残余及新生肿瘤
2 讨论
2.1 MDT在HCC诊疗中的地位与作用
20世纪90 年代美国率先提出了MDT概念。肿瘤诊疗MDT符合循证医学的诊疗理念[7]，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对实体肿瘤的认识，MDT已成为国外治疗肿瘤的新趋势[8]。在英国[9]，MDT已成为新入院肿瘤患者的必须程序之一。
目前，我国多数医院仍采用以治疗手段来分科，导致患者分散就医，相关学科协同少，单一手段多。近30年来的临床实践证明，单一的肝切除术治疗HCC已经走到极限，随着手术技术的提高，5 年生存率并未提高。我们认为，MDT能有效地利用和组合医疗资源，最大程度地发挥各学科优势，各学科相互融合，在技术、治疗方法和治疗理念上达成共识，可提高疾病的治疗效果[10-12]。
本MDT病例是 1 例晚期HCC患者，在外院被认为已无治疗价值。经MDT讨论后初始评估认为肿瘤过大，且肝功能不佳，无法手术切除，也不适合肝移植。在经过正规的抗病毒及保肝治疗后，病毒载量获得有效控制，肝功能好转，经 3 次TACE治疗后肿瘤缩小，降期（down-stage）治疗有效，赢得了手术切除肿瘤的机会；对于较小卫星病灶，微波消融也获得良好效果。术后肿瘤复发被早期发现，采取了TACE联合131I 美妥西单抗、微波消融等多种治疗手段，最终达到长期无瘤生存的良好效果。笔者认为，在MDT机制下，采用多种手段综合治疗，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与临床路径，患者生存获益于此。
2.2 重视抗病毒治疗在HCC治疗中的作用
有研究[13]发现，经抗病毒治疗，抑制HBV DNA复制，降低病毒载量，HCC的发生率将明显低于未行抗病毒治疗组。因高载量HBV DNA可导致肝脏炎症反应加重，肝脏耐受手术打击的能力下降，即使残肝容量足够，术后肝功能衰竭发生率也可能增高[14]。在药物的选择上，拉米夫定和替比夫定的耐药率较高，阿德福韦抗病毒效果相对较差，HBV DNA转阴率低，且有肾毒性； 而恩替卡韦和替诺福韦均属速效、低耐药性药物，已被欧美肝病协会推荐为一线用药。我国肝炎指南将上述4 种药物均定为一线药物，但推荐使用恩替卡韦[15]。本病例为乙肝病毒活动性感染，采用了恩替卡韦联合抗乙肝免疫球蛋白，1 周后HBV DNA降到低水平，提高了TACE或手术治疗的安全性，这也符合损伤控制理论（second-hit control）。
2.3 局部治疗和手术治疗联合是取得疗效的关键
外科手术肝切除是目前治疗HCC的主要手段[16]。但因HCC早期症状不明显，大多数患者确诊较晚，仅少部分患者能接受肝切除手术。可切除的大肝癌或巨大肝癌术后5 年存活率仅为26.2%～38.7%[17-18]。不能切除晚期HCC的中位生存期仅有1～2个月。随着局部治疗和全身治疗技术的进步，HCC降期治疗变得可行。肿瘤降期治疗（tumour down-staging）是通过姑息性的局部、全身或综合治疗，使HCC的分期降至相对早期（包括缩小肝癌体积、消除主体癌灶外的小癌灶和主门静脉肿瘤栓塞、非肿瘤肝脏部分增生等），将降期前不可切除的HCC变为可切除。微波消融对直径< 5.0 cm的肝癌疗效较明确[19]，TACE联合消融治疗可取得较好的降期效果[20-21]。有研究[22]认为，通过降期治疗，8%～18%的患者可获得降期后切除，5 年存活率为25%～57%。这将给晚期HCC患者带来长期存活的希望[23]。
该例患者我们通过与放射介入科及核医学科医生共同制定方案，经3次TACE治疗及全身综合治疗后，肿瘤体积明显缩小，且健肝体积增大，肝功能好转，成功达到降期目的，为后续的手术提供了安全保障。但降期后HCC细胞不会完全坏死，将会再生长；在HCC再增大或转移前，仅有一段短的窗口期可进行肝切除手术治疗[24]。
2.4 探索新的治疗手段
该患者治疗中我们使用了131I 美妥西单抗，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放射免疫治疗药物，美妥西单抗能与肿瘤细胞表面的CD147 分子特异性结合，131I 释放的β射线能够对肿瘤起到特异性的杀伤作用[25]。有研究[26]显示，131I 美妥西单抗联合TACE治疗较单纯TACE治疗能够显著延长原发性HCC患者的生存时间。刘连新等[27]认为，三氧化二砷是一种低毒、有效的治疗药物，对于不能手术的原发性HCC患者有很好的效果，超选择性肝动脉置管，连续区域化疗是最佳的给药方法。131I 美妥西单抗和三氧化二砷在HCC治疗中的作用尚缺乏大规模的随机对照试验，但是应用是安全的，对于有条件的患者可以使用。
2.5 重视HCC术后规范化的随访
HCC治疗后的影像学复查手段多样，腹部彩超、增强CT、增强MRI、超声造影等均在应用。由于检查的原理不一样而各有优缺点。有研究[28]认为，超声造影对HCC的诊断性能优于增强CT，主要因两种检查方式的成像时间有差异：超声造影为实时成像，而增强CT的扫描时间短，在确定病灶的退出时间方面会产生误差。该例患者在复查时是超声造影发现被CT扫描忽略了的小病灶，而得以及时治疗。由此提示我们，复查手段的交叉应用，可早期发现小病灶，多学科的诊断手段也会给治疗带来获益。
综上，通过多学科的协作，制定个体化的方案，适时采取合理的、安全的治疗手段，才能提高HCC的治疗效果，从而使患者的生存获益。笔者所在医疗组已对多例晚期HCC采用了MDT治疗，仍在进一步的观察之中。此报道病例已长期存活（＞5年）。因此我们认为，将晚期HCC变成慢性疾病有可能性。我国乙肝、HCC的发病率高，积极开展MDT模式，进一步探索治疗HCC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肝细胞肝癌（HCC）病死率高居恶性肿瘤死因的第2位，全球每年近80万人死于HCC[1]，我国每年HCC发病率及病死率均占全球50%以上。因其起病隐匿，初期症状不明显，又缺乏针对HCC高危人群的筛查制度，患者就诊时多属晚期，仅20%～30%有机会接受手术切除或肝移植治疗[2-3]。肝切除治疗HCC已有70多年的历史，单一的治疗手段效果差，生存期短。笔者所在医院2010年建立了多学科诊疗（MDT）HCC的临床路径，拟提高HCC患者术后的生存期，已实施多例，现将一例晚期HCC患者无瘤生存5年的初步结果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患者，男，37岁，初次就诊时间2010-09-28；主诉剑突下胀痛 1＋月由外院转入笔者所在医院。患者既往有慢性乙肝病史10＋年，未规范治疗及随访复查。否认丙肝、黑便、呕血史。入院评估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为21.9 kg /m2，营养风险评分[4]为 1 分，日常生活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 评级[5]为Ⅰ级，体力状态评分参照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score standard，ECOG）评分标准[6]评分为 0 分。查体示生命体征平稳，皮肤巩膜无黄染，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明显肿大，心肺无特殊；右肋下及剑突下3 cm可触及质硬肿物，不可推动。腹壁静脉无怒张，脾脏未触及。实验室检查：HBsAg（+），HBeAg（+），HBcAb（+），Pre-S1Ag（+）；HBV-DNA 5.1E3 IU/mL；ALT 108 U/L，AST 112 U/L，PT、ALB及TBIL正常，肝功能分级为Child A级；吲哚菁绿试验15 min滞留率（indocyanine green retention rate test for 15 minutes，ICGR15）为22.4%（日本光电DDG-3300K）； 血清AFP＞2 000 μg/L（化学发光分析法）。肝脏超声造影检查显示：肝脏多发肿瘤性占位伴多发卫星灶。胸腹部增强CT（图 1）显示：双肺正常；左肝及右肝前叶见多发占位，最大直径约16 cm，呈典型快进快出表现，考虑HCC伴肝内转移，门静脉左支受侵犯。肿瘤体积/全肝体积为1 270 mL/2 209 mL=57.4%。
图1
示初次就诊时CT扫描结果 a：第 2 肝门几乎为肿瘤占据（黑箭）； b：肿瘤最大截面约16 cm2（黑箭）
1.2 临床路径
1.2.1 第 1 次MDT 召集肝胆外科、感染科、肿瘤科、放射科、放射介入科、超声介入科及核医学科进行第 1 次MDT，讨论后诊断：①原发性HCC（T3NXMX）；②慢性乙型肝炎活动期。治疗方案：①基础治疗。立即开始抗病毒治疗，药物选用恩替卡韦（0.5 mg，1 次/d，中美施贵宝），联合抗乙肝免疫球蛋白（200 U，肌肉注射），治疗 1 周后复查HBV-DNA＜1.0E3 IU/mL，AST 62 U/L，ALT 53 U/L； 胸腺五肽（10 mg，皮下注射，1 次/d，武汉华龙生物） 调节免疫，三氧化二砷注射液系统化疗及护肝治疗（10 mg，静脉滴注，1 次/d，北京双鹭）。②分次、分部位行经皮肝动脉化疗栓塞术（percutaneous hepatic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复查时根据碘油沉积情况及肿瘤反应决定TACE治疗次数及是否手术切除肿瘤。TACE方案：奥沙利铂+5-FU+丝裂霉素+三氧化二砷+超液化碘油+明胶海绵微粒（杭州艾力康医药）。复查CT结果显示，分次TACE后碘油沉积良好，肿瘤体积缩小（图 2–图 4）。
图2
示第 1 次TACE超选栓塞左肝肿瘤后 1 个月CT扫描结果 见左肝肿瘤为栓塞剂填塞，体积较初次就诊时缩小（黑箭）
图3
示第 2 次TACE栓塞右肝肿瘤后 1 个月CT扫描结果见右肝肿瘤缩小（黑箭），健肝体积增大
图4
示第 3 次TACE栓塞左、右肝肿瘤后 1 个月CT扫描结果 见左（黑箭）、右（白箭）肝肿瘤体积均明显缩小，健肝增大
1.2.2 第 2 次MDT 第 3 次TACE术后 1 个月，召集行第 2 次MDT。复查情况：CT扫描（图 4）示肿瘤体积明显缩小（左肝肿瘤由615 mL降至301 mL，右肝肿瘤由661 mL降至402 mL），健肝体积增大（由905 mL增至1 180 mL）。AFP 345 μg/L，肝功Child A级，ICGR15为9.8%，HBV-DNA＜1.0E3 IU/mL。MDT结论：经过抗病毒治疗及多次TACE后，肿瘤体积明显缩小，ICGR15显示肝脏储备功能增强，可耐受手术，拟手术切除肿瘤；术中行超声造影检查，对卫星病灶术中行微波消融治疗。在第 3 次TACE术后 1 个月，即初次入院后 4 个月手术治疗。术中见：腹腔内无腹水，肝脏呈小结节性肝硬变改变；肝左叶见约8 cm×8 cm×8 cm大肿瘤，与膈肌和胃致密粘连；门静脉左支侵犯；右肝SⅤ、Ⅶ及Ⅷ段有一12 cm×10 cm×10 cm大肿瘤，其周围可触及 3 个直径为 1～2 cm的小结节，经术中超声造影证实为卫星病灶。肝门部有直径为1.5 cm淋巴结，冰冻病理学检查未见癌。手术方式：左半肝切除+右肝肿瘤切除+胆囊切除+术中肝多发肿瘤微波消融术。术后病理学检查证实为低分化HCC （T3bN0M0, ⅢB期，UICC /AJCC）。术后第13天出院，患者术后恢复良好。
1.2.3 第 3 次MDT（术后 7 个月） 患者一般情况可，肿瘤已切除及消融，术后 6 个月CT复查未见异常，但同期超声造影复查发现有 3 个直径为0.5～2 cm的周围卫星病灶存在。MDT结论：再次行TACE治疗，联合131I 美妥昔单抗（2.77×107Bq/kg，成都华神），对小病灶再次行微波消融治疗。
1.3 结果
患者距初次治疗目前已生存 5 年有余，多次增强CT、增强MRI及超声造影交替复查未见肿瘤残留及新生肿瘤（图 5）。AFP 18.6 μg/L，肝功Child A级，HBV DNA＜1.0E3 IU/mL。生活质量良好，完全恢复正常工作，目前仍在随访中。
图5
示治疗后 5 年CT复查情况 肝脏未见残余及新生肿瘤
2 讨论
2.1 MDT在HCC诊疗中的地位与作用
20世纪90 年代美国率先提出了MDT概念。肿瘤诊疗MDT符合循证医学的诊疗理念[7]，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对实体肿瘤的认识，MDT已成为国外治疗肿瘤的新趋势[8]。在英国[9]，MDT已成为新入院肿瘤患者的必须程序之一。
目前，我国多数医院仍采用以治疗手段来分科，导致患者分散就医，相关学科协同少，单一手段多。近30年来的临床实践证明，单一的肝切除术治疗HCC已经走到极限，随着手术技术的提高，5 年生存率并未提高。我们认为，MDT能有效地利用和组合医疗资源，最大程度地发挥各学科优势，各学科相互融合，在技术、治疗方法和治疗理念上达成共识，可提高疾病的治疗效果[10-12]。
本MDT病例是 1 例晚期HCC患者，在外院被认为已无治疗价值。经MDT讨论后初始评估认为肿瘤过大，且肝功能不佳，无法手术切除，也不适合肝移植。在经过正规的抗病毒及保肝治疗后，病毒载量获得有效控制，肝功能好转，经 3 次TACE治疗后肿瘤缩小，降期（down-stage）治疗有效，赢得了手术切除肿瘤的机会；对于较小卫星病灶，微波消融也获得良好效果。术后肿瘤复发被早期发现，采取了TACE联合131I 美妥西单抗、微波消融等多种治疗手段，最终达到长期无瘤生存的良好效果。笔者认为，在MDT机制下，采用多种手段综合治疗，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与临床路径，患者生存获益于此。
2.2 重视抗病毒治疗在HCC治疗中的作用
有研究[13]发现，经抗病毒治疗，抑制HBV DNA复制，降低病毒载量，HCC的发生率将明显低于未行抗病毒治疗组。因高载量HBV DNA可导致肝脏炎症反应加重，肝脏耐受手术打击的能力下降，即使残肝容量足够，术后肝功能衰竭发生率也可能增高[14]。在药物的选择上，拉米夫定和替比夫定的耐药率较高，阿德福韦抗病毒效果相对较差，HBV DNA转阴率低，且有肾毒性； 而恩替卡韦和替诺福韦均属速效、低耐药性药物，已被欧美肝病协会推荐为一线用药。我国肝炎指南将上述4 种药物均定为一线药物，但推荐使用恩替卡韦[15]。本病例为乙肝病毒活动性感染，采用了恩替卡韦联合抗乙肝免疫球蛋白，1 周后HBV DNA降到低水平，提高了TACE或手术治疗的安全性，这也符合损伤控制理论（second-hit control）。
2.3 局部治疗和手术治疗联合是取得疗效的关键
外科手术肝切除是目前治疗HCC的主要手段[16]。但因HCC早期症状不明显，大多数患者确诊较晚，仅少部分患者能接受肝切除手术。可切除的大肝癌或巨大肝癌术后5 年存活率仅为26.2%～38.7%[17-18]。不能切除晚期HCC的中位生存期仅有1～2个月。随着局部治疗和全身治疗技术的进步，HCC降期治疗变得可行。肿瘤降期治疗（tumour down-staging）是通过姑息性的局部、全身或综合治疗，使HCC的分期降至相对早期（包括缩小肝癌体积、消除主体癌灶外的小癌灶和主门静脉肿瘤栓塞、非肿瘤肝脏部分增生等），将降期前不可切除的HCC变为可切除。微波消融对直径< 5.0 cm的肝癌疗效较明确[19]，TACE联合消融治疗可取得较好的降期效果[20-21]。有研究[22]认为，通过降期治疗，8%～18%的患者可获得降期后切除，5 年存活率为25%～57%。这将给晚期HCC患者带来长期存活的希望[23]。
该例患者我们通过与放射介入科及核医学科医生共同制定方案，经3次TACE治疗及全身综合治疗后，肿瘤体积明显缩小，且健肝体积增大，肝功能好转，成功达到降期目的，为后续的手术提供了安全保障。但降期后HCC细胞不会完全坏死，将会再生长；在HCC再增大或转移前，仅有一段短的窗口期可进行肝切除手术治疗[24]。
2.4 探索新的治疗手段
该患者治疗中我们使用了131I 美妥西单抗，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放射免疫治疗药物，美妥西单抗能与肿瘤细胞表面的CD147 分子特异性结合，131I 释放的β射线能够对肿瘤起到特异性的杀伤作用[25]。有研究[26]显示，131I 美妥西单抗联合TACE治疗较单纯TACE治疗能够显著延长原发性HCC患者的生存时间。刘连新等[27]认为，三氧化二砷是一种低毒、有效的治疗药物，对于不能手术的原发性HCC患者有很好的效果，超选择性肝动脉置管，连续区域化疗是最佳的给药方法。131I 美妥西单抗和三氧化二砷在HCC治疗中的作用尚缺乏大规模的随机对照试验，但是应用是安全的，对于有条件的患者可以使用。
2.5 重视HCC术后规范化的随访
HCC治疗后的影像学复查手段多样，腹部彩超、增强CT、增强MRI、超声造影等均在应用。由于检查的原理不一样而各有优缺点。有研究[28]认为，超声造影对HCC的诊断性能优于增强CT，主要因两种检查方式的成像时间有差异：超声造影为实时成像，而增强CT的扫描时间短，在确定病灶的退出时间方面会产生误差。该例患者在复查时是超声造影发现被CT扫描忽略了的小病灶，而得以及时治疗。由此提示我们，复查手段的交叉应用，可早期发现小病灶，多学科的诊断手段也会给治疗带来获益。
综上，通过多学科的协作，制定个体化的方案，适时采取合理的、安全的治疗手段，才能提高HCC的治疗效果，从而使患者的生存获益。笔者所在医疗组已对多例晚期HCC采用了MDT治疗，仍在进一步的观察之中。此报道病例已长期存活（＞5年）。因此我们认为，将晚期HCC变成慢性疾病有可能性。我国乙肝、HCC的发病率高，积极开展MDT模式，进一步探索治疗HCC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