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盛思满, 陈闯, 陈小宇, 刘红阳, 朱伦, 李红, 丁志龙, 徐震, 王正, 潘智. 钆塞酸二钠增强磁共振成像在肝细胞癌大体形态分型中的应用价值.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23, 30(7): 814-819. doi: 10.7507/1007-9424.202303064 复制
虽然目前肝细胞癌（下文中出现的“肝癌”没有特别说明时均指“肝细胞癌”）治疗手段越来越多，各项技术均较以往有显著提高，但肝癌的复发率及5年生存率仍不容乐观[1-3]。已有较多研究[4-9]证实肝癌的大体形态分型是影响肝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但是肝癌的大体形态分型均是根据术后大体标本进行。因此，如果能在术前根据影像学手段来对肝癌进行大体形态分型，对指导临床医生采用更加优化的个体化治疗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钆塞酸二钠（gadolinium ethoxybenzyl diethylenetriamine pentaacetic acid，Gd-EOB-DTPA）是我国近年来应用于临床的新型肝胆系统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对比剂，具有高度特异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肝癌的检出率[10]，它为术前进行准确的肝癌大体形态分型提供了可能。本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徐州医科大学附属淮安医院（简称“我院”）收治的肝癌患者，分析并探讨Gd-EOB-DTPA-MRI对肝癌大体形态分型的准确性及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患者纳入和排除标准
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徐州医科大学附属淮安医院收治且行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纳入标准：① 所有患者接受肝癌根治性手术，肝功能为Child-Pugh A级或B级；② 所有患者术前均行Gd-EOB-DTPA-MRI检查；③ 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证实为肝癌；④ 所有临床及病理资料完整；⑤ 手术由同一组医师施行。排除标准：① 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证实为非肝细胞癌或者为混合型肝癌；② 转移性肝癌或弥漫性肝癌；③ 临床或病理资料不完整。
1.2 检查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飞利浦3.0 T MRI扫描仪，6通道表面线圈，检查前禁食6～8 h。增强扫描时经肘前静脉团注对比剂Gd-EOB-DTPA 10 mL，速度1.5 mL/s，结束后推注20 mL生理盐水。MRI横断面平扫后行增强扫描动脉三期（18 s、24 s、30 s）增强、门静脉期（60 s）、延迟期（3 min）、肝胆特异期（20 min）扫描。扫描参数：重复时间为3.6 ms，回波时间为1.7 ms，层厚为2.0 mm，矩阵为300×250，视野为400 mm×350 mm，翻转角度为10°。
1.3 影像学大体形态分型
由我院2位影像科医师根据MRI独立对肝肿瘤进行大体形态分型，主要依据Gd-EOB-DTPA肝胆特异期，同时结合其他序列，观察其轴位并冠状位影像，根据肿瘤的影像学表现[11]将肝癌分为4种类型（图1）：① 结节型。边界清晰且规则的圆形或类圆形结节（图1a）。② 结节凸起型。边界清晰且规则的圆形或类圆形结节，但有1处或多处呈“出芽”样生长（图1c）。③ 结节融合型。2个或2个以上多个结节呈“分叶”状相互融合，边缘相对规则，血供丰富（图1e）。④ 浸润型。形状不规则、境界不清晰，无明显包膜，与周围正常肝组织呈“穿凿样”改变（图1g）。当2位影像科医师的意见不统一时由2位医师讨论后决定。
图1
示肝癌4种大体形态分型
a、b：结节型（边界清晰且规则的圆形或类圆形结节，箭头所示）；c、d：结节凸起型（边界清晰且规则的圆形或类圆形结节，但有1处或多处呈“出芽”样生长，箭头所示）；e、f：结节融合型（2个或2个以上多个结节呈“分叶”状相互融合，边缘相对规则，血供丰富，箭头所示）；g、h：浸润型（形状不规则、边界不清晰，无明显包膜，与周围正常肝组织呈“穿凿样”改变，箭头所示）
1.4 手术切除标体大体形态分型
将手术切除标本切片后拍照，同时记录大体标本的病理学特点。根据文献[12-13]报道和结合笔者所在医院多学科协作团队的肝胆外科、病理科及影像科的3位医师共同商量后判定切除标本的大体形态分型，分为4种类型（图1）：① 结节型。边界清晰的圆形或类圆形结节，可有清晰的纤维包膜（图1b）。② 结节凸起型：边界清晰的圆形或类圆形结节，但有1处或多处局部突破（图1d）。③ 结节融合型。多个结节相互融合，每个结节可有清晰的边缘（图1f）。④ 浸润型。边界及形状不规则，无明显包膜（图1h）。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描述，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median，M）和上下四分位数（P25，P75）描述，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将术前Gd-EOB-DTPA-MRI与手术切除标本的大体形态分型进行对比分析，采用McNemar检验；然后以手术切除标本的大体形态分型为标准进行Kappa一致性检验，Kappa值≥0.75表示一致性较好，Kappa值＜0.40表示一致性较差，0.40≤Kappa值＜0.75表示一致性中等。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本研究纳入患者的基本情况及手术切除标本大体形态分型与肝癌患者病理因素分析结果
共纳入符合研究条件的肝癌患者87例，患者的具体数据见表1。术后4种不同大体形态分型的肝癌患者在病理特征方面的比较结果见表2。从表2可见，手术切除标本4种不同大体形态分型的肝癌患者在性别、年龄、肿瘤分化程度及肝内转移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4种不同大体形态分型在微血管侵犯和肿瘤直径方面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6.852，P=0.001；F=2.937，P=0.038），体现在有微血管侵犯者的占比在4种类型患者中的浸润型患者中最高，与结节型、结节凸起型和结节融合型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5.769、5.215、9.357，P值分别为<0.001、0.022、0.002），结节型分别与结节凸起型和结节融合型比较以及结节凸起型和结节融合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3.762、0.488、1.169，P值分别为0.052、0.485、0.280）；在肿瘤直径方面体现在，结节型的直径最小，它与结节凸起型和浸润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值分别为2.578、2.240，P值分别为0.013、0.031），但它与结节融合型比较差异未见有统计学意义（t=1.401，P=0.167），结节凸起型分别与结节融合型和浸润型比较以及结节融合型与浸润型比较差异均未见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1.214、0.106、1.192，P值分别为0.231、0.916、0.243）。
表1
87例肝癌患者的临床和病理资料
表2
手术切除标本的4种不同大体形态分型的肝癌患者的临床病理因素比较结果
2.2 术前Gd-EOB-DTPA-MRI与手术切除标本大体形态分型的一致性分析结果
87例患者术前Gd-EOB-DTPA-MRI大体分型：结节型28例（32.2%），结节凸起型28例（32.2%），结节融合型21例（24.1%），浸润型10例（11.5%）。有5例结节型被误判为非结节型，即有3例被误判为结节凸起型、2例被误判为结合融合型；非结节型有9例发生误判，其中4例结节凸起型分别被误判为结合融合型2例、浸润型2例，4例结节融合型被误判为结节凸起型，1例浸润型被误判为结节凸起型，见表3。术前Gd-EOB-DTPA-MRI大体形态分型与手术切除标本大体形态分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99，一致性检验Kappa= 0.776），提示术前Gd-EOB-DTPA-MRI分型与术后切除标本大体形态分型吻合度较好。此外，进行Gd-EOB-DTPA-MRI大体形态分型的影像分析者间一致性较好（Kappa=0.792）。
表3
术前Gd-EOB-DTPA-MRI与手术切除标本的大体形态分型的一致性分析结果（例）
3 讨论
Eggel于1901年提出肝癌的大体形态学分型，将肝癌分为结节型、巨块型和浸润型；1987年Kanai等[12]提出了新的分型方法，将其中的结节型肝癌进一步分为结节型、结节凸起型、结节融合型及浸润型，又将结节凸起型、结节融合型及浸润型合称为非结节型，并且提出大体形态分型与预后相关，不同大体形态分型的肝癌患者应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该分型方法在国际上受到广泛重视，日本肝癌研究组将此写入日本肝癌诊疗指南[13]。一直以来，肝癌的大体形态分型都是根据术后切除标本来进行，如果在治疗前就能够对肝癌进行准确的大体形态分型，可进一步指导临床医生对患者采取更加精准的个体化治疗，可能对于改善患者预后、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及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Gd-EOB-DTPA具有非特异性细胞外对比剂和肝胆特异性对比剂的特性，在肝胆特异期，正常肝细胞因摄取Gd-EOB-DTPA呈现高信号[14-15]，但肿瘤细胞因不摄取Gd-EOB-DTPA而呈现低信号，从而使得低信号的肝肿瘤轮廓在高信号的正常肝脏背景下显得格外清晰，对肝癌的大体形态学分型有独特优势。Gd-EOB-DTPA自2011年在中国上市以来，在肝脏微小病灶的发现、肝脏占位性病变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中显现出巨大优势[16-20]，但国内用于在肝癌的大体形态分型方面的相关研究甚少。
本研究中发现，术前Gd-EOB-DTPA-MRI大体形态分型与术后切除标本金标准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可用于在术前对肝癌进行大体形态学分型。本研究中有5例结节型被误判为非结节型即有3例误判为结节凸起型、2例误判为结合融合型；非结节型有9例发生误判，其中4例结节凸起型分别被误判为结合融合型2例、浸润型2例，4例结节融合型被误判为结节凸起型，1例浸润型被误判断为结节凸起型，无非结节型被误判为结节型。发生误判的原因可能为：① 大部分肝癌在Gd-EOB-DTPA肝胆特异期表现为低信号，但仍有10%～25%的肝癌表现为等信号或者高信号，其原因可能与细胞膜上高表达有机阴离子转运肽有关，导致肿瘤边界显示不清[21]；② 部分伴有静脉癌栓的患者存在局部Gd-EOB-DTPA摄取不足，影像学上表现为轮廓刻画不清晰[22]；③ 部分肝功能差的患者，整个肝脏摄取Gd-EOB-DTPA的能力不足，导致正常肝脏背景与肿瘤的对比度不高[23-25]。通过术前Gd-EOB-DTPA-MRI大体形态分型的判断，有利于指导临床医生对患者制定更加精准的个体化治疗。对于≤3.0 cm的结节型肝癌的治疗，可采用的治疗方式有肝移植、手术切除（包括局部切除）及射频消融；而对于≤3.0 cm非结节型的肿瘤，一般不建议采用局部消融治疗，而建议肝移植或手术切除，如手术切除建议行解剖性肝切除[26]。
本研究还分析了手术切除肝癌的大体形态分型与患者病理因素的关系，发现4种分型间在肿瘤直径及微血管侵犯方面呈现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P<0.05），体现在4种分型中，微血管侵犯发生率在浸润型肝癌中最高，肿瘤直径也最大。通常浸润型肝癌的病理分期一般较晚，微血管侵犯发生率高[11, 27]，且肿瘤易侵犯肝蒂[28]，在手术时切除范围应该更大。因此，如果在术前对肝癌采用Gd-EOB-DTPA-MRI大体形态分型，根据分型情况为患者制定治疗方法及手术方式，术前进行详细而精准规划，对患者治疗及预后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本研究结果及结合文献，肝癌的大体形态学分型与多项病理因素有关。术前采用Gd-EOB-DTPA-MRI对肝癌的大体形态学分型与金标准有较好的吻合度，在术前对肝癌进行Gd-EOB-DTPA-MRI大体形态学分型，对术前规划、指导治疗等方面有一定的价值。但也需看到，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样本量较小，其推广性和延展性具有一定的局限。
重要声明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全体作者阅读并理解了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的政策声明，我们没有相互竞争的利益。
作者贡献声明：盛思满负责论文撰写及数据处理；陈闯负责提出研究思路、数据处理及审核；陈小宇和刘红阳负责影像阅片；朱伦和李红负责病理阅片；丁志龙、徐震、王正及潘智负责资料收集。
伦理批准声明：本研究通过了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
虽然目前肝细胞癌（下文中出现的“肝癌”没有特别说明时均指“肝细胞癌”）治疗手段越来越多，各项技术均较以往有显著提高，但肝癌的复发率及5年生存率仍不容乐观[1-3]。已有较多研究[4-9]证实肝癌的大体形态分型是影响肝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但是肝癌的大体形态分型均是根据术后大体标本进行。因此，如果能在术前根据影像学手段来对肝癌进行大体形态分型，对指导临床医生采用更加优化的个体化治疗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钆塞酸二钠（gadolinium ethoxybenzyl diethylenetriamine pentaacetic acid，Gd-EOB-DTPA）是我国近年来应用于临床的新型肝胆系统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对比剂，具有高度特异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肝癌的检出率[10]，它为术前进行准确的肝癌大体形态分型提供了可能。本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徐州医科大学附属淮安医院（简称“我院”）收治的肝癌患者，分析并探讨Gd-EOB-DTPA-MRI对肝癌大体形态分型的准确性及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患者纳入和排除标准
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徐州医科大学附属淮安医院收治且行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纳入标准：① 所有患者接受肝癌根治性手术，肝功能为Child-Pugh A级或B级；② 所有患者术前均行Gd-EOB-DTPA-MRI检查；③ 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证实为肝癌；④ 所有临床及病理资料完整；⑤ 手术由同一组医师施行。排除标准：① 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证实为非肝细胞癌或者为混合型肝癌；② 转移性肝癌或弥漫性肝癌；③ 临床或病理资料不完整。
1.2 检查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飞利浦3.0 T MRI扫描仪，6通道表面线圈，检查前禁食6～8 h。增强扫描时经肘前静脉团注对比剂Gd-EOB-DTPA 10 mL，速度1.5 mL/s，结束后推注20 mL生理盐水。MRI横断面平扫后行增强扫描动脉三期（18 s、24 s、30 s）增强、门静脉期（60 s）、延迟期（3 min）、肝胆特异期（20 min）扫描。扫描参数：重复时间为3.6 ms，回波时间为1.7 ms，层厚为2.0 mm，矩阵为300×250，视野为400 mm×350 mm，翻转角度为10°。
1.3 影像学大体形态分型
由我院2位影像科医师根据MRI独立对肝肿瘤进行大体形态分型，主要依据Gd-EOB-DTPA肝胆特异期，同时结合其他序列，观察其轴位并冠状位影像，根据肿瘤的影像学表现[11]将肝癌分为4种类型（图1）：① 结节型。边界清晰且规则的圆形或类圆形结节（图1a）。② 结节凸起型。边界清晰且规则的圆形或类圆形结节，但有1处或多处呈“出芽”样生长（图1c）。③ 结节融合型。2个或2个以上多个结节呈“分叶”状相互融合，边缘相对规则，血供丰富（图1e）。④ 浸润型。形状不规则、境界不清晰，无明显包膜，与周围正常肝组织呈“穿凿样”改变（图1g）。当2位影像科医师的意见不统一时由2位医师讨论后决定。
图1
示肝癌4种大体形态分型
a、b：结节型（边界清晰且规则的圆形或类圆形结节，箭头所示）；c、d：结节凸起型（边界清晰且规则的圆形或类圆形结节，但有1处或多处呈“出芽”样生长，箭头所示）；e、f：结节融合型（2个或2个以上多个结节呈“分叶”状相互融合，边缘相对规则，血供丰富，箭头所示）；g、h：浸润型（形状不规则、边界不清晰，无明显包膜，与周围正常肝组织呈“穿凿样”改变，箭头所示）
1.4 手术切除标体大体形态分型
将手术切除标本切片后拍照，同时记录大体标本的病理学特点。根据文献[12-13]报道和结合笔者所在医院多学科协作团队的肝胆外科、病理科及影像科的3位医师共同商量后判定切除标本的大体形态分型，分为4种类型（图1）：① 结节型。边界清晰的圆形或类圆形结节，可有清晰的纤维包膜（图1b）。② 结节凸起型：边界清晰的圆形或类圆形结节，但有1处或多处局部突破（图1d）。③ 结节融合型。多个结节相互融合，每个结节可有清晰的边缘（图1f）。④ 浸润型。边界及形状不规则，无明显包膜（图1h）。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描述，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median，M）和上下四分位数（P25，P75）描述，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将术前Gd-EOB-DTPA-MRI与手术切除标本的大体形态分型进行对比分析，采用McNemar检验；然后以手术切除标本的大体形态分型为标准进行Kappa一致性检验，Kappa值≥0.75表示一致性较好，Kappa值＜0.40表示一致性较差，0.40≤Kappa值＜0.75表示一致性中等。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本研究纳入患者的基本情况及手术切除标本大体形态分型与肝癌患者病理因素分析结果
共纳入符合研究条件的肝癌患者87例，患者的具体数据见表1。术后4种不同大体形态分型的肝癌患者在病理特征方面的比较结果见表2。从表2可见，手术切除标本4种不同大体形态分型的肝癌患者在性别、年龄、肿瘤分化程度及肝内转移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4种不同大体形态分型在微血管侵犯和肿瘤直径方面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6.852，P=0.001；F=2.937，P=0.038），体现在有微血管侵犯者的占比在4种类型患者中的浸润型患者中最高，与结节型、结节凸起型和结节融合型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5.769、5.215、9.357，P值分别为<0.001、0.022、0.002），结节型分别与结节凸起型和结节融合型比较以及结节凸起型和结节融合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3.762、0.488、1.169，P值分别为0.052、0.485、0.280）；在肿瘤直径方面体现在，结节型的直径最小，它与结节凸起型和浸润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值分别为2.578、2.240，P值分别为0.013、0.031），但它与结节融合型比较差异未见有统计学意义（t=1.401，P=0.167），结节凸起型分别与结节融合型和浸润型比较以及结节融合型与浸润型比较差异均未见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1.214、0.106、1.192，P值分别为0.231、0.916、0.243）。
表1
87例肝癌患者的临床和病理资料
表2
手术切除标本的4种不同大体形态分型的肝癌患者的临床病理因素比较结果
2.2 术前Gd-EOB-DTPA-MRI与手术切除标本大体形态分型的一致性分析结果
87例患者术前Gd-EOB-DTPA-MRI大体分型：结节型28例（32.2%），结节凸起型28例（32.2%），结节融合型21例（24.1%），浸润型10例（11.5%）。有5例结节型被误判为非结节型，即有3例被误判为结节凸起型、2例被误判为结合融合型；非结节型有9例发生误判，其中4例结节凸起型分别被误判为结合融合型2例、浸润型2例，4例结节融合型被误判为结节凸起型，1例浸润型被误判为结节凸起型，见表3。术前Gd-EOB-DTPA-MRI大体形态分型与手术切除标本大体形态分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99，一致性检验Kappa= 0.776），提示术前Gd-EOB-DTPA-MRI分型与术后切除标本大体形态分型吻合度较好。此外，进行Gd-EOB-DTPA-MRI大体形态分型的影像分析者间一致性较好（Kappa=0.792）。
表3
术前Gd-EOB-DTPA-MRI与手术切除标本的大体形态分型的一致性分析结果（例）
3 讨论
Eggel于1901年提出肝癌的大体形态学分型，将肝癌分为结节型、巨块型和浸润型；1987年Kanai等[12]提出了新的分型方法，将其中的结节型肝癌进一步分为结节型、结节凸起型、结节融合型及浸润型，又将结节凸起型、结节融合型及浸润型合称为非结节型，并且提出大体形态分型与预后相关，不同大体形态分型的肝癌患者应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该分型方法在国际上受到广泛重视，日本肝癌研究组将此写入日本肝癌诊疗指南[13]。一直以来，肝癌的大体形态分型都是根据术后切除标本来进行，如果在治疗前就能够对肝癌进行准确的大体形态分型，可进一步指导临床医生对患者采取更加精准的个体化治疗，可能对于改善患者预后、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及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Gd-EOB-DTPA具有非特异性细胞外对比剂和肝胆特异性对比剂的特性，在肝胆特异期，正常肝细胞因摄取Gd-EOB-DTPA呈现高信号[14-15]，但肿瘤细胞因不摄取Gd-EOB-DTPA而呈现低信号，从而使得低信号的肝肿瘤轮廓在高信号的正常肝脏背景下显得格外清晰，对肝癌的大体形态学分型有独特优势。Gd-EOB-DTPA自2011年在中国上市以来，在肝脏微小病灶的发现、肝脏占位性病变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中显现出巨大优势[16-20]，但国内用于在肝癌的大体形态分型方面的相关研究甚少。
本研究中发现，术前Gd-EOB-DTPA-MRI大体形态分型与术后切除标本金标准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可用于在术前对肝癌进行大体形态学分型。本研究中有5例结节型被误判为非结节型即有3例误判为结节凸起型、2例误判为结合融合型；非结节型有9例发生误判，其中4例结节凸起型分别被误判为结合融合型2例、浸润型2例，4例结节融合型被误判为结节凸起型，1例浸润型被误判断为结节凸起型，无非结节型被误判为结节型。发生误判的原因可能为：① 大部分肝癌在Gd-EOB-DTPA肝胆特异期表现为低信号，但仍有10%～25%的肝癌表现为等信号或者高信号，其原因可能与细胞膜上高表达有机阴离子转运肽有关，导致肿瘤边界显示不清[21]；② 部分伴有静脉癌栓的患者存在局部Gd-EOB-DTPA摄取不足，影像学上表现为轮廓刻画不清晰[22]；③ 部分肝功能差的患者，整个肝脏摄取Gd-EOB-DTPA的能力不足，导致正常肝脏背景与肿瘤的对比度不高[23-25]。通过术前Gd-EOB-DTPA-MRI大体形态分型的判断，有利于指导临床医生对患者制定更加精准的个体化治疗。对于≤3.0 cm的结节型肝癌的治疗，可采用的治疗方式有肝移植、手术切除（包括局部切除）及射频消融；而对于≤3.0 cm非结节型的肿瘤，一般不建议采用局部消融治疗，而建议肝移植或手术切除，如手术切除建议行解剖性肝切除[26]。
本研究还分析了手术切除肝癌的大体形态分型与患者病理因素的关系，发现4种分型间在肿瘤直径及微血管侵犯方面呈现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P<0.05），体现在4种分型中，微血管侵犯发生率在浸润型肝癌中最高，肿瘤直径也最大。通常浸润型肝癌的病理分期一般较晚，微血管侵犯发生率高[11, 27]，且肿瘤易侵犯肝蒂[28]，在手术时切除范围应该更大。因此，如果在术前对肝癌采用Gd-EOB-DTPA-MRI大体形态分型，根据分型情况为患者制定治疗方法及手术方式，术前进行详细而精准规划，对患者治疗及预后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本研究结果及结合文献，肝癌的大体形态学分型与多项病理因素有关。术前采用Gd-EOB-DTPA-MRI对肝癌的大体形态学分型与金标准有较好的吻合度，在术前对肝癌进行Gd-EOB-DTPA-MRI大体形态学分型，对术前规划、指导治疗等方面有一定的价值。但也需看到，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样本量较小，其推广性和延展性具有一定的局限。
重要声明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全体作者阅读并理解了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的政策声明，我们没有相互竞争的利益。
作者贡献声明：盛思满负责论文撰写及数据处理；陈闯负责提出研究思路、数据处理及审核；陈小宇和刘红阳负责影像阅片；朱伦和李红负责病理阅片；丁志龙、徐震、王正及潘智负责资料收集。
伦理批准声明：本研究通过了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