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周孟华, 姜洪池. 术后加速康复的现状与展望.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9, 26(11): 1269-1272. doi: 10.7507/1007-9424.201908112 复制
术后加速康复（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是一种基于循证医学而发展起来的多学科多模式的围术期康复理念，旨在减少手术应激，促进患者更快更好地康复，从而达到一个医患共赢的理想状态。现今外科学发展日新月异，更多术式的开展，更多医学难题的突破，微创技术的发展，机器人和远程手术的兴起，外科学的未来蕴藏着无限的潜力与可能，在手术治疗的基础上达到患者更快更好地康复。为此，研究者们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追求，并着眼于患者康复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利用 ERAS 优化围术期治疗与护理，从而达到最快最优康复。
1 ERAS 在我国开展的前世今生
1997 年，丹麦的 Kehlet[1]发文阐述了围术期多模式干预可以减少手术应激损伤，减少并发症和治疗费用并且加速康复，并在 1999 年美国外科年会报告上首次提出了“快速康复外科（fast-track surgery，FTS）”这一概念，后来逐渐更名为“术后加速康复（ERAS）”。ERAS 以其颠覆传统的围术期护疗理念以及优势显著的康复效果而迅速获得越来越多外科医生的青睐。
国内 ERAS 最早于 2007 年由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黎介寿等引入[2-4]，同院医生江志伟同年在中国外科周暨第 16 届亚洲外科年会上就“营养与加速康复外科”为主题进行了相关阐述，该医院率先将 ERAS 应用在胃癌手术治疗中，结果显示，胃癌患者应用 ERAS 治疗安全、有效，可以减少住院时间与治疗费用，加速患者的康复[3]。此后 ERAS 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国内医者的研究与认可[3-5]，在普外科、骨科、泌尿外科、妇科、儿科、麻醉科等均得到了开展与应用。中国各大数据库收录的相关文献数量也逐年增长，尤其是 2015 年后，ERAS 在中国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2015 年我国成立了 ERAS 协作组；发布《结直肠手术应用加速康复外科中国专家共识（2015 版）》；邀请 Kehlet 教授在南京召开了第一届 ERAS 全国会议。此后 ERAS 协作组以及各外科专家协会相继发布了《肝胆胰外科术后加速康复专家共识（2015 版）》《中国加速康复外科围手术期管理专家共识（2016 版）》《腹腔镜肝切除术加速康复外科中国专家共识（2017 版)》《肝切除术后加速康复中国专家共识（2017 版）》《加速康复外科中国专家共识及路径管理指南（2018 版）》等多部指南与共识。
随着相关指南的颁发，越来越多的医院率先开展实施 ERAS，现今国家已审批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多家 ERAS 规范化培训及示范基地，面向所有医疗参与者普及 ERAS 理念和知识，面向各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开放规范化培训，ERAS 在中国逐渐由“跃跃欲试”的探索阶段进入了规范化应用推广阶段。
至此，不得不说明的事情：一是我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搞过“废除两管一禁”（不下尿管胃管，早期解除禁食水），可否理解为今日 ERAS 的初始阶段，遗憾的是，因某种原因未能坚持下去；二是医政管理部门频频强调竭尽采取各项措施促进术后患者康复、增加病床的使用率及周转率，鉴于语言的背景及有限的理解，尚未上升到今日 ERAS 的高度；三是笔者早在 2007 年及尔后就发表多篇 ERAS 的文章，当时称谓为“加速或快速康复外科”，今日从理解 Kehlet 的本意，忠实于原文本意、学科分类规范的本意，笔者不成熟的意见还是称谓“术后加速康复”可能更为贴切[4]，在这一点上与苗毅团队的观点类同[6]。
2 ERAS 开展的意义
ERAS 采取了更科学规范的围术期治疗与护理，包括：① 术前宣教、戒烟酒、术前访视与评估、术前营养支持治疗、有针对性的机械性肠道准备、提倡禁饮时间为术前 2 h，禁食时间延后至术前 6 h、术前推荐口服含碳水化合物的饮品；② 术中预防性使用抗生素、选择合适的麻醉方式以及麻醉深度检测、维持体液稳定、体温管理、适当地采用微创技术、减少不必要的鼻饲管和引流管的放置；③ 术后多模式镇痛、防治恶心呕吐、早日拔出导尿管、尽早进食与下床活动、合理的出院标准等[5]。这些已被证实为有效的举措减少了手术应激和术后并发症，加速了患者恢复，缩短了住院时间，减少了医疗费用且不增加再入院率[7-8]。除了这些客观的成效外，ERAS 还将患者在住院过程中的痛苦与不适感降低到最小，提高了患者住院期间的生活质量。Thiele 等[9]发现，在 ERAS 实施后，患者的总体普莱斯基尼调查分数从第 29 百分位数增加到第 59 百分位数，更多患者报告已准备好出院（从第 41 百分位数增加到第 99 百分位数），对疼痛控制的满意度增加（从第43百分位增加到第 98 百分位数），此外，患者也表示将该医院推荐给他人的可能性更高（从第 32 百分位数增加到第 89 百分位数）。以患者为核心的多学科协作、充分的宣教沟通、理想的术后恢复状况使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更多地知悉自己的情况，对医生更具信赖感，对整个治疗过程更具参与感和满意度。
从医疗工作者层面来说，ERAS 的成功实施需要多学科团队的密切协作与沟通，只有每一个成员都增加对 ERAS 的依从性，最终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康复结果。减少术后并发症，缩短住院时程，实现患者更快更好的康复，是医者工作价值的最直接体现，也符合现在所倡行的医护人员技术性收入举措（pay-for-performance programs）[10]。
ERAS 的实施需要经济上和人力上的巨大投入，其能否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投入回报率（ROI）。越来越多学者从“医学经济学（medico-economic）”层面上对 ERAS 进行成本-效果核算（cost-effectiveness），尽管各个医院医疗消费水平各异，但总体的结论是 ERAS 具有可观经济效益，包括实施过程中患者的医疗费用以及医疗系统开展 ERAS 的投资在内，ERAS 较传统的围术期治疗而言，可以减少资源使用和医疗费用，此外，患者能较早恢复并回归自己的社会职能，减少了护理者和社区健康中心的负担，从而减少了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负担[11-12]。
无论是从实施效果还是医学经济学层面分析，ERAS 对于患者、医疗工作者以及整个社会而言都有积极的意义。从如今国内医疗资源供需矛盾及分布不平衡的角度，ERAS 能促进患者快速康复、加快医院周转率、节省社会医疗资源，这些优势无疑已被广大同道们认可与采纳。但不可否认的是，ERAS 理念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3 ERAS 开展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3.1 评估 ERAS 开展的阻碍与促进因素
ERAS 作为一种基于循证医学而发展起来的外科康复理念，自提出至今已有 20 年的发展历程，在各个医院科室开展的文献报道以及相关的指南与共识也已趋于完善。尽管有大量临床证据表明 ERAS 在促进患者康复方面较传统理念有很大优越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它在医疗领域实际工作中的开展却十分缓慢[13]，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一个知晓—实践鸿沟（knowning-doing gap）[14]。可见，为了促进 ERAS 的切实实施，单靠各种指南是远远不够的，应该着眼于实际操作中面临的问题与困难，探究其实施过程中的阻碍和促进因素。
现今关于 ERAS 的研究多聚焦于其临床效果，而研究其实施过程中的阻碍与促进因素的文献还相对较少，经笔者查阅相关文献总结发现，关键的促进因素是：① 切实可行的 ERAS 计划或指南；② 实施过程中短期即能取得乐观的结果；③ 获得一线临床医生和医院领导的支持；④ 有学科带头人或计划实施领导者；⑤ 评审和反馈。主要的阻碍因素是：① 一线医生囿于“传统习惯”和“安全性考虑”而拒绝改变原有的围术期策略；② 没有足够的实施资源支持，包括缺乏院内人力、财力资源和院外护理资源；③ 对患者的宣传教育不足；④ 多学科团队间的交流合作不足[15-17]。实际上，这些阻碍与促进因素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阻碍因素如果处理得当便会成为 ERAS 的促进因素，只有解决了这些实施过程中的“绊脚石”，我们才能稳步可持续地实现 ERAS 由理论到实践的过渡。
笔者认为，每个医院应该针对自己当地情况，分析本院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建立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克服这些困难，如医疗工作者应该加强相关知识的学习以加深对 ERAS 的理解与掌握，医生是 ERAS 实施过程中的掌舵者，只有广大临床医生积极采纳接受并应用 ERAS，才能有助于我们跨越 ERAS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医院应组建多学科 ERAS 团队，并到 ERAS 开展较好的医疗机构进行学习观摩；重视对患者的宣教，包括口头的宣教以及宣传册的分发；医院和上级医政部门应该支持并扶持 ERAS 的开展等。
3.2 重视 ERAS 开展的评审与反馈过程
ERAS 的实施是一个需要多个学科参与、贯彻整个围术期的复杂过程。在试验环境之外的现实临床工作中，由于医疗资源有限或者患者情况不允许等原因，实践过程中对 ERAS 指南的依从性千差万别，这导致 ERAS 无法发挥其最大效应进而无法达到一个最优的临床结果。有多项研究[18-19]表明，对 ERAS 依从性越高，患者术后并发症越少，恢复越快，住院时间也越短。因此，为提高 ERAS 的依从性，不仅要加强医疗团队的专业培训，更要重视评审和反馈（audit and feedback）[20]。评审和反馈的定义为某一时间段对临床工作所产生的临床效绩进行总结和评估，进而指导临床实践过程[21]。评审和反馈可以激励参与者达成阶段性目标，审视实践过程中对 ERAS 的依从情况，从而有助于改善整体 ERAS 实施质量[22]。
在 ERAS 实施过程中，需要有一个协调者的角色来实时评估每一项 ERAS 步骤的依从性及相应目标达成情况，并及时向整个团队做出相应的反馈，从而指导并调整下一步计划[19]。对个例 ERAS 实施过程中的评审与反馈旨在指导和优化个体的治疗与护理，并为下一例病患积累经验；而大范围大数据的评审与反馈将是对现有的 ERAS 共识的有效性与合理性的检验与推敲，将指导 ERAS 相关指南与标准与时俱进的研究与发展，最终经得起实践考验的理论会成为标准，既成的标准又反过来规范我们的实践，这实际上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即“Plan-Do-Study-Act”循环[10]。
目前全球已有多个基于评审和反馈目的而建立的大型数据库，如欧洲 ERAS 学会建立的 ERAS 交互式审计系统平台（ERAS Interactive Audit System，EIAS），该平台目前在 20 多个国家已经投入使用，各国医生可上报相关病例，录入实施过程中 ERAS 各步骤的达成情况，填写耗时仅 20～30 min/例，即可查看 ERAS 流程实施后的并发症发生率、平均住院时间等统计报告。
通过评审和反馈，我们不仅能获得当前实践与既定目标之间差异的客观数据，还可以就自己与其他医疗机构在 ERAS 实施过程以及结果的异同进行比较、思考与改进[23]。
3.3 抓住 ERAS 开展的本质与核心问题
从“fast-track surgery”演变为“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强调了这个医疗理念的本质与核心是提高康复的质量而不是单纯速度，忽视患者真正的康复情况而一味地追求住院时间的缩短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
目前 ERAS 的开展大多以住院时间的长短以及并发症的多少来评估 ERAS 的实施效果。然而患者出院并不代表真正的康复，真正的康复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都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ERAS 虽然显著缩短了住院时间，但患者出院以后情况如何？是否切实履行了出院标准和出院医嘱？是否有相关的社区医疗中心支持其后续康复？出院后随访是否落实到位？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少之又少。康复过程始于入院但不止于出院，因而不应该只着眼于患者在住院期间的康复情况，也应该关注患者出院以后的康复状况[24]。
目前公认的出院标准包括：恢复半流质饮食或口服辅助营养制剂，无需静脉输液治疗，口服镇痛药物可良好止痛，伤口愈合较佳、无感染迹象，器官功能状态良好，可自由活动，患者同意出院等[5]。此外，患者出院后应该设立完善的随访制度并保证患者能在社区获得相应的护理，这还有赖于我国三级诊疗制度的不断健全与完善。
现今关于 ERAS 临床效果的研究大多着重于住院时间长短、并发症多少等，而有关患者的自我健康感知尤其是患者出院后的康复情况却鲜有报道[25]，Bikhchandani[26]提出患者报告结果（patient-reported outcomes，PROs）可以作为一种评价患者应用 ERAS 康复有效性的工具，它是患者对自身健康状况感知的直接表述，不受医生主观判断的影响，其中包括症状的恢复、功能的恢复和整体健康感知三个方面的评估。
总之，ERAS 如今在国内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发展与问题共存、收获与挑战同在[27]。ERAS 发展至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去接受这个新的理念，而是如何将它投入到临床工作中去开展。实现 ERAS 真正意义上的普及与推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更多本土化的指南或共识，需要更多高质量的临床研究，需要更多的一线临床医生的不懈努力与坚持。
术后加速康复（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是一种基于循证医学而发展起来的多学科多模式的围术期康复理念，旨在减少手术应激，促进患者更快更好地康复，从而达到一个医患共赢的理想状态。现今外科学发展日新月异，更多术式的开展，更多医学难题的突破，微创技术的发展，机器人和远程手术的兴起，外科学的未来蕴藏着无限的潜力与可能，在手术治疗的基础上达到患者更快更好地康复。为此，研究者们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追求，并着眼于患者康复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利用 ERAS 优化围术期治疗与护理，从而达到最快最优康复。
1 ERAS 在我国开展的前世今生
1997 年，丹麦的 Kehlet[1]发文阐述了围术期多模式干预可以减少手术应激损伤，减少并发症和治疗费用并且加速康复，并在 1999 年美国外科年会报告上首次提出了“快速康复外科（fast-track surgery，FTS）”这一概念，后来逐渐更名为“术后加速康复（ERAS）”。ERAS 以其颠覆传统的围术期护疗理念以及优势显著的康复效果而迅速获得越来越多外科医生的青睐。
国内 ERAS 最早于 2007 年由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黎介寿等引入[2-4]，同院医生江志伟同年在中国外科周暨第 16 届亚洲外科年会上就“营养与加速康复外科”为主题进行了相关阐述，该医院率先将 ERAS 应用在胃癌手术治疗中，结果显示，胃癌患者应用 ERAS 治疗安全、有效，可以减少住院时间与治疗费用，加速患者的康复[3]。此后 ERAS 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国内医者的研究与认可[3-5]，在普外科、骨科、泌尿外科、妇科、儿科、麻醉科等均得到了开展与应用。中国各大数据库收录的相关文献数量也逐年增长，尤其是 2015 年后，ERAS 在中国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2015 年我国成立了 ERAS 协作组；发布《结直肠手术应用加速康复外科中国专家共识（2015 版）》；邀请 Kehlet 教授在南京召开了第一届 ERAS 全国会议。此后 ERAS 协作组以及各外科专家协会相继发布了《肝胆胰外科术后加速康复专家共识（2015 版）》《中国加速康复外科围手术期管理专家共识（2016 版）》《腹腔镜肝切除术加速康复外科中国专家共识（2017 版)》《肝切除术后加速康复中国专家共识（2017 版）》《加速康复外科中国专家共识及路径管理指南（2018 版）》等多部指南与共识。
随着相关指南的颁发，越来越多的医院率先开展实施 ERAS，现今国家已审批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多家 ERAS 规范化培训及示范基地，面向所有医疗参与者普及 ERAS 理念和知识，面向各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开放规范化培训，ERAS 在中国逐渐由“跃跃欲试”的探索阶段进入了规范化应用推广阶段。
至此，不得不说明的事情：一是我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搞过“废除两管一禁”（不下尿管胃管，早期解除禁食水），可否理解为今日 ERAS 的初始阶段，遗憾的是，因某种原因未能坚持下去；二是医政管理部门频频强调竭尽采取各项措施促进术后患者康复、增加病床的使用率及周转率，鉴于语言的背景及有限的理解，尚未上升到今日 ERAS 的高度；三是笔者早在 2007 年及尔后就发表多篇 ERAS 的文章，当时称谓为“加速或快速康复外科”，今日从理解 Kehlet 的本意，忠实于原文本意、学科分类规范的本意，笔者不成熟的意见还是称谓“术后加速康复”可能更为贴切[4]，在这一点上与苗毅团队的观点类同[6]。
2 ERAS 开展的意义
ERAS 采取了更科学规范的围术期治疗与护理，包括：① 术前宣教、戒烟酒、术前访视与评估、术前营养支持治疗、有针对性的机械性肠道准备、提倡禁饮时间为术前 2 h，禁食时间延后至术前 6 h、术前推荐口服含碳水化合物的饮品；② 术中预防性使用抗生素、选择合适的麻醉方式以及麻醉深度检测、维持体液稳定、体温管理、适当地采用微创技术、减少不必要的鼻饲管和引流管的放置；③ 术后多模式镇痛、防治恶心呕吐、早日拔出导尿管、尽早进食与下床活动、合理的出院标准等[5]。这些已被证实为有效的举措减少了手术应激和术后并发症，加速了患者恢复，缩短了住院时间，减少了医疗费用且不增加再入院率[7-8]。除了这些客观的成效外，ERAS 还将患者在住院过程中的痛苦与不适感降低到最小，提高了患者住院期间的生活质量。Thiele 等[9]发现，在 ERAS 实施后，患者的总体普莱斯基尼调查分数从第 29 百分位数增加到第 59 百分位数，更多患者报告已准备好出院（从第 41 百分位数增加到第 99 百分位数），对疼痛控制的满意度增加（从第43百分位增加到第 98 百分位数），此外，患者也表示将该医院推荐给他人的可能性更高（从第 32 百分位数增加到第 89 百分位数）。以患者为核心的多学科协作、充分的宣教沟通、理想的术后恢复状况使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更多地知悉自己的情况，对医生更具信赖感，对整个治疗过程更具参与感和满意度。
从医疗工作者层面来说，ERAS 的成功实施需要多学科团队的密切协作与沟通，只有每一个成员都增加对 ERAS 的依从性，最终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康复结果。减少术后并发症，缩短住院时程，实现患者更快更好的康复，是医者工作价值的最直接体现，也符合现在所倡行的医护人员技术性收入举措（pay-for-performance programs）[10]。
ERAS 的实施需要经济上和人力上的巨大投入，其能否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投入回报率（ROI）。越来越多学者从“医学经济学（medico-economic）”层面上对 ERAS 进行成本-效果核算（cost-effectiveness），尽管各个医院医疗消费水平各异，但总体的结论是 ERAS 具有可观经济效益，包括实施过程中患者的医疗费用以及医疗系统开展 ERAS 的投资在内，ERAS 较传统的围术期治疗而言，可以减少资源使用和医疗费用，此外，患者能较早恢复并回归自己的社会职能，减少了护理者和社区健康中心的负担，从而减少了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负担[11-12]。
无论是从实施效果还是医学经济学层面分析，ERAS 对于患者、医疗工作者以及整个社会而言都有积极的意义。从如今国内医疗资源供需矛盾及分布不平衡的角度，ERAS 能促进患者快速康复、加快医院周转率、节省社会医疗资源，这些优势无疑已被广大同道们认可与采纳。但不可否认的是，ERAS 理念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3 ERAS 开展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3.1 评估 ERAS 开展的阻碍与促进因素
ERAS 作为一种基于循证医学而发展起来的外科康复理念，自提出至今已有 20 年的发展历程，在各个医院科室开展的文献报道以及相关的指南与共识也已趋于完善。尽管有大量临床证据表明 ERAS 在促进患者康复方面较传统理念有很大优越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它在医疗领域实际工作中的开展却十分缓慢[13]，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一个知晓—实践鸿沟（knowning-doing gap）[14]。可见，为了促进 ERAS 的切实实施，单靠各种指南是远远不够的，应该着眼于实际操作中面临的问题与困难，探究其实施过程中的阻碍和促进因素。
现今关于 ERAS 的研究多聚焦于其临床效果，而研究其实施过程中的阻碍与促进因素的文献还相对较少，经笔者查阅相关文献总结发现，关键的促进因素是：① 切实可行的 ERAS 计划或指南；② 实施过程中短期即能取得乐观的结果；③ 获得一线临床医生和医院领导的支持；④ 有学科带头人或计划实施领导者；⑤ 评审和反馈。主要的阻碍因素是：① 一线医生囿于“传统习惯”和“安全性考虑”而拒绝改变原有的围术期策略；② 没有足够的实施资源支持，包括缺乏院内人力、财力资源和院外护理资源；③ 对患者的宣传教育不足；④ 多学科团队间的交流合作不足[15-17]。实际上，这些阻碍与促进因素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阻碍因素如果处理得当便会成为 ERAS 的促进因素，只有解决了这些实施过程中的“绊脚石”，我们才能稳步可持续地实现 ERAS 由理论到实践的过渡。
笔者认为，每个医院应该针对自己当地情况，分析本院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建立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克服这些困难，如医疗工作者应该加强相关知识的学习以加深对 ERAS 的理解与掌握，医生是 ERAS 实施过程中的掌舵者，只有广大临床医生积极采纳接受并应用 ERAS，才能有助于我们跨越 ERAS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医院应组建多学科 ERAS 团队，并到 ERAS 开展较好的医疗机构进行学习观摩；重视对患者的宣教，包括口头的宣教以及宣传册的分发；医院和上级医政部门应该支持并扶持 ERAS 的开展等。
3.2 重视 ERAS 开展的评审与反馈过程
ERAS 的实施是一个需要多个学科参与、贯彻整个围术期的复杂过程。在试验环境之外的现实临床工作中，由于医疗资源有限或者患者情况不允许等原因，实践过程中对 ERAS 指南的依从性千差万别，这导致 ERAS 无法发挥其最大效应进而无法达到一个最优的临床结果。有多项研究[18-19]表明，对 ERAS 依从性越高，患者术后并发症越少，恢复越快，住院时间也越短。因此，为提高 ERAS 的依从性，不仅要加强医疗团队的专业培训，更要重视评审和反馈（audit and feedback）[20]。评审和反馈的定义为某一时间段对临床工作所产生的临床效绩进行总结和评估，进而指导临床实践过程[21]。评审和反馈可以激励参与者达成阶段性目标，审视实践过程中对 ERAS 的依从情况，从而有助于改善整体 ERAS 实施质量[22]。
在 ERAS 实施过程中，需要有一个协调者的角色来实时评估每一项 ERAS 步骤的依从性及相应目标达成情况，并及时向整个团队做出相应的反馈，从而指导并调整下一步计划[19]。对个例 ERAS 实施过程中的评审与反馈旨在指导和优化个体的治疗与护理，并为下一例病患积累经验；而大范围大数据的评审与反馈将是对现有的 ERAS 共识的有效性与合理性的检验与推敲，将指导 ERAS 相关指南与标准与时俱进的研究与发展，最终经得起实践考验的理论会成为标准，既成的标准又反过来规范我们的实践，这实际上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即“Plan-Do-Study-Act”循环[10]。
目前全球已有多个基于评审和反馈目的而建立的大型数据库，如欧洲 ERAS 学会建立的 ERAS 交互式审计系统平台（ERAS Interactive Audit System，EIAS），该平台目前在 20 多个国家已经投入使用，各国医生可上报相关病例，录入实施过程中 ERAS 各步骤的达成情况，填写耗时仅 20～30 min/例，即可查看 ERAS 流程实施后的并发症发生率、平均住院时间等统计报告。
通过评审和反馈，我们不仅能获得当前实践与既定目标之间差异的客观数据，还可以就自己与其他医疗机构在 ERAS 实施过程以及结果的异同进行比较、思考与改进[23]。
3.3 抓住 ERAS 开展的本质与核心问题
从“fast-track surgery”演变为“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强调了这个医疗理念的本质与核心是提高康复的质量而不是单纯速度，忽视患者真正的康复情况而一味地追求住院时间的缩短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
目前 ERAS 的开展大多以住院时间的长短以及并发症的多少来评估 ERAS 的实施效果。然而患者出院并不代表真正的康复，真正的康复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都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ERAS 虽然显著缩短了住院时间，但患者出院以后情况如何？是否切实履行了出院标准和出院医嘱？是否有相关的社区医疗中心支持其后续康复？出院后随访是否落实到位？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少之又少。康复过程始于入院但不止于出院，因而不应该只着眼于患者在住院期间的康复情况，也应该关注患者出院以后的康复状况[24]。
目前公认的出院标准包括：恢复半流质饮食或口服辅助营养制剂，无需静脉输液治疗，口服镇痛药物可良好止痛，伤口愈合较佳、无感染迹象，器官功能状态良好，可自由活动，患者同意出院等[5]。此外，患者出院后应该设立完善的随访制度并保证患者能在社区获得相应的护理，这还有赖于我国三级诊疗制度的不断健全与完善。
现今关于 ERAS 临床效果的研究大多着重于住院时间长短、并发症多少等，而有关患者的自我健康感知尤其是患者出院后的康复情况却鲜有报道[25]，Bikhchandani[26]提出患者报告结果（patient-reported outcomes，PROs）可以作为一种评价患者应用 ERAS 康复有效性的工具，它是患者对自身健康状况感知的直接表述，不受医生主观判断的影响，其中包括症状的恢复、功能的恢复和整体健康感知三个方面的评估。
总之，ERAS 如今在国内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发展与问题共存、收获与挑战同在[27]。ERAS 发展至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去接受这个新的理念，而是如何将它投入到临床工作中去开展。实现 ERAS 真正意义上的普及与推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更多本土化的指南或共识，需要更多高质量的临床研究，需要更多的一线临床医生的不懈努力与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