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李清春, 杨冬艳, 盖保东, 梁筠. 超声引导在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近膈处肝癌中的安全性分析 .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8, 25(5): 615-618. doi: 10.7507/1007-9424.201712001 复制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原发或转移性肝癌多采用超声或 CT 引导，部分采用 MRI 等其他影像学方法引导，其临床疗效确切，肿瘤局部控制效果明显[1-3]。对于近膈处原发及转移病灶的处理，上述引导方式均可安全实施，各有其优势。由于解剖位置的特殊性，近膈处肝癌行放射性粒子植入的影响因素较多，因此对引导方式的选择存在一定争议。笔者所在医院于 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2 月期间，在超声引导下行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近膈处肝癌 10 例，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现回顾性分析该 10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病例纳入标准：超声引导下行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的近膈处肝癌患者。排除标准：患者一般状态差，无法耐受全身麻醉者；肝功能为 Child-Pugh C 级，手术风险较大者；出现全身广泛转移者；术前评估能够行根治疗性切除、建议首选手术切除，不建议行粒子植入者；超声引导无穿刺路径、建议于 CT/MRI 下穿刺植入者。最终纳入 10 例患者，男女各 5 例，年龄 43～74 岁，平均年龄为 56.2 岁；其中原发性肝癌 4 例，转移性肝癌 6 例（原发肿瘤：胰腺癌 1 例，乳腺癌 1 例，卵巢癌 1 例，结肠癌 2 例，肝门胆管癌 1 例）。手术病灶 19 个（其中单发病灶 4 例，2 个病灶 3 例，3 个病灶 3 例）；病灶位置：近腹侧肝左叶近膈面病灶 2 个，近背侧肝左叶近膈面病灶 3 个，肝右叶近膈面病灶 13 个，近膈顶处病灶 1 个；病灶最大径 1.0～4.6 cm，中位数为 1.9 cm。10 例患者术前均行穿刺活检病理学检查明确诊断，并且行超声、CT 等辅助检查明确无手术切除指征，均接受超声引导下经皮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
1.2 超声引导下经皮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
1.2.1 术前
10 例患者术前均行 CT 检查，明确肿瘤边界、直径、肿瘤与膈肌的关系、肿瘤与肺组织的关系，以及肿瘤与第 2 肝门及肾脏的关系。同时行超声检查，确定肿瘤与周围组织的毗邻关系，明确呼吸活动度和心脏博动对穿刺路径的影响。如肿瘤显示不清，必要时行超声造影以明确[4]。制定术前治疗计划，确保穿刺路径经腹、经肝，避免经肺穿刺。
1.2.2 穿刺路径选择
为避免疼痛刺激、情绪波动等不确定因素对穿刺精准度的影响，本组患者均于全麻下实施穿刺。对于近腹侧肝左叶近膈面肿瘤（本组有 2 个病灶），于超声定位下即可穿刺植入粒子，操作难度不大。对于近背侧肝左叶近膈面肿瘤（本组有 3 个病灶），在穿刺过程中需注意心包活动和呼吸运动对肿瘤定位的影响，务必做到精确穿刺的同时，避开肺下界，避免误穿心包。对于肝右叶近膈面肿瘤，如无肺组织遮挡，可根据情况选择经右侧肋间或经腹进针（本组有 3 个病灶）；如肺组织遮挡，选择于呼气末经肋间进针，避免穿刺肺组织（本组有 5 个病灶），见图 1；如无法避开肺组织，则放弃经肋间进针，改为经腹进针（本组有 5 个病灶）。如肿瘤位于膈顶（本组有 1 个病灶），位置较深，影响超声图像效果及穿刺，选择于吸气末进针，利用肺膨胀对肝脏的压迫以更好地显示肿瘤，选择最佳路径。
图1
示近膈处肿瘤（a）的穿刺路径，选择避开肺组织穿刺（b）
1.2.3 质量验证
10 例患者均于放射防护条件下行粒子植入，患者麻醉清醒后行质量验证，明确粒子分布情况，防止出现放射稀疏区，必要时再次补种。
1.2.4 术后
术后处理同腹腔其他肿瘤粒子植入术后处理[5]。所有医疗操作均于放射防护下进行，常规给予心电图、血压及血氧监护，以及禁食、补液、保肝等对症治疗。麻醉清醒后鼓励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待患者胃肠道功能恢复后逐渐恢复饮食[6]。对术后常见并发症如发热和疼痛给予对症、支持治疗。术后第 1 天常规复查腹部彩超或 CT 检查，明确有无出血或积液，必要时行穿刺引流。嘱患者于术后第 1、2 及 4 个月复查。
1.3 手术结果
10 例患者均按计划行粒子植入，植入 125I 粒子19～108 枚，平均植入 58.1 枚。植入过程顺利，手术时间 30 ～90 min，平均 57 min。术后质量验证示粒子分布满意，无补种情况发生。2 例患者术后出现发热（均发生于术后第 1 天），经抗炎和对症治疗后痊愈。1 例患者出现穿刺部位疼痛，给予止痛治疗后好转。10 例患者术后复查均未发现腹腔出血和积液，无血、气胸等肺部并发症发生，无胆汁漏、肝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发生。10 例患者的住院时间为 1～7 d，平均 3.8 d，均顺利出院。
1.4 术后随访
10 例患者均于术后第 1、2 及 4 个月按时复查，示肿瘤局部控制效果明显（图 2）。10 例患者的随访时间为 6～43 个月，中位数为 18.5 个月。其中1 例于术后 4 个月复查发现肝内转移，再次给予粒子植入治疗，至随访截止时暂无复发倾向（随访截止时获访了 29 个月）。随访至今（2017 年 11 月），10 例患者中有 2 例出现粒子移位，未出现严重后果，未予处理。4 例存活（2 例为原发性肝癌，2 例为结肠癌术后肝转移），6 例死亡，其中 1 例死于消化道大出血（术后 16 个月），2 例死于肝功能衰竭（术后 10 个月和 12 个月），3 例死于全身多发转移（术后 6、11 和 23 个月）。随访期间存活患者未发现其他远期并发症发生。
图2
示手术前后近膈处肿瘤的 CT 图像对比，白箭所示病灶
a：术前；b：术后 2 个月复查，提示肿瘤局部控制效果良好
2 讨论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原发及转移性肝癌的临床疗效已被证实，但对于引导方式的选择存在争议。有学者[2]建议在 CT 引导下行粒子植入，有学者[1]建议行超声引导下植入。亦有部分学者[7-8]采用 MRI 引导下肝脏肿瘤内粒子植入或经导管植入治疗的方法治疗门静脉癌栓。目前 3D 打印模板技术在临床上广泛应用，有报道[9-10]称采用 3D 打印模板联合超声/CT 行粒子植入，可以使穿刺更精准，粒子布局更合理，并能缩短穿刺时间，减少穿刺对正常组织的损害，但由于腹腔脏器的特殊性，3D 打印模板在近膈处肝癌中的应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内镜辅助下超声引导也可应用于粒子植入[11-12]，但在肝癌中的应用不多。笔者认为，在保证剂量分布合理及临床疗效确切的前提下，尽量避免穿刺引起的副损伤，减少、甚至杜绝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尤为重要。由于靠近膈面，呼吸时肝脏随膈肌上下移动，肝脏不同部位随呼吸运动产生的位移不同[13]，且肝左叶靠近心脏，而心脏正常搏动频率为 60～100 次/min，故呼吸活动及心脏搏动对肝脏的影响明显增大。因此应选择合理的引导方式，在保证手术安全、顺利的同时，尽量减少上述因素对穿刺的影响，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2.1 CT/MRI 引导下粒子植入
部分学者建议行 CT/MRI 引导下粒子植入，原因可能如下：① 制定术前治疗计划及术后质量验证相对方便：CT/MRI 图像的分辨率相对较高，肿瘤解剖关系显示清晰[14]，采用 CT/MRI 图像制定治疗计划及术后进行质量验证均较为方便，也方便随时进行补种；② 植入过程中使用 CT/MRI 引导，可以清晰显示肿瘤边界及其与周围器官或组织的关系，使得植入更为精确，更接近于治疗计划，使治疗更为规范；③ CT/MRI 引导能够做到术前计划制定、术中粒子植入、术后质量验证，以及术后复查及补种的统一性，使得治疗更规范并具有连续性。
但是，对于近膈处肝脏肿瘤的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CT/MRI 引导具有其局限性：① 对于肝左叶靠近背侧的肿瘤，由于肿瘤距膈面及心包极近，而心脏博动度较大，波动频率较高，对穿刺定位造成较大影响，且 CT/MRI 引导不具有实时性，因此穿刺较为困难，影响穿刺的安全性，部分肿瘤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放弃粒子植入。② 对于肝右叶近膈面肿瘤，部分肿瘤无肺组织遮挡，可以按计划穿刺植入，但并不能排除肋骨对粒子布局的影响，虽然可以通过上下层面剂量的增补达到治疗目的，但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且经肋骨穿刺有时会造成不必要的损伤。③ 对于肝右叶近膈顶处肿瘤，由于肺组织的遮挡，且 CT/MRI 扫描为断层扫描，无法随意定位扫描方向，只能按固定层面布针，因此穿刺势必会经过肺组织及膈肌，造成肺穿刺出血，以及血、气胸[15]，必要时需行胸腔闭式引流，影响术后恢复。④ 呼吸活动度对肝脏的影响可以通过麻醉状态下的呼吸暂停来避免，但对 CT 扫描定位及穿刺的时间要求较高，且呼吸暂停时间越短越好。⑤ 反复的 CT/MRI 定位、复查增加患者不必要的射线辅射[16]，且延长了麻醉及手术时间。
2.2 超声引导下粒子植入
超声引导在近膈面肝癌的粒子植入治疗中具有以下优点。① 实时引导：对于近心包的肝脏肿瘤，可以在实时引导下穿刺，保证粒子植入的安全性，这也是超声引导在肿瘤放射性粒子植入过程中的优势[17]；② 选择穿刺路径相对自由：对于近膈顶处肿瘤，在穿刺路径的选择上可以成功避开肺组织，避免血、气胸的发生，减少严重并发症的发生；③ 缩短手术时间：超声引导下可以按顺序不间断进行肿瘤定位、穿刺、粒子植入及复查，缩短了手术麻醉时间[18]；④ 和 CT 引导相比，超声引导可以避免患者因多次扫描带来的辐射危害。
超声引导在近膈处肝癌的粒子植入过程中具有 CT/MRI 所不具备的优势，但是也有一定的缺点。① 加大了术前准备的难度：由于术前治疗计划的制定所采用的是 CT 图像，因此，为保证超声引导下粒子植入与术前计划的一致，术前需反复行超声检查，并与 CT 图像相对比，以保证两者在粒子植入层面上的一致性，从而加大了术前准备的难度；② 加大了术中穿刺的难度：超声引导下的影像表现比 CT 相对差[19]，对部分肿瘤的边界显示不清，需术前反复确认，微小病灶甚至需要行超声造影明确边界[20]，这就加大了术中穿刺的难度；③ 影响术后的质量验证及补种。因此，应在提高穿刺技巧的同时，术后及时行质量验证，避免出现粒子稀疏区，以保证手术质量。
为保证治疗的规范性，本组 10 例患者术前治疗计划的制定及术后质量验证均以 CT 图像为标准，由于术中所有操作未于 CT 引导下进行，不能立即行质量验证，如需补种，则需在二次麻醉下进行。
近膈处肝癌的解剖位置特殊，且影响穿刺路径及操作的因素较多，为保证粒子的顺利植入和手术的安全性，应根据肿瘤部位及大小合理选择引导方式及穿刺路径。本组 10 例患者于超声引导下行粒子植入，克服了肿瘤部位较深、肝脏活动、心脏博动等不利因素，10 例均安全顺利实施，并成功避免穿刺肺组织及膈肌，减少了穿刺副损伤等并发症的发生。术后质量验证示粒子分布满意，无补种情况发生。2 例患者于术后第 1 天出现发热，考虑不除外穿刺针道感染，经抗炎和对症治疗后痊愈。1 例患者出现穿刺部位疼痛，给予止痛治疗后好转。10 例患者均未发现血、气胸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术后复查示肿瘤局部控制效果明显，随访 6～43 个月，除 2 例出现粒子移位外，未发现其他远期并发症的发生。以上均说明超声引导下行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近膈处肝癌的并发症少、安全可靠、效果明显，具有其优势。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原发或转移性肝癌多采用超声或 CT 引导，部分采用 MRI 等其他影像学方法引导，其临床疗效确切，肿瘤局部控制效果明显[1-3]。对于近膈处原发及转移病灶的处理，上述引导方式均可安全实施，各有其优势。由于解剖位置的特殊性，近膈处肝癌行放射性粒子植入的影响因素较多，因此对引导方式的选择存在一定争议。笔者所在医院于 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2 月期间，在超声引导下行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近膈处肝癌 10 例，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现回顾性分析该 10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病例纳入标准：超声引导下行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的近膈处肝癌患者。排除标准：患者一般状态差，无法耐受全身麻醉者；肝功能为 Child-Pugh C 级，手术风险较大者；出现全身广泛转移者；术前评估能够行根治疗性切除、建议首选手术切除，不建议行粒子植入者；超声引导无穿刺路径、建议于 CT/MRI 下穿刺植入者。最终纳入 10 例患者，男女各 5 例，年龄 43～74 岁，平均年龄为 56.2 岁；其中原发性肝癌 4 例，转移性肝癌 6 例（原发肿瘤：胰腺癌 1 例，乳腺癌 1 例，卵巢癌 1 例，结肠癌 2 例，肝门胆管癌 1 例）。手术病灶 19 个（其中单发病灶 4 例，2 个病灶 3 例，3 个病灶 3 例）；病灶位置：近腹侧肝左叶近膈面病灶 2 个，近背侧肝左叶近膈面病灶 3 个，肝右叶近膈面病灶 13 个，近膈顶处病灶 1 个；病灶最大径 1.0～4.6 cm，中位数为 1.9 cm。10 例患者术前均行穿刺活检病理学检查明确诊断，并且行超声、CT 等辅助检查明确无手术切除指征，均接受超声引导下经皮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
1.2 超声引导下经皮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
1.2.1 术前
10 例患者术前均行 CT 检查，明确肿瘤边界、直径、肿瘤与膈肌的关系、肿瘤与肺组织的关系，以及肿瘤与第 2 肝门及肾脏的关系。同时行超声检查，确定肿瘤与周围组织的毗邻关系，明确呼吸活动度和心脏博动对穿刺路径的影响。如肿瘤显示不清，必要时行超声造影以明确[4]。制定术前治疗计划，确保穿刺路径经腹、经肝，避免经肺穿刺。
1.2.2 穿刺路径选择
为避免疼痛刺激、情绪波动等不确定因素对穿刺精准度的影响，本组患者均于全麻下实施穿刺。对于近腹侧肝左叶近膈面肿瘤（本组有 2 个病灶），于超声定位下即可穿刺植入粒子，操作难度不大。对于近背侧肝左叶近膈面肿瘤（本组有 3 个病灶），在穿刺过程中需注意心包活动和呼吸运动对肿瘤定位的影响，务必做到精确穿刺的同时，避开肺下界，避免误穿心包。对于肝右叶近膈面肿瘤，如无肺组织遮挡，可根据情况选择经右侧肋间或经腹进针（本组有 3 个病灶）；如肺组织遮挡，选择于呼气末经肋间进针，避免穿刺肺组织（本组有 5 个病灶），见图 1；如无法避开肺组织，则放弃经肋间进针，改为经腹进针（本组有 5 个病灶）。如肿瘤位于膈顶（本组有 1 个病灶），位置较深，影响超声图像效果及穿刺，选择于吸气末进针，利用肺膨胀对肝脏的压迫以更好地显示肿瘤，选择最佳路径。
图1
示近膈处肿瘤（a）的穿刺路径，选择避开肺组织穿刺（b）
1.2.3 质量验证
10 例患者均于放射防护条件下行粒子植入，患者麻醉清醒后行质量验证，明确粒子分布情况，防止出现放射稀疏区，必要时再次补种。
1.2.4 术后
术后处理同腹腔其他肿瘤粒子植入术后处理[5]。所有医疗操作均于放射防护下进行，常规给予心电图、血压及血氧监护，以及禁食、补液、保肝等对症治疗。麻醉清醒后鼓励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待患者胃肠道功能恢复后逐渐恢复饮食[6]。对术后常见并发症如发热和疼痛给予对症、支持治疗。术后第 1 天常规复查腹部彩超或 CT 检查，明确有无出血或积液，必要时行穿刺引流。嘱患者于术后第 1、2 及 4 个月复查。
1.3 手术结果
10 例患者均按计划行粒子植入，植入 125I 粒子19～108 枚，平均植入 58.1 枚。植入过程顺利，手术时间 30 ～90 min，平均 57 min。术后质量验证示粒子分布满意，无补种情况发生。2 例患者术后出现发热（均发生于术后第 1 天），经抗炎和对症治疗后痊愈。1 例患者出现穿刺部位疼痛，给予止痛治疗后好转。10 例患者术后复查均未发现腹腔出血和积液，无血、气胸等肺部并发症发生，无胆汁漏、肝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发生。10 例患者的住院时间为 1～7 d，平均 3.8 d，均顺利出院。
1.4 术后随访
10 例患者均于术后第 1、2 及 4 个月按时复查，示肿瘤局部控制效果明显（图 2）。10 例患者的随访时间为 6～43 个月，中位数为 18.5 个月。其中1 例于术后 4 个月复查发现肝内转移，再次给予粒子植入治疗，至随访截止时暂无复发倾向（随访截止时获访了 29 个月）。随访至今（2017 年 11 月），10 例患者中有 2 例出现粒子移位，未出现严重后果，未予处理。4 例存活（2 例为原发性肝癌，2 例为结肠癌术后肝转移），6 例死亡，其中 1 例死于消化道大出血（术后 16 个月），2 例死于肝功能衰竭（术后 10 个月和 12 个月），3 例死于全身多发转移（术后 6、11 和 23 个月）。随访期间存活患者未发现其他远期并发症发生。
图2
示手术前后近膈处肿瘤的 CT 图像对比，白箭所示病灶
a：术前；b：术后 2 个月复查，提示肿瘤局部控制效果良好
2 讨论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原发及转移性肝癌的临床疗效已被证实，但对于引导方式的选择存在争议。有学者[2]建议在 CT 引导下行粒子植入，有学者[1]建议行超声引导下植入。亦有部分学者[7-8]采用 MRI 引导下肝脏肿瘤内粒子植入或经导管植入治疗的方法治疗门静脉癌栓。目前 3D 打印模板技术在临床上广泛应用，有报道[9-10]称采用 3D 打印模板联合超声/CT 行粒子植入，可以使穿刺更精准，粒子布局更合理，并能缩短穿刺时间，减少穿刺对正常组织的损害，但由于腹腔脏器的特殊性，3D 打印模板在近膈处肝癌中的应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内镜辅助下超声引导也可应用于粒子植入[11-12]，但在肝癌中的应用不多。笔者认为，在保证剂量分布合理及临床疗效确切的前提下，尽量避免穿刺引起的副损伤，减少、甚至杜绝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尤为重要。由于靠近膈面，呼吸时肝脏随膈肌上下移动，肝脏不同部位随呼吸运动产生的位移不同[13]，且肝左叶靠近心脏，而心脏正常搏动频率为 60～100 次/min，故呼吸活动及心脏搏动对肝脏的影响明显增大。因此应选择合理的引导方式，在保证手术安全、顺利的同时，尽量减少上述因素对穿刺的影响，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2.1 CT/MRI 引导下粒子植入
部分学者建议行 CT/MRI 引导下粒子植入，原因可能如下：① 制定术前治疗计划及术后质量验证相对方便：CT/MRI 图像的分辨率相对较高，肿瘤解剖关系显示清晰[14]，采用 CT/MRI 图像制定治疗计划及术后进行质量验证均较为方便，也方便随时进行补种；② 植入过程中使用 CT/MRI 引导，可以清晰显示肿瘤边界及其与周围器官或组织的关系，使得植入更为精确，更接近于治疗计划，使治疗更为规范；③ CT/MRI 引导能够做到术前计划制定、术中粒子植入、术后质量验证，以及术后复查及补种的统一性，使得治疗更规范并具有连续性。
但是，对于近膈处肝脏肿瘤的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CT/MRI 引导具有其局限性：① 对于肝左叶靠近背侧的肿瘤，由于肿瘤距膈面及心包极近，而心脏博动度较大，波动频率较高，对穿刺定位造成较大影响，且 CT/MRI 引导不具有实时性，因此穿刺较为困难，影响穿刺的安全性，部分肿瘤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放弃粒子植入。② 对于肝右叶近膈面肿瘤，部分肿瘤无肺组织遮挡，可以按计划穿刺植入，但并不能排除肋骨对粒子布局的影响，虽然可以通过上下层面剂量的增补达到治疗目的，但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且经肋骨穿刺有时会造成不必要的损伤。③ 对于肝右叶近膈顶处肿瘤，由于肺组织的遮挡，且 CT/MRI 扫描为断层扫描，无法随意定位扫描方向，只能按固定层面布针，因此穿刺势必会经过肺组织及膈肌，造成肺穿刺出血，以及血、气胸[15]，必要时需行胸腔闭式引流，影响术后恢复。④ 呼吸活动度对肝脏的影响可以通过麻醉状态下的呼吸暂停来避免，但对 CT 扫描定位及穿刺的时间要求较高，且呼吸暂停时间越短越好。⑤ 反复的 CT/MRI 定位、复查增加患者不必要的射线辅射[16]，且延长了麻醉及手术时间。
2.2 超声引导下粒子植入
超声引导在近膈面肝癌的粒子植入治疗中具有以下优点。① 实时引导：对于近心包的肝脏肿瘤，可以在实时引导下穿刺，保证粒子植入的安全性，这也是超声引导在肿瘤放射性粒子植入过程中的优势[17]；② 选择穿刺路径相对自由：对于近膈顶处肿瘤，在穿刺路径的选择上可以成功避开肺组织，避免血、气胸的发生，减少严重并发症的发生；③ 缩短手术时间：超声引导下可以按顺序不间断进行肿瘤定位、穿刺、粒子植入及复查，缩短了手术麻醉时间[18]；④ 和 CT 引导相比，超声引导可以避免患者因多次扫描带来的辐射危害。
超声引导在近膈处肝癌的粒子植入过程中具有 CT/MRI 所不具备的优势，但是也有一定的缺点。① 加大了术前准备的难度：由于术前治疗计划的制定所采用的是 CT 图像，因此，为保证超声引导下粒子植入与术前计划的一致，术前需反复行超声检查，并与 CT 图像相对比，以保证两者在粒子植入层面上的一致性，从而加大了术前准备的难度；② 加大了术中穿刺的难度：超声引导下的影像表现比 CT 相对差[19]，对部分肿瘤的边界显示不清，需术前反复确认，微小病灶甚至需要行超声造影明确边界[20]，这就加大了术中穿刺的难度；③ 影响术后的质量验证及补种。因此，应在提高穿刺技巧的同时，术后及时行质量验证，避免出现粒子稀疏区，以保证手术质量。
为保证治疗的规范性，本组 10 例患者术前治疗计划的制定及术后质量验证均以 CT 图像为标准，由于术中所有操作未于 CT 引导下进行，不能立即行质量验证，如需补种，则需在二次麻醉下进行。
近膈处肝癌的解剖位置特殊，且影响穿刺路径及操作的因素较多，为保证粒子的顺利植入和手术的安全性，应根据肿瘤部位及大小合理选择引导方式及穿刺路径。本组 10 例患者于超声引导下行粒子植入，克服了肿瘤部位较深、肝脏活动、心脏博动等不利因素，10 例均安全顺利实施，并成功避免穿刺肺组织及膈肌，减少了穿刺副损伤等并发症的发生。术后质量验证示粒子分布满意，无补种情况发生。2 例患者于术后第 1 天出现发热，考虑不除外穿刺针道感染，经抗炎和对症治疗后痊愈。1 例患者出现穿刺部位疼痛，给予止痛治疗后好转。10 例患者均未发现血、气胸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术后复查示肿瘤局部控制效果明显，随访 6～43 个月，除 2 例出现粒子移位外，未发现其他远期并发症的发生。以上均说明超声引导下行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近膈处肝癌的并发症少、安全可靠、效果明显，具有其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