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何攀, 方程, 苏松, 贺凯, 淦宇, 田捷, 李波, 夏先明. 肝脏肿瘤术中吲哚氰绿荧光显像的临床应用进展.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8, 25(8): 1011-1015. doi: 10.7507/1007-9424.201801005 复制
肝脏肿瘤作为普通外科中威胁人类健康的最常见的疾病，分为原发性肝癌和继发性肝癌，一直以来是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目前，肝癌最有效的治疗方式之一是手术切除，术中强调肿瘤切除的完整性以减少肿瘤残留，但因多种定位及定性原因，容易漏检肿瘤微小病灶或残留肿瘤组织细胞而导致术后肿瘤的复发。据相关文献[1]报道，肝癌术后的 5 年生存率只有 30%～40%。术中超声是目前临床上最普遍应用的检测肝癌手术残留的工具，但其很难发现并诊断直径<1 cm 的肿瘤，对浅表病灶的检出率较低，准确率只有 86%[2]，并且在肿瘤切除过程中不能实时进行手术导航，严重影响患者的长期存活率和治愈率。提高肿瘤微小病灶的检出率有望改善预后，因而临床上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术中探测方法以精确发现肝脏微小肿瘤病灶和确定肝脏切除边缘，以确保肿瘤完整切除。随着精准肝脏外科时代的到来，近年来吲哚氰绿（indocyanine-green，ICG）近红外荧光成像技术以其独特精确的术中可视化特点初步应用于肝胆外科，开创了精准肝脏手术的新视界。着眼于 ICG 荧光显像的研究热潮，笔者将从该技术的简介及原理，以及其在肝脏肿瘤术中探测微小病灶及其切缘定界的临床应用方面进行综述，并分析其优势、局限性以及应用前景。
1 荧光显像简介及其原理
近年来，分子影像技术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医学领域，对临床诊断及治疗方法的进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3-4]。如今，分子影像技术在临床中的运用价值逐渐体现[4]，而分子影像技术中，一个制约该技术应用于临床的关键因素是：各种发光分子必须通过严格和长期的动物预临床试验以及严格的审查才能在人体试用。因而至今（至 2018 年）在临床上能够应用于人体的发光物质屈指可数。而 ICG 是能够发射近红外光的发光物质，早在 1958 年就已通过美国 FDA 批准可应用于人体研究[5]，除了部分含碘剂型偶有过敏反应外，其在临床的安全性已经得到全面认可。但 ICG 的应用多限于皮肤肿瘤[6]和脑部恶性胶质瘤的诊断[7]、淋巴系统造影[8]、血流动力学检查[9]、肺癌的支气管镜荧光造影[10]、胃肠道恶性肿瘤的前哨淋巴结清扫[11]及胆道手术胆道荧光造影指导[12-13]。这些过程中的荧光材料—ICG 作用的发挥实际并没有靶向性配体参与，只是作为一种示踪剂或造影剂，没有靶向性荧光标记的效果。ICG 在肝癌切除手术中的应用则体现了靶向特异性[2]。
ICG 即靛氰绿，是一种分子量为 775 的水溶性分子，具有双重的亲脂和亲水特性，经静脉注射后，98%～99% 与血清蛋白结合，仅少部分呈游离状态，进入肝血窦后 ICG 能穿过内皮细胞被肝细胞选择性摄取，然后以游离形式进入胆汁，随即与胆汁中的蛋白质结合；当受到波长为 750～810 nm 的光波激发后，会释放出波长大约为 830 nm 的红外光[14]，因而具有荧光特性。在正常肝脏组织中，ICG 仅几小时就会完全排泄入胆道，然后经过肝内各级胆管进入胆囊管和胆总管，最后进入肠道，整个过程无中间代谢，也不经历肠肝循环，排泄完后肝脏表面及胆道的荧光随即消失[15]。
然而，当肝脏发生癌变、再生结节等致使肝脏细胞以及毛细胆管受损，病变肝组织内的肝细胞和毛细胆管细胞的分泌以及排泄功能障碍时，ICG 则滞留在病变组织内，病变组织的荧光也因此延迟消失[2, 16]，导致病变组织与正常组织形成强烈的荧光对比，因而可实时显示出肝脏病灶的位置和大小[17]。因此，在肝脏肿瘤外科中 ICG 展现出了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2 荧光显像在肝脏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2.1 肝脏肿瘤荧光成像的操作流程
① ICG 的静脉注射剂量为 0.25～0.5 mg/kg，但最佳剂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18]。② ICG 静脉注射的平均时间为手术前 3 d[2]。经过这个窗口期以后，非肝癌组织内的 ICG 已经由胆道排出，不再显示荧光，进而提高了肝癌组织和非癌组织间荧光的对比度。肝功能不良时，非癌组织对 ICG 的排泄也会减慢，这就需要相应延长窗口期[19]。③ 进行术中侦测。
2.2 肝癌术中探测微小漏检病灶的研究现状
ICG 在肝癌组织中聚集的现象，最初是日本 Ishizawa T 研究团队在 2007 年用 ICG 测定肝脏储备功能时发现的。当时该团队立即进行了前瞻性研究，收集了 37 例病例的 63 个肝癌病灶以及 12 例结直肠癌病例的 28 个肝脏转移病灶进行 ICG 荧光成像，并将研究结果在 2009 年进行了首次报道[2]：ICG 荧光现象识别了所有被术后病理学检查证实的 63 个原发肝癌病灶和 28 个结直肠癌肝脏转移病灶；63 个原发肝癌病灶中有 8 个只被 ICG 荧光成像检测出。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前期研究的不足，Ishizawa T 研究团队继续深入地进行了研究，收集了 170 例肝癌患者的 276 个病灶，结果 ICG 荧光显像识别了其中的 273 个，敏感度为 99%（273/276），而且发现 ICG 注射时间越短、假阳性率越高；此外，该研究团队还发现，术后证实为高、中分化的肿瘤呈全型或部分荧光，低分化肿瘤呈环形荧光[20]。
Gotoh 等[16]也展开了研究，收集了 10 例病例的 14 个肝癌病灶，其中有 4 个病灶因为采用了 ICG 荧光导航才被发现，并发现该技术在肝再生性结节、肝硬变等良性病变中也能显影，导致了 40%～50% 的假阳性率。在转移性肝癌方面，Yokoyama 等[21]报道了 ICG 荧光导航技术能够探测胰腺癌肝转移微小病灶的初步临床结果，证实了该技术在术中探测肝脏表浅微小转移灶方面的可行性，可发现直径小于 1.5 mm 的病灶。Harada 等[22]在 2010 年报道，ICG 荧光导航可以让术者在术中观察到癌组织侵犯胆管后所致的区域胆管梗阻。一些改进设备可以实现术野可见光与荧光图像的同步侦测，甚至将两类图像进行融合[23]。另有研究报道，在肝切除术后，通过门静脉插管 ICG 实时造影的方法，证实了肝静脉回流障碍的肝组织区域的功能缺失率约达正常肝组织的 40%[24-25]；且在肝癌切除术后复发的再次切除术中，ICG 可发现常规超声没发现的复发或转移病灶[26]。
2009 年，国内开启了 ICG 荧光显像精准肝癌切除时代。方驰华团队研究报道了 ICG 荧光显像对于不同分化程度肝癌的不同的显像特点[17, 27]。2016 年董家鸿等[28]对 24 例术前诊断为肝癌的患者、共计 37 个病灶进行了研究，结果术前 B 超、CT 及 MRI 检查发现了 24 个肿瘤病灶；术前给予静脉注射 ICG（0.5 mg/kg）后进行荧光探查，其中 13 个病灶只能被荧光探查。Zhang 等[29]采用术前或术中注射 ICG 的方法，对 56 例患者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术前给药组的 24 例患者中，术中发现高亮荧光结节 5 例、共计 9 个病灶，病理学检查证实为肝硬变再生结节 6 个，肝细胞癌 3 个，病灶最小直径约为 2 mm；术中给药组的 32 例患者中，新发现微小肿瘤病例 7 例、共 12 个病灶，术后病理学检查提示肝细胞癌 5 个，肝硬变再生结节 4 个，肝大泡性脂肪变性 1 个，血管瘤 l 个，肝局灶样增生 1 个，最小病灶直径约为 4 mm。因此该研究者[29]认为，术前给药的方法明显不适于中国医疗现状，影响了假阳性率，因此给药方式、给药时间等都需要重新摸索。
随着近红外光仪器的微型化，ICG 荧光成像技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在腹腔镜和机器人肝癌手术领域的价值逐渐体现[30]。王宏光等[31]采用 ICG 术前、术中给药法对 21 例患者进行了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其中 20 例成功完成腹腔镜解剖性切除，另 1 例中转开腹；所有患者的近期疗效较好，术后对其 1～14 个月的随访中只有 1 例复发。2017 年陈琳等[32]将 ICG 荧光技术初步与机器人结合，完成了精准机器人肝切除术，获得了良好的短期效果，认为 ICG 荧光实时成像系统应用于机器人辅助腹腔镜肝切除术中是安全有效的。ICG 荧光显像弥补了腹腔镜下不能进行肝脏触摸、肝癌原发病灶识别及切缘定界困难的缺陷，但临床研究样本少，其价值需进一步探索。
此外，ICG 荧光成像在探测肝癌肝外转移灶方面也得到了应用。2013 年 Satou 等[33]报道，对于肝癌的腹膜、淋巴结、肺及肾上腺转移灶，ICG 也能被摄取，并能够在术中显示荧光，进一步体现出了 ICG 荧光成像的应用价值。
2.3 肝癌术中实时切缘定界
为减少肝癌术后肿瘤复发，精准肝癌切除是理想的切除方式。要实现精准肝癌切除，关键是精准识别切除边缘。现有的超声、CT、磁共振等影像学检查只能识别病灶的大体轮廓，而不能从分子、细胞及血管水平进行识别，并且不能实时术中导航，并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精准。而 ICG 荧光成像弥补了现有技术的不足，为精准切缘定界、实现精准肝癌切除及降低术后复发率提供了途径。
Morita 等[34]通过对 58 例术中运用 ICG 荧光定界的肝癌患者进行了随访，结果发现，运用 ICG 荧光切缘定界患者的术后复发率较术中未使用荧光成像技术切缘定界的患者低，提出 ICG 荧光成像对于手术有指导意义，可降低肿瘤术后复发率。Zhang 等[29]对 35 例接受肝切除的患者给予术中注射 ICG 处理，结果发现有 32 例患者的正常肝脏与癌组织之间形成强烈对比，其中 9 例患者的半肝或肝段界线被确认。2016 年方驰华等[27]对 11 例患者术前 48 h 予以注射 ICG（0.5 mg/kg），结果发现 15 个病灶均能被 ICG 荧光定界，肿瘤切除后，再次荧光探测及病理学检查结果证实均获得 R0 切缘，对手术具有指导意义。
3 荧光显像的优势及局限性
ICG 经静脉注射后，在体内无代谢产物，以原形排出。肿瘤组织具有高通透性和滞留效应（enhanced permeability and retention effect，EPR），因此 ICG 对肝脏肿瘤具有高敏感性。不同于操作复杂的 CT、磁共振等，ICG 在肝癌手术中对微小病灶检出和切缘定界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① 肝癌手术中，ICG 导航技术能够协助术者进行浅表、微小癌灶以及卫星癌灶的术中定位，特别是一些通过术前影像学检查、术中肉眼检视以及扪诊均没有发现的微小病变，该技术可以作为前述常规技术的重要补充；② 可以在术中实时、初步鉴别癌灶的不同分化程度以及鉴别外源性转移灶；③ 协助发现肝癌的肝外远处转移灶；④ 协助鉴别肝脏切缘是否有微小癌灶残余，实时鉴别 R0 与 R1 切除；⑤ 弥补腹腔镜或机器人肝癌切除术中不能用手触摸检查肝脏的缺陷；⑥ 术中实时的肝叶、肝段荧光造影，可协助开腹以及腹腔镜下规则和不规则肝叶、肝段切除。
但 ICG 荧光成像在肝脏肿瘤切除方面的应用尚存在不足：① 该技术的探测深度不够，据报道最大探测深度只有 10 mm[35]，不可能探测肝脏深部肿瘤，但经过对侦测设备的改进或与增强超声等结合，有可能扩展探测深度；② 在探测中有假阳性情况发生，假阳性率为 40%～50%[16]，比如肝硬变结节、炎性增生等也可显示荧光；③ 当肝硬变严重时，肝癌与硬变肝组织的荧光对比度会下降，导致检测敏感度下降、边界定界困难等；④ 受干扰因素多，比如手术无影灯、带血的纱布、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等。
4 展望
ICG 荧光显像技术出现的时间不长，虽然已经展示出其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但关于癌组织显像的机制等一系列疑问尚未得到解答和证实，因而其临床应用仍受到一定的限制，并且已经开展的临床研究还屈指可数，也缺乏多中心、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数据。另一方面，检测设备也需要进一步优化和小型化，以便于更好地应用于手术中。
肝脏肿瘤作为普通外科中威胁人类健康的最常见的疾病，分为原发性肝癌和继发性肝癌，一直以来是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目前，肝癌最有效的治疗方式之一是手术切除，术中强调肿瘤切除的完整性以减少肿瘤残留，但因多种定位及定性原因，容易漏检肿瘤微小病灶或残留肿瘤组织细胞而导致术后肿瘤的复发。据相关文献[1]报道，肝癌术后的 5 年生存率只有 30%～40%。术中超声是目前临床上最普遍应用的检测肝癌手术残留的工具，但其很难发现并诊断直径<1 cm 的肿瘤，对浅表病灶的检出率较低，准确率只有 86%[2]，并且在肿瘤切除过程中不能实时进行手术导航，严重影响患者的长期存活率和治愈率。提高肿瘤微小病灶的检出率有望改善预后，因而临床上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术中探测方法以精确发现肝脏微小肿瘤病灶和确定肝脏切除边缘，以确保肿瘤完整切除。随着精准肝脏外科时代的到来，近年来吲哚氰绿（indocyanine-green，ICG）近红外荧光成像技术以其独特精确的术中可视化特点初步应用于肝胆外科，开创了精准肝脏手术的新视界。着眼于 ICG 荧光显像的研究热潮，笔者将从该技术的简介及原理，以及其在肝脏肿瘤术中探测微小病灶及其切缘定界的临床应用方面进行综述，并分析其优势、局限性以及应用前景。
1 荧光显像简介及其原理
近年来，分子影像技术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医学领域，对临床诊断及治疗方法的进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3-4]。如今，分子影像技术在临床中的运用价值逐渐体现[4]，而分子影像技术中，一个制约该技术应用于临床的关键因素是：各种发光分子必须通过严格和长期的动物预临床试验以及严格的审查才能在人体试用。因而至今（至 2018 年）在临床上能够应用于人体的发光物质屈指可数。而 ICG 是能够发射近红外光的发光物质，早在 1958 年就已通过美国 FDA 批准可应用于人体研究[5]，除了部分含碘剂型偶有过敏反应外，其在临床的安全性已经得到全面认可。但 ICG 的应用多限于皮肤肿瘤[6]和脑部恶性胶质瘤的诊断[7]、淋巴系统造影[8]、血流动力学检查[9]、肺癌的支气管镜荧光造影[10]、胃肠道恶性肿瘤的前哨淋巴结清扫[11]及胆道手术胆道荧光造影指导[12-13]。这些过程中的荧光材料—ICG 作用的发挥实际并没有靶向性配体参与，只是作为一种示踪剂或造影剂，没有靶向性荧光标记的效果。ICG 在肝癌切除手术中的应用则体现了靶向特异性[2]。
ICG 即靛氰绿，是一种分子量为 775 的水溶性分子，具有双重的亲脂和亲水特性，经静脉注射后，98%～99% 与血清蛋白结合，仅少部分呈游离状态，进入肝血窦后 ICG 能穿过内皮细胞被肝细胞选择性摄取，然后以游离形式进入胆汁，随即与胆汁中的蛋白质结合；当受到波长为 750～810 nm 的光波激发后，会释放出波长大约为 830 nm 的红外光[14]，因而具有荧光特性。在正常肝脏组织中，ICG 仅几小时就会完全排泄入胆道，然后经过肝内各级胆管进入胆囊管和胆总管，最后进入肠道，整个过程无中间代谢，也不经历肠肝循环，排泄完后肝脏表面及胆道的荧光随即消失[15]。
然而，当肝脏发生癌变、再生结节等致使肝脏细胞以及毛细胆管受损，病变肝组织内的肝细胞和毛细胆管细胞的分泌以及排泄功能障碍时，ICG 则滞留在病变组织内，病变组织的荧光也因此延迟消失[2, 16]，导致病变组织与正常组织形成强烈的荧光对比，因而可实时显示出肝脏病灶的位置和大小[17]。因此，在肝脏肿瘤外科中 ICG 展现出了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2 荧光显像在肝脏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2.1 肝脏肿瘤荧光成像的操作流程
① ICG 的静脉注射剂量为 0.25～0.5 mg/kg，但最佳剂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18]。② ICG 静脉注射的平均时间为手术前 3 d[2]。经过这个窗口期以后，非肝癌组织内的 ICG 已经由胆道排出，不再显示荧光，进而提高了肝癌组织和非癌组织间荧光的对比度。肝功能不良时，非癌组织对 ICG 的排泄也会减慢，这就需要相应延长窗口期[19]。③ 进行术中侦测。
2.2 肝癌术中探测微小漏检病灶的研究现状
ICG 在肝癌组织中聚集的现象，最初是日本 Ishizawa T 研究团队在 2007 年用 ICG 测定肝脏储备功能时发现的。当时该团队立即进行了前瞻性研究，收集了 37 例病例的 63 个肝癌病灶以及 12 例结直肠癌病例的 28 个肝脏转移病灶进行 ICG 荧光成像，并将研究结果在 2009 年进行了首次报道[2]：ICG 荧光现象识别了所有被术后病理学检查证实的 63 个原发肝癌病灶和 28 个结直肠癌肝脏转移病灶；63 个原发肝癌病灶中有 8 个只被 ICG 荧光成像检测出。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前期研究的不足，Ishizawa T 研究团队继续深入地进行了研究，收集了 170 例肝癌患者的 276 个病灶，结果 ICG 荧光显像识别了其中的 273 个，敏感度为 99%（273/276），而且发现 ICG 注射时间越短、假阳性率越高；此外，该研究团队还发现，术后证实为高、中分化的肿瘤呈全型或部分荧光，低分化肿瘤呈环形荧光[20]。
Gotoh 等[16]也展开了研究，收集了 10 例病例的 14 个肝癌病灶，其中有 4 个病灶因为采用了 ICG 荧光导航才被发现，并发现该技术在肝再生性结节、肝硬变等良性病变中也能显影，导致了 40%～50% 的假阳性率。在转移性肝癌方面，Yokoyama 等[21]报道了 ICG 荧光导航技术能够探测胰腺癌肝转移微小病灶的初步临床结果，证实了该技术在术中探测肝脏表浅微小转移灶方面的可行性，可发现直径小于 1.5 mm 的病灶。Harada 等[22]在 2010 年报道，ICG 荧光导航可以让术者在术中观察到癌组织侵犯胆管后所致的区域胆管梗阻。一些改进设备可以实现术野可见光与荧光图像的同步侦测，甚至将两类图像进行融合[23]。另有研究报道，在肝切除术后，通过门静脉插管 ICG 实时造影的方法，证实了肝静脉回流障碍的肝组织区域的功能缺失率约达正常肝组织的 40%[24-25]；且在肝癌切除术后复发的再次切除术中，ICG 可发现常规超声没发现的复发或转移病灶[26]。
2009 年，国内开启了 ICG 荧光显像精准肝癌切除时代。方驰华团队研究报道了 ICG 荧光显像对于不同分化程度肝癌的不同的显像特点[17, 27]。2016 年董家鸿等[28]对 24 例术前诊断为肝癌的患者、共计 37 个病灶进行了研究，结果术前 B 超、CT 及 MRI 检查发现了 24 个肿瘤病灶；术前给予静脉注射 ICG（0.5 mg/kg）后进行荧光探查，其中 13 个病灶只能被荧光探查。Zhang 等[29]采用术前或术中注射 ICG 的方法，对 56 例患者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术前给药组的 24 例患者中，术中发现高亮荧光结节 5 例、共计 9 个病灶，病理学检查证实为肝硬变再生结节 6 个，肝细胞癌 3 个，病灶最小直径约为 2 mm；术中给药组的 32 例患者中，新发现微小肿瘤病例 7 例、共 12 个病灶，术后病理学检查提示肝细胞癌 5 个，肝硬变再生结节 4 个，肝大泡性脂肪变性 1 个，血管瘤 l 个，肝局灶样增生 1 个，最小病灶直径约为 4 mm。因此该研究者[29]认为，术前给药的方法明显不适于中国医疗现状，影响了假阳性率，因此给药方式、给药时间等都需要重新摸索。
随着近红外光仪器的微型化，ICG 荧光成像技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在腹腔镜和机器人肝癌手术领域的价值逐渐体现[30]。王宏光等[31]采用 ICG 术前、术中给药法对 21 例患者进行了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其中 20 例成功完成腹腔镜解剖性切除，另 1 例中转开腹；所有患者的近期疗效较好，术后对其 1～14 个月的随访中只有 1 例复发。2017 年陈琳等[32]将 ICG 荧光技术初步与机器人结合，完成了精准机器人肝切除术，获得了良好的短期效果，认为 ICG 荧光实时成像系统应用于机器人辅助腹腔镜肝切除术中是安全有效的。ICG 荧光显像弥补了腹腔镜下不能进行肝脏触摸、肝癌原发病灶识别及切缘定界困难的缺陷，但临床研究样本少，其价值需进一步探索。
此外，ICG 荧光成像在探测肝癌肝外转移灶方面也得到了应用。2013 年 Satou 等[33]报道，对于肝癌的腹膜、淋巴结、肺及肾上腺转移灶，ICG 也能被摄取，并能够在术中显示荧光，进一步体现出了 ICG 荧光成像的应用价值。
2.3 肝癌术中实时切缘定界
为减少肝癌术后肿瘤复发，精准肝癌切除是理想的切除方式。要实现精准肝癌切除，关键是精准识别切除边缘。现有的超声、CT、磁共振等影像学检查只能识别病灶的大体轮廓，而不能从分子、细胞及血管水平进行识别，并且不能实时术中导航，并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精准。而 ICG 荧光成像弥补了现有技术的不足，为精准切缘定界、实现精准肝癌切除及降低术后复发率提供了途径。
Morita 等[34]通过对 58 例术中运用 ICG 荧光定界的肝癌患者进行了随访，结果发现，运用 ICG 荧光切缘定界患者的术后复发率较术中未使用荧光成像技术切缘定界的患者低，提出 ICG 荧光成像对于手术有指导意义，可降低肿瘤术后复发率。Zhang 等[29]对 35 例接受肝切除的患者给予术中注射 ICG 处理，结果发现有 32 例患者的正常肝脏与癌组织之间形成强烈对比，其中 9 例患者的半肝或肝段界线被确认。2016 年方驰华等[27]对 11 例患者术前 48 h 予以注射 ICG（0.5 mg/kg），结果发现 15 个病灶均能被 ICG 荧光定界，肿瘤切除后，再次荧光探测及病理学检查结果证实均获得 R0 切缘，对手术具有指导意义。
3 荧光显像的优势及局限性
ICG 经静脉注射后，在体内无代谢产物，以原形排出。肿瘤组织具有高通透性和滞留效应（enhanced permeability and retention effect，EPR），因此 ICG 对肝脏肿瘤具有高敏感性。不同于操作复杂的 CT、磁共振等，ICG 在肝癌手术中对微小病灶检出和切缘定界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① 肝癌手术中，ICG 导航技术能够协助术者进行浅表、微小癌灶以及卫星癌灶的术中定位，特别是一些通过术前影像学检查、术中肉眼检视以及扪诊均没有发现的微小病变，该技术可以作为前述常规技术的重要补充；② 可以在术中实时、初步鉴别癌灶的不同分化程度以及鉴别外源性转移灶；③ 协助发现肝癌的肝外远处转移灶；④ 协助鉴别肝脏切缘是否有微小癌灶残余，实时鉴别 R0 与 R1 切除；⑤ 弥补腹腔镜或机器人肝癌切除术中不能用手触摸检查肝脏的缺陷；⑥ 术中实时的肝叶、肝段荧光造影，可协助开腹以及腹腔镜下规则和不规则肝叶、肝段切除。
但 ICG 荧光成像在肝脏肿瘤切除方面的应用尚存在不足：① 该技术的探测深度不够，据报道最大探测深度只有 10 mm[35]，不可能探测肝脏深部肿瘤，但经过对侦测设备的改进或与增强超声等结合，有可能扩展探测深度；② 在探测中有假阳性情况发生，假阳性率为 40%～50%[16]，比如肝硬变结节、炎性增生等也可显示荧光；③ 当肝硬变严重时，肝癌与硬变肝组织的荧光对比度会下降，导致检测敏感度下降、边界定界困难等；④ 受干扰因素多，比如手术无影灯、带血的纱布、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等。
4 展望
ICG 荧光显像技术出现的时间不长，虽然已经展示出其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但关于癌组织显像的机制等一系列疑问尚未得到解答和证实，因而其临床应用仍受到一定的限制，并且已经开展的临床研究还屈指可数，也缺乏多中心、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数据。另一方面，检测设备也需要进一步优化和小型化，以便于更好地应用于手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