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郭璐, 宫帅, 刘跃建, 王正阳, 解郑良.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动脉粥样硬化伴狭窄的高危因素分析.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16, 15(3): 236-240. doi: 10.7507/1671-6205.2016056 复制
慢性阻塞性肺病(简称慢阻肺)与心血管疾病在全球呈现出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的趋势。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慢阻肺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且与动脉粥样硬化存在关联[1-3]。慢阻肺患者死亡原因中非呼吸道因素明显超过呼吸道因素，而其中大部分为心血管事件[4]。积极筛查并预防其并发症的发生，早期控制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成为治疗慢阻肺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降低慢阻肺患者致残率和死亡率的关键。
颈动脉粥样硬化是全身动脉硬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ntima-media thickness，IMT)是出现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最重要的观察指标[5]。颈动脉粥样硬化伴狭窄是缺血性发作乃至心肌梗死等心血管急症的高危因素，需要警惕、早期识别并干预[6]。国外研究与我们的前期研究均表明，年龄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出现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颈动脉IMT与年龄呈正相关[5, 7-8]。而在老年慢阻肺人群中，动脉粥样硬化伴狭窄程度究竟如何，有哪些危险因素，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前瞻性设计，观察老年慢阻肺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伴狭窄的的病变程度，同时评估可能会促进其病变的相关因素，探讨发生动脉粥样硬化伴狭窄的危险因素。
对象与方法
一 对象
采用前瞻性研究，选择2012年8月至2015年8月四川省人民医院呼吸门诊随访的老年慢阻肺稳定期患者，且近3个月颈部血管超声提示伴有颈动脉粥样硬化者。入选标准：(1)年龄≥65岁；(2)慢阻肺入选标准：根据2011版GOLD指南[9]，患者符合吸入支气管舒张剂后FEV1/FVC＜70％。排除标准：排除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免疫系统性疾病、慢性肝肾功能不全、恶性肿瘤、血液系统疾病以及其他慢性肺部疾病。研究方案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许可，入选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二 方法
1.一般检查与血清学生化指标测定：采集入选者临床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等，计算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均于就诊当日取空腹静脉血，分别检测血清高敏C反应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尿酸(uric acid，UA)、纤维蛋白原(plasma fibrinogen，FIB)、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甘油三酯(triglycerides，TG)、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脑钠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检测试剂由我院检验科提供，并由我院检验科工作人员负责检测。
2.颈动脉超声检测方法：采用美国GE公司Vivid 7B彩色多普勒超声血管探头测量，诊断仪探头中心频率70 MHz，轴分辨率为0.1 mm。进行超声检测前嘱患者安静休息10 min，取平卧位。暴露颈部，依次检查双侧颈总动脉球部近心端1 cm处，测量其IMT并观察有无粥样斑块及管腔狭窄程度，单位以mm表示，均由富有经验的心脏超声医师操作。
3.颈动脉粥样硬化诊断标准：参照文献[10-12]中颈动脉粥样硬化的超声分型方法，其中：Ⅰ型为血管内膜增厚，1.0 mm≤IMT≤1.2 mm；Ⅱ型为管腔内粥样斑块形成，可见局部隆起增厚，向管腔内突出，IMT＞1.2 mm，但未造成管腔狭窄；Ⅲ型为血管轻度狭窄，20%≤管腔狭窄程度＜50%，无明显血流动力学改变；Ⅳ型为管腔明显狭窄，50%≤管腔狭窄程度≤99%，有明显血流动力学变化；Ⅴ型为血管完全闭塞，未见彩色血流通过。IMT≥1.0 mm和(或)颈动脉斑块形成定义为颈动脉粥样硬化。根据是否存在颈动脉管腔狭窄分为无狭窄组(Ⅰ、Ⅱ型)和狭窄组(Ⅲ、Ⅳ、Ⅴ型)。
4.肺功能测定：研究对象均行肺功能检查。检测仪器均为美国med graphics公司生产的ELITE.DX肺功能仪。肺功能操作由培训后的呼吸技师完成，技术符合标准流程[13]。(1)吸入短效β2受体激动剂(沙丁胺醇)15 min后，重复测定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2)呼气容积/时间曲线平滑、规则。(3)从任意三条满意的曲线中选择最大的FEV1和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最高值，并且三条曲线中FEV1和FVC值变化不超过5%或100 mL。(4)从满意的曲线中选择最大的FEV1和FVC，计算FEV1和FVC比值(FEV1/FVC)。(5)使用支气管舒张剂后FEV1/FVC＜70%，确定为存在气流受限。
5.吸烟指数测定：当前正在吸烟或既往吸烟的患者均被视为吸烟者。根据其提供的信息，计算吸烟指数。吸烟指数为吸烟支数(每天)与吸烟的年数的乘积，即吸烟指数＝每天吸烟的支数×吸烟的年数。
三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根据资料的分布类型和特点，计算相应的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对符合单峰对称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正态分布且方差齐的数据资料用组间比较的t检验；率的比较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及Logistic回归分析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一 人口学资料比较
2012年8月至2015年8月期间共纳入380例慢阻肺患者，其中男237例，女143例，年龄65～95(75.1±10.8)岁，平均慢阻肺病程(20.9±13.0)年。多普勒超声检测到颈动脉狭窄者(Ⅲ型及以上)199例(男/女=104/95)，占总例数52.37%；无狭窄者(Ⅰ～Ⅱ型)181例(男/女=95/86)，占总例数47.63%。两组的年龄、性别、慢阻肺病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颈动脉狭窄组BMI水平低于无狭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1。
表1
慢阻肺患者颈动脉狭窄组与无狭窄组一般资料比较(x±s)
二 临床资料比较
两组的血清UA、FIB、LDL-C、HDL-C、TC、TG、HCY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hs-CRP、BNP、FEV1、吸烟指数等指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2。
表2
慢阻肺患者颈动脉狭窄组与无狭窄组临床资料比较(x±s)
三 颈动脉狭窄组IMT与年龄、FEV1、吸烟指数及生化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1.Pearson相关分析：颈动脉IMT最大值与吸烟指数、hs-CRP、UA、BNP呈显著正相关(r分别为0.618、0.582、0.520、0.480、0.440，P均＜0.05)；而与FEV1、BMI呈显著负相关关系(r＝-0.541、-0.577，P＜0.05)。结果见表 3。
表3
颈动脉IMT与年龄、吸烟指数、FEV1及生化指标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
2.Logistic回归分析：以慢阻肺患者颈动脉是否狭窄为因变量，年龄、吸烟指数、BMI、hs-CRP、UA、BNP、FEV1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逐步筛选，进入方程因素有hs-CRP(OR 1.040，95%CI 1.011~3.070)、UA(OR 1.003，95%CI 1.000~2.006)、FEV1(OR 0.899，95%CI 0.200~5.722)、吸烟指数(OR 1.002，95%CI 1.001~2.904)和BMI(OR 0.955，95%CI 0.312~4.866)。结果见表 4。
表4
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心血管疾病常常是慢阻肺，尤其是老年慢阻肺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1]。慢阻肺作为一个全身慢性炎症性疾病，可能加速心血管病的发展。系统性炎症和血管内皮功能障碍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机制，存在的系统性炎症可能会额外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故系统性炎症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慢阻肺患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14]。本研究显示，年龄≥65岁的慢阻肺患者中，颈动脉狭窄者占颈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总人数的52.37%，提示严重动脉病变在老年慢阻肺患者中常见，值得关注。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对于老年慢阻肺人群，动脉病变严重程度与性别、慢阻肺病程、血脂水平并无相关性。
在我们的研究中，高hs-CRP水平与动脉粥样硬化伴斑块形成相关。hs-CRP作为急性期反应蛋白，可反映炎症状态和肺组织损伤的程度[15]。国外研究证实，hs-CRP水平升高与慢阻肺患者多发性动脉粥样硬化及血流动力学异常相关，反映全身炎症活跃[16]。我们前期的研究同样发现，慢阻肺稳定期患者血中hs-CRP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说明hs-CRP作为炎性指标并非仅仅反映急性感染，在气道慢性炎症状态下同样有升高趋势，是慢阻肺全身炎症的表现[8]。作为判断慢阻肺患者预后指标，长期高hs-CRP血症可能促进动脉血管病变的发展，这一人群应作为心血管事件的高危群体加以关注。
UA是嘌呤核苷酸经黄嘌呤氧化酶作用后的黄嘌呤核苷酸[17]，其水平常常在呼吸道疾病患者中升高，尤其合并低氧和全身炎症的患者[18-19]。近期研究表明，严重的气流受限和频繁的急性加重可导致UA水平升高，且与慢阻肺患者死亡率与急性加重相关[20]。慢阻肺患者中尿酸水平升高的机制可能有以下几点[21-22]：(1)持续低氧造成肺动脉压力增高，右心室后负荷增加，促进嘌呤降解；(2)合并心血管事件可能会使UA水平升高，而动脉粥样硬化伴狭窄是缺血性心脑疾病的高危因素，这可能导致血清UA水平升高；(3)受损的肺功能减弱了携氧能力，导致缺氧加重，肺和外周组织损伤，从而增加循环中UA水平。我们的研究证实，UA水平与动脉血管病变严重程度相关。尽管UA水平升高并不特异，但作为一种全身炎症的生物标志物，慢阻肺患者中具有持续高UA水平的人群可能具有更差的预后。而这种价廉的生物标志物在确定慢阻肺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疾病监测和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的研究表明吸烟指数升高和肺通气功能(FEV1水平)下降均与动脉粥样硬化伴狭窄相关，这与美国一项大型(5 201例)多中心(4个社区)老年人口观察型横断面研究结论相符合。该研究表明，除外年龄因素(观察对象均在65岁以上)，吸烟者(包括正在吸烟或既往吸烟者)肺功能FEV1较不吸烟者低20%，且颈动脉内膜壁更厚而狭窄的发生率更高[23]。近期在日本进行的大型(8 790例社区居民)队列研究中发现，仅在吸烟人群中，气流受限者具有更高的动脉硬度，从而提出吸烟可能同时与气流受限和动脉硬化程度相关[24]。近期发表的另一项关于中国广州老年人群(1 625例)的队列研究中，独立于吸烟状态，肺功能下降程度与颈动脉粥样硬化严重度相关[25]。而瑞典的一项在吸烟男性中随访68年的纵向横断面的研究显示，在校正了吸烟、高血压、糖尿病、饮酒等混杂因素后，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程度与通气功能相关，证实在吸烟者中肺功能下降是可能提示动脉粥样硬化的标志物[26]。因此，高吸烟指数及低FEV1水平的慢阻肺老年患者可能是动脉粥样硬化伴狭窄的高危人群，需早期干预，其发生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我们发现低BMI的慢阻肺老年患者人群中血管疾病更为严重。既往的研究中曾提到在冠脉病变中，高BMI患者生存率高于正常BMI者[27]。而一项针对2 392例具有大血管病变需手术治疗的慢阻肺患者的研究显示，低BMI者具有高死亡率风险[28]。伴有血管严重病变的慢阻肺(往往为中～重度)多见于消瘦、无内脏性肥胖和肺部疾病恶化者[28]。关于这类人群体重、动脉粥样硬化和生存率相关的机制尚未明确，需进一步研究。
综上，我们的研究显示高hs-CRP水平、高UA水平、高吸烟指数，低FEV1水平及低BMI可能是慢阻肺老年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伴狭窄的危险因素。早期关注这部分高危人群，尤其是无心血管疾病症状者，控制高危因素，是减缓该人群血管疾病发展、减少心血管意外、降低致残率和死亡率的重要策略。但我们的研究为单中心研究，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倚，且为横断面研究，缺乏生存率分析。期待今后多中心大样本量及长期预后的相关研究。
慢性阻塞性肺病(简称慢阻肺)与心血管疾病在全球呈现出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的趋势。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慢阻肺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且与动脉粥样硬化存在关联[1-3]。慢阻肺患者死亡原因中非呼吸道因素明显超过呼吸道因素，而其中大部分为心血管事件[4]。积极筛查并预防其并发症的发生，早期控制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成为治疗慢阻肺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降低慢阻肺患者致残率和死亡率的关键。
颈动脉粥样硬化是全身动脉硬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ntima-media thickness，IMT)是出现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最重要的观察指标[5]。颈动脉粥样硬化伴狭窄是缺血性发作乃至心肌梗死等心血管急症的高危因素，需要警惕、早期识别并干预[6]。国外研究与我们的前期研究均表明，年龄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出现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颈动脉IMT与年龄呈正相关[5, 7-8]。而在老年慢阻肺人群中，动脉粥样硬化伴狭窄程度究竟如何，有哪些危险因素，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前瞻性设计，观察老年慢阻肺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伴狭窄的的病变程度，同时评估可能会促进其病变的相关因素，探讨发生动脉粥样硬化伴狭窄的危险因素。
对象与方法
一 对象
采用前瞻性研究，选择2012年8月至2015年8月四川省人民医院呼吸门诊随访的老年慢阻肺稳定期患者，且近3个月颈部血管超声提示伴有颈动脉粥样硬化者。入选标准：(1)年龄≥65岁；(2)慢阻肺入选标准：根据2011版GOLD指南[9]，患者符合吸入支气管舒张剂后FEV1/FVC＜70％。排除标准：排除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免疫系统性疾病、慢性肝肾功能不全、恶性肿瘤、血液系统疾病以及其他慢性肺部疾病。研究方案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许可，入选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二 方法
1.一般检查与血清学生化指标测定：采集入选者临床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等，计算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均于就诊当日取空腹静脉血，分别检测血清高敏C反应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尿酸(uric acid，UA)、纤维蛋白原(plasma fibrinogen，FIB)、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甘油三酯(triglycerides，TG)、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脑钠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检测试剂由我院检验科提供，并由我院检验科工作人员负责检测。
2.颈动脉超声检测方法：采用美国GE公司Vivid 7B彩色多普勒超声血管探头测量，诊断仪探头中心频率70 MHz，轴分辨率为0.1 mm。进行超声检测前嘱患者安静休息10 min，取平卧位。暴露颈部，依次检查双侧颈总动脉球部近心端1 cm处，测量其IMT并观察有无粥样斑块及管腔狭窄程度，单位以mm表示，均由富有经验的心脏超声医师操作。
3.颈动脉粥样硬化诊断标准：参照文献[10-12]中颈动脉粥样硬化的超声分型方法，其中：Ⅰ型为血管内膜增厚，1.0 mm≤IMT≤1.2 mm；Ⅱ型为管腔内粥样斑块形成，可见局部隆起增厚，向管腔内突出，IMT＞1.2 mm，但未造成管腔狭窄；Ⅲ型为血管轻度狭窄，20%≤管腔狭窄程度＜50%，无明显血流动力学改变；Ⅳ型为管腔明显狭窄，50%≤管腔狭窄程度≤99%，有明显血流动力学变化；Ⅴ型为血管完全闭塞，未见彩色血流通过。IMT≥1.0 mm和(或)颈动脉斑块形成定义为颈动脉粥样硬化。根据是否存在颈动脉管腔狭窄分为无狭窄组(Ⅰ、Ⅱ型)和狭窄组(Ⅲ、Ⅳ、Ⅴ型)。
4.肺功能测定：研究对象均行肺功能检查。检测仪器均为美国med graphics公司生产的ELITE.DX肺功能仪。肺功能操作由培训后的呼吸技师完成，技术符合标准流程[13]。(1)吸入短效β2受体激动剂(沙丁胺醇)15 min后，重复测定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2)呼气容积/时间曲线平滑、规则。(3)从任意三条满意的曲线中选择最大的FEV1和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最高值，并且三条曲线中FEV1和FVC值变化不超过5%或100 mL。(4)从满意的曲线中选择最大的FEV1和FVC，计算FEV1和FVC比值(FEV1/FVC)。(5)使用支气管舒张剂后FEV1/FVC＜70%，确定为存在气流受限。
5.吸烟指数测定：当前正在吸烟或既往吸烟的患者均被视为吸烟者。根据其提供的信息，计算吸烟指数。吸烟指数为吸烟支数(每天)与吸烟的年数的乘积，即吸烟指数＝每天吸烟的支数×吸烟的年数。
三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根据资料的分布类型和特点，计算相应的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对符合单峰对称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正态分布且方差齐的数据资料用组间比较的t检验；率的比较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及Logistic回归分析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一 人口学资料比较
2012年8月至2015年8月期间共纳入380例慢阻肺患者，其中男237例，女143例，年龄65～95(75.1±10.8)岁，平均慢阻肺病程(20.9±13.0)年。多普勒超声检测到颈动脉狭窄者(Ⅲ型及以上)199例(男/女=104/95)，占总例数52.37%；无狭窄者(Ⅰ～Ⅱ型)181例(男/女=95/86)，占总例数47.63%。两组的年龄、性别、慢阻肺病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颈动脉狭窄组BMI水平低于无狭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1。
表1
慢阻肺患者颈动脉狭窄组与无狭窄组一般资料比较(x±s)
二 临床资料比较
两组的血清UA、FIB、LDL-C、HDL-C、TC、TG、HCY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hs-CRP、BNP、FEV1、吸烟指数等指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2。
表2
慢阻肺患者颈动脉狭窄组与无狭窄组临床资料比较(x±s)
三 颈动脉狭窄组IMT与年龄、FEV1、吸烟指数及生化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1.Pearson相关分析：颈动脉IMT最大值与吸烟指数、hs-CRP、UA、BNP呈显著正相关(r分别为0.618、0.582、0.520、0.480、0.440，P均＜0.05)；而与FEV1、BMI呈显著负相关关系(r＝-0.541、-0.577，P＜0.05)。结果见表 3。
表3
颈动脉IMT与年龄、吸烟指数、FEV1及生化指标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
2.Logistic回归分析：以慢阻肺患者颈动脉是否狭窄为因变量，年龄、吸烟指数、BMI、hs-CRP、UA、BNP、FEV1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逐步筛选，进入方程因素有hs-CRP(OR 1.040，95%CI 1.011~3.070)、UA(OR 1.003，95%CI 1.000~2.006)、FEV1(OR 0.899，95%CI 0.200~5.722)、吸烟指数(OR 1.002，95%CI 1.001~2.904)和BMI(OR 0.955，95%CI 0.312~4.866)。结果见表 4。
表4
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心血管疾病常常是慢阻肺，尤其是老年慢阻肺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1]。慢阻肺作为一个全身慢性炎症性疾病，可能加速心血管病的发展。系统性炎症和血管内皮功能障碍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机制，存在的系统性炎症可能会额外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故系统性炎症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慢阻肺患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14]。本研究显示，年龄≥65岁的慢阻肺患者中，颈动脉狭窄者占颈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总人数的52.37%，提示严重动脉病变在老年慢阻肺患者中常见，值得关注。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对于老年慢阻肺人群，动脉病变严重程度与性别、慢阻肺病程、血脂水平并无相关性。
在我们的研究中，高hs-CRP水平与动脉粥样硬化伴斑块形成相关。hs-CRP作为急性期反应蛋白，可反映炎症状态和肺组织损伤的程度[15]。国外研究证实，hs-CRP水平升高与慢阻肺患者多发性动脉粥样硬化及血流动力学异常相关，反映全身炎症活跃[16]。我们前期的研究同样发现，慢阻肺稳定期患者血中hs-CRP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说明hs-CRP作为炎性指标并非仅仅反映急性感染，在气道慢性炎症状态下同样有升高趋势，是慢阻肺全身炎症的表现[8]。作为判断慢阻肺患者预后指标，长期高hs-CRP血症可能促进动脉血管病变的发展，这一人群应作为心血管事件的高危群体加以关注。
UA是嘌呤核苷酸经黄嘌呤氧化酶作用后的黄嘌呤核苷酸[17]，其水平常常在呼吸道疾病患者中升高，尤其合并低氧和全身炎症的患者[18-19]。近期研究表明，严重的气流受限和频繁的急性加重可导致UA水平升高，且与慢阻肺患者死亡率与急性加重相关[20]。慢阻肺患者中尿酸水平升高的机制可能有以下几点[21-22]：(1)持续低氧造成肺动脉压力增高，右心室后负荷增加，促进嘌呤降解；(2)合并心血管事件可能会使UA水平升高，而动脉粥样硬化伴狭窄是缺血性心脑疾病的高危因素，这可能导致血清UA水平升高；(3)受损的肺功能减弱了携氧能力，导致缺氧加重，肺和外周组织损伤，从而增加循环中UA水平。我们的研究证实，UA水平与动脉血管病变严重程度相关。尽管UA水平升高并不特异，但作为一种全身炎症的生物标志物，慢阻肺患者中具有持续高UA水平的人群可能具有更差的预后。而这种价廉的生物标志物在确定慢阻肺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疾病监测和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的研究表明吸烟指数升高和肺通气功能(FEV1水平)下降均与动脉粥样硬化伴狭窄相关，这与美国一项大型(5 201例)多中心(4个社区)老年人口观察型横断面研究结论相符合。该研究表明，除外年龄因素(观察对象均在65岁以上)，吸烟者(包括正在吸烟或既往吸烟者)肺功能FEV1较不吸烟者低20%，且颈动脉内膜壁更厚而狭窄的发生率更高[23]。近期在日本进行的大型(8 790例社区居民)队列研究中发现，仅在吸烟人群中，气流受限者具有更高的动脉硬度，从而提出吸烟可能同时与气流受限和动脉硬化程度相关[24]。近期发表的另一项关于中国广州老年人群(1 625例)的队列研究中，独立于吸烟状态，肺功能下降程度与颈动脉粥样硬化严重度相关[25]。而瑞典的一项在吸烟男性中随访68年的纵向横断面的研究显示，在校正了吸烟、高血压、糖尿病、饮酒等混杂因素后，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程度与通气功能相关，证实在吸烟者中肺功能下降是可能提示动脉粥样硬化的标志物[26]。因此，高吸烟指数及低FEV1水平的慢阻肺老年患者可能是动脉粥样硬化伴狭窄的高危人群，需早期干预，其发生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我们发现低BMI的慢阻肺老年患者人群中血管疾病更为严重。既往的研究中曾提到在冠脉病变中，高BMI患者生存率高于正常BMI者[27]。而一项针对2 392例具有大血管病变需手术治疗的慢阻肺患者的研究显示，低BMI者具有高死亡率风险[28]。伴有血管严重病变的慢阻肺(往往为中～重度)多见于消瘦、无内脏性肥胖和肺部疾病恶化者[28]。关于这类人群体重、动脉粥样硬化和生存率相关的机制尚未明确，需进一步研究。
综上，我们的研究显示高hs-CRP水平、高UA水平、高吸烟指数，低FEV1水平及低BMI可能是慢阻肺老年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伴狭窄的危险因素。早期关注这部分高危人群，尤其是无心血管疾病症状者，控制高危因素，是减缓该人群血管疾病发展、减少心血管意外、降低致残率和死亡率的重要策略。但我们的研究为单中心研究，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倚，且为横断面研究，缺乏生存率分析。期待今后多中心大样本量及长期预后的相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