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马丹, 李慧, 肖永龙. 非HIV感染者肺孢子菌定植及临床意义研究进展.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16, 15(5): 533-536. doi: 10.7507/1671-6205.2016123 复制
肺孢子菌(Pneumocystis，PC)是一种常见的机会感染性病原体，多见于免疫缺陷的人群，如艾滋病患者、晚期肿瘤患者、器官移植受者、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或激素治疗者等。肺孢子菌肺炎(Pneumocystis pneumonia，PCP)是严重的肺部感染，临床表现为干咳、低热、渐进性呼吸困难，死亡率高。近年来系列研究发现，非HIV感染者的呼吸道标本可检测到PC-DNA阳性，而这些患者未表现出肺炎的症状及体征，研究人员将这种状态称为PC定植。PC定植与多种肺部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关，本文就PC的病原体特征、定植的诊断方法、定植与感染的关系以及与肺部疾病相关性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一 PC的病原体特征
PC首先于1909年被Chagas在鼠肺中发现，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原虫，直到20世纪80年代分子学研究将其重新分类为真菌。PC的不同株型具有宿主特异性，感染不同哺乳动物的肺孢子菌在DNA水平上存在差异，寄生于人体内的主要是伊氏肺孢子菌(Pneumocystis jirovecii，P.jirovecii)，又称为人肺孢子菌。由于PC不能在体外持续繁殖，它的研究受到了一定限制。显微镜下可见PC有滋养体及包囊两种形式，包囊可被环六亚甲基四氨银、甲苯胺蓝、革兰染色，滋养体可被吉姆萨染色。滋养体在感染时数量较多，为主要的致病形式，通过粘附Ⅰ型肺泡上皮细胞感染宿主，激活特异的信号传导途径，使得PC在体内持续增殖[1]。
PC囊壁的主要成分为(1→3)-β-D-葡聚糖[(1→3)-β-D-Glucan，BG]，除了为囊壁提供稳定性，还参与了宿主的炎症反应。第一个被发现的PC抗原是主要表面糖蛋白(major surface glycoprotein，Msg)，它主要参与病原体粘附宿主肺泡上皮细胞的过程。Msg表现为多种蛋白形式，一次只表达一种类型蛋白，PC通过改变Msg，可长时间逃避宿主的免疫反应而在体内定植[2]。Kexin是最近新发现的一种蛋白酶，可能参与了表面抗原如Msg的蛋白水解过程，这为PCP提供了新的靶向治疗研究方向[3]。
二 PC定植的定义及诊断方法
定植是指通过各种实验室检查检测到PC而没有PCP的渐进性呼吸困难、低热、干咳等症状的一种亚临床感染状态。PC可通过呼吸道标本[诱导痰、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口腔冲洗液、鼻腔分泌物等]的传统染色或免疫组化染色被检测，但由于定植时的PC数量不多，此种方法阳性率较低。敏感性更高的聚合酶链反应(PCR)常被用来检测PC定植，可检测多种PC-DNA片段。目前较常用的多拷贝基因是Msg或线粒体大亚单位rRNA，可通过巢式PCR进行两轮基因扩增增加PC的检出率。近年来，研究发现以热休克蛋白70为目的基因的实时荧光定量PCR(real-time PCR)法可区分PC定植与PCP[4]。
血清BG水平可作为PC定植的辅助诊断，目前研究者多将血清BG水平大于80 pg/mL定义为阳性，且血清BG在PCP患者中升高幅度明显大于定植患者，可能原因为定植时肺内PC数量较少。Shimizu等[5]研究发现PCP组患者的BG水平高于特发性肺纤维化组、胶原血管性间质性肺炎组、慢性支气管炎/肺炎组。Damiani等[6]分别对PCP组、婴儿原发感染组及PC定植组人群的血清BG水平进行回顾性调查，发现PCP组BG水平最高(中位数为1 768.5 pg/mL)，定植组最低(中位数为69.5 pg/mL)。多项研究表明，real-time PCR联合血清BG水平可有效区分PCP和PC定植[7-8]。作为一项非侵入性检查，血清BG在PC定植及感染的诊断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Nevez等[9]研究证明HIV阴性的患者CD4+ T细胞数量＜400/μL时，PC定植风险增加(RR=23.4，P＜0.001)，推测外周血CD4+ T细胞水平可作为PC感染的辅助诊断。
三 PC定植与感染的关系
过去认为PCP常发生于免疫功能受损的人群，是由早年潜伏感染的PC在机体免疫功能被抑制时再激活引起。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免疫功能正常的健康人群中定植率可高达20%[10]，提示PC定植的普遍性。机体感染PC后可不表现出任何症状，但可能作为潜在的传染源。已有动物研究表明，免疫功能正常的小鼠与伴发PCP的重症联合免疫缺陷(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SCID)小鼠共同饲养后，将发生PC定植。将有PC定植的小鼠与免疫功能受损的小鼠共同饲养后，这些小鼠将发生PCP[11-12]。Togashi等[13]对肺癌患者的追踪调查显示PCP的发生与定植无关。Vidal等[14]对间质性肺疾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s，ILD)伴有PC定植的患者进行1年的随访，这些携带者没有一例发展为PCP。而另外一项研究对伴有PC定植的9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进行随访，有3例患者发展为PCP[15]。因此，是否需要对PC定植人群进行治疗以预防PCP的发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除了上文所述的作为潜在的传染源及可能发展为PCP，PC定植有诸多临床意义，动物学实验及人类调查研究表明，PC定植参与多种肺部疾病的发生发展。
四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的PC定植
慢阻肺是一组包括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以不完全可逆的气流受限为特征的疾病，实质为气道和肺实质的慢性炎症反应，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吸烟被认为是慢阻肺的重要因素，然而临床证据表明戒烟并不能阻止慢阻肺的发生发展，且近来一系列研究发现慢阻肺患者的PC定植率在5.3%~55%[16-18]，提示PC定植可能参与了慢阻肺的发病过程。
关于PC定植与慢阻肺发病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尚不能确定两者的因果关系。目前受到广泛认可的是恶性循环理论[19]：吸烟引起气道黏膜纤毛受损，清除能力下降，有利于PC的定植；PC定植后，肺泡内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与BG发生炎症反应，分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 (IL-6)、IL-8、巨噬细胞炎症蛋白2、花生四烯酸类等，引起气道及肺实质结构损伤，肺功能恶化[20]。Morris等[17]对伴有PC定植和不伴定植的慢阻肺患者进行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pred)测定，发现定植组的FEV1%pred明显低于非定植组(21%比62%，P=0.006)；排除了吸烟的干扰后，他们分别对不同严重程度的慢阻肺患者进行PC检测，发现GOLD Ⅳ期患者的定植率明显高于GOLD 0、Ⅰ、Ⅱ、Ⅲ期及对照组(36.7%比5.7%和9.1%，P=0.004、0.007)，说明PC定植影响了慢阻肺的严重程度。除了肺组织及气道局部炎症反应，Calderon等[18]分别对慢阻肺患者中的定植和非定植组的外周血淋巴细胞、IL-6、IL-8、TNF-α进行检测，发现定植组的炎症因子水平明显高于非定植组，提示PC通过激发全身炎症反应参与了慢阻肺的发生发展。
除了激发慢性炎症反应，PC还可通过释放内源性蛋白酶、激发宿主体内蛋白酶引起蛋白酶-抗胰蛋白酶失衡、细胞外基质蛋白降解增加、肺泡腔破坏等机制促进肺气肿的发生发展[21]。Morris等[22]研究发现PC定植的患者肺基质金属蛋白酶12水平增加，气道阻塞程度增加。PC定植现象在慢阻肺患者中较为普遍，因此是否可通过治疗PC定植来延缓慢阻肺的发生发展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五 ILD的PC定植
ILD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以弥漫性肺实质、肺泡炎症和间质纤维化为基本病理改变的一组异质性疾病的总称。研究发现感染因子在ILD的发生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肺部炎症协同PC损伤肺泡激发的获得性免疫反应参与了ILD的发生以及发展为纤维化的过程[23]。Vidal等[14]的一项前瞻性研究发现，ILD患者的PC定植率为33.8%，特发性肺纤维化组、结节病组和其他类型组间无明显差异，定植组的男性和吸烟的比例高于非定植组(P=0.04、0.02)，推测吸烟对肺泡壁造成了炎性损伤，增加了PC定植的机会。另一项调查发现，伴有PC定植的ILD患者外周血白细胞、嗜酸粒细胞数增加，BALF中CD4+/CD8+ T细胞计数下降，提示PC定植可能与ILD病情加剧有关[24]。除了吸烟，口服激素是ILD患者发生PC定植的危险因素，服用泼尼松5 mg/d的ILD患者定植率为23.3%，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5]。PC定植在ILD发展成肺纤维化中的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阐明，从而通过治疗或预防PC定植来延缓ILD的发展。
六 肺癌的PC定植
有关肺癌患者中PC定植的研究目前较少。一项研究对47例未并发PCP的肺癌患者的口腔冲洗液进行PCR检测，同时对4例并发PCP的肺癌患者在确诊为肺癌但未并发PCP时的肺组织标本进行PCR检测，结果未检测到PC[13]。Maskell等[25]对35例肺癌患者的BALF行PCR检测，6例检测到了PC定植。两项研究不同的结果可能与被检者个体差异、地理因素及实验操作差异有关。不同类型肺癌的PC定植情况也有差异。一项小型研究显示100%的小细胞肺癌患者发生了PC定植，而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定植率为20%，可能的原因是小细胞肺癌比非小细胞肺癌产生了更严重的免疫抑制从而有利于PC定植，或小细胞肺癌癌组织分泌某些因子促进PC定植[26]。有研究显示，长期接受化疗或使用皮质类固醇激素增加了肺癌患者PC定植的风险[27]。此外，放疗也是一项危险因素，可能与胸部射线对肺组织产生损伤，并且导致淋巴细胞减少有关[28]。关于肺癌与PC定植的关系仍不清楚，是机体免疫功能紊乱从而有助于PC定植，还是PC定植与其他因素联合导致肺癌的发展，均有待进一步研究。
七 糖皮质激素治疗与PC定植
如前文所述，糖皮质激素使用增加了ILD、肺癌患者的PC定植风险。作为一类具有强大抗炎、免疫调节作用的药物，糖皮质激素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类变态反应疾病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的治疗，而免疫抑制则是其不可避免的不良反应，可继发严重的细菌和真菌感染。Martin-Juan等[24]对93例HIV阴性、患有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BALF进行PCR检测，使用泼尼松＞20 mg/d的患者的定植率显著高于未使用组(44%比12%，P=0.004)。Helweg-Larsen等[29]对PC定植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75%有糖皮质激素使用史，非定植组仅为13%(P＜0.001)。另一项研究显示，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男性的PC定植风险比女性高，研究者分别对其糖皮质激素用量及定植率进行多变量分析，发现糖皮质激素使用是定植的危险因素(OR=1.6)[30]。除了通过对机体的免疫抑制，减弱免疫细胞、体液因子的功能，糖皮质激素还可诱导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的成分改变，包括磷脂的减少，磷脂酶A2、表面蛋白A和D的升高，以利于PC定植[31-33]。因此，临床医师在长期使用激素前，需要综合考虑疗程和剂量，以减少PC等致病菌感染的可能，对于长期使用激素患者是否有必要进行预防性抗PC治疗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PC定植作为一种新发现的亚临床感染状态，在非HIV感染的慢性肺部疾病患者中较为普遍；PC定植不仅可能作为潜在传染源影响公共卫生，还通过引起肺部炎症反应参与慢阻肺、ILD、肺癌等肺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吸烟、糖皮质激素使用增加了定植的风险。因此，PC在肺部疾病中的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这对预防PCP的发生，控制肺部疾病的发展可能有重要意义。
肺孢子菌(Pneumocystis，PC)是一种常见的机会感染性病原体，多见于免疫缺陷的人群，如艾滋病患者、晚期肿瘤患者、器官移植受者、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或激素治疗者等。肺孢子菌肺炎(Pneumocystis pneumonia，PCP)是严重的肺部感染，临床表现为干咳、低热、渐进性呼吸困难，死亡率高。近年来系列研究发现，非HIV感染者的呼吸道标本可检测到PC-DNA阳性，而这些患者未表现出肺炎的症状及体征，研究人员将这种状态称为PC定植。PC定植与多种肺部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关，本文就PC的病原体特征、定植的诊断方法、定植与感染的关系以及与肺部疾病相关性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一 PC的病原体特征
PC首先于1909年被Chagas在鼠肺中发现，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原虫，直到20世纪80年代分子学研究将其重新分类为真菌。PC的不同株型具有宿主特异性，感染不同哺乳动物的肺孢子菌在DNA水平上存在差异，寄生于人体内的主要是伊氏肺孢子菌(Pneumocystis jirovecii，P.jirovecii)，又称为人肺孢子菌。由于PC不能在体外持续繁殖，它的研究受到了一定限制。显微镜下可见PC有滋养体及包囊两种形式，包囊可被环六亚甲基四氨银、甲苯胺蓝、革兰染色，滋养体可被吉姆萨染色。滋养体在感染时数量较多，为主要的致病形式，通过粘附Ⅰ型肺泡上皮细胞感染宿主，激活特异的信号传导途径，使得PC在体内持续增殖[1]。
PC囊壁的主要成分为(1→3)-β-D-葡聚糖[(1→3)-β-D-Glucan，BG]，除了为囊壁提供稳定性，还参与了宿主的炎症反应。第一个被发现的PC抗原是主要表面糖蛋白(major surface glycoprotein，Msg)，它主要参与病原体粘附宿主肺泡上皮细胞的过程。Msg表现为多种蛋白形式，一次只表达一种类型蛋白，PC通过改变Msg，可长时间逃避宿主的免疫反应而在体内定植[2]。Kexin是最近新发现的一种蛋白酶，可能参与了表面抗原如Msg的蛋白水解过程，这为PCP提供了新的靶向治疗研究方向[3]。
二 PC定植的定义及诊断方法
定植是指通过各种实验室检查检测到PC而没有PCP的渐进性呼吸困难、低热、干咳等症状的一种亚临床感染状态。PC可通过呼吸道标本[诱导痰、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口腔冲洗液、鼻腔分泌物等]的传统染色或免疫组化染色被检测，但由于定植时的PC数量不多，此种方法阳性率较低。敏感性更高的聚合酶链反应(PCR)常被用来检测PC定植，可检测多种PC-DNA片段。目前较常用的多拷贝基因是Msg或线粒体大亚单位rRNA，可通过巢式PCR进行两轮基因扩增增加PC的检出率。近年来，研究发现以热休克蛋白70为目的基因的实时荧光定量PCR(real-time PCR)法可区分PC定植与PCP[4]。
血清BG水平可作为PC定植的辅助诊断，目前研究者多将血清BG水平大于80 pg/mL定义为阳性，且血清BG在PCP患者中升高幅度明显大于定植患者，可能原因为定植时肺内PC数量较少。Shimizu等[5]研究发现PCP组患者的BG水平高于特发性肺纤维化组、胶原血管性间质性肺炎组、慢性支气管炎/肺炎组。Damiani等[6]分别对PCP组、婴儿原发感染组及PC定植组人群的血清BG水平进行回顾性调查，发现PCP组BG水平最高(中位数为1 768.5 pg/mL)，定植组最低(中位数为69.5 pg/mL)。多项研究表明，real-time PCR联合血清BG水平可有效区分PCP和PC定植[7-8]。作为一项非侵入性检查，血清BG在PC定植及感染的诊断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Nevez等[9]研究证明HIV阴性的患者CD4+ T细胞数量＜400/μL时，PC定植风险增加(RR=23.4，P＜0.001)，推测外周血CD4+ T细胞水平可作为PC感染的辅助诊断。
三 PC定植与感染的关系
过去认为PCP常发生于免疫功能受损的人群，是由早年潜伏感染的PC在机体免疫功能被抑制时再激活引起。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免疫功能正常的健康人群中定植率可高达20%[10]，提示PC定植的普遍性。机体感染PC后可不表现出任何症状，但可能作为潜在的传染源。已有动物研究表明，免疫功能正常的小鼠与伴发PCP的重症联合免疫缺陷(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SCID)小鼠共同饲养后，将发生PC定植。将有PC定植的小鼠与免疫功能受损的小鼠共同饲养后，这些小鼠将发生PCP[11-12]。Togashi等[13]对肺癌患者的追踪调查显示PCP的发生与定植无关。Vidal等[14]对间质性肺疾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s，ILD)伴有PC定植的患者进行1年的随访，这些携带者没有一例发展为PCP。而另外一项研究对伴有PC定植的9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进行随访，有3例患者发展为PCP[15]。因此，是否需要对PC定植人群进行治疗以预防PCP的发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除了上文所述的作为潜在的传染源及可能发展为PCP，PC定植有诸多临床意义，动物学实验及人类调查研究表明，PC定植参与多种肺部疾病的发生发展。
四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的PC定植
慢阻肺是一组包括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以不完全可逆的气流受限为特征的疾病，实质为气道和肺实质的慢性炎症反应，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吸烟被认为是慢阻肺的重要因素，然而临床证据表明戒烟并不能阻止慢阻肺的发生发展，且近来一系列研究发现慢阻肺患者的PC定植率在5.3%~55%[16-18]，提示PC定植可能参与了慢阻肺的发病过程。
关于PC定植与慢阻肺发病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尚不能确定两者的因果关系。目前受到广泛认可的是恶性循环理论[19]：吸烟引起气道黏膜纤毛受损，清除能力下降，有利于PC的定植；PC定植后，肺泡内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与BG发生炎症反应，分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 (IL-6)、IL-8、巨噬细胞炎症蛋白2、花生四烯酸类等，引起气道及肺实质结构损伤，肺功能恶化[20]。Morris等[17]对伴有PC定植和不伴定植的慢阻肺患者进行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pred)测定，发现定植组的FEV1%pred明显低于非定植组(21%比62%，P=0.006)；排除了吸烟的干扰后，他们分别对不同严重程度的慢阻肺患者进行PC检测，发现GOLD Ⅳ期患者的定植率明显高于GOLD 0、Ⅰ、Ⅱ、Ⅲ期及对照组(36.7%比5.7%和9.1%，P=0.004、0.007)，说明PC定植影响了慢阻肺的严重程度。除了肺组织及气道局部炎症反应，Calderon等[18]分别对慢阻肺患者中的定植和非定植组的外周血淋巴细胞、IL-6、IL-8、TNF-α进行检测，发现定植组的炎症因子水平明显高于非定植组，提示PC通过激发全身炎症反应参与了慢阻肺的发生发展。
除了激发慢性炎症反应，PC还可通过释放内源性蛋白酶、激发宿主体内蛋白酶引起蛋白酶-抗胰蛋白酶失衡、细胞外基质蛋白降解增加、肺泡腔破坏等机制促进肺气肿的发生发展[21]。Morris等[22]研究发现PC定植的患者肺基质金属蛋白酶12水平增加，气道阻塞程度增加。PC定植现象在慢阻肺患者中较为普遍，因此是否可通过治疗PC定植来延缓慢阻肺的发生发展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五 ILD的PC定植
ILD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以弥漫性肺实质、肺泡炎症和间质纤维化为基本病理改变的一组异质性疾病的总称。研究发现感染因子在ILD的发生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肺部炎症协同PC损伤肺泡激发的获得性免疫反应参与了ILD的发生以及发展为纤维化的过程[23]。Vidal等[14]的一项前瞻性研究发现，ILD患者的PC定植率为33.8%，特发性肺纤维化组、结节病组和其他类型组间无明显差异，定植组的男性和吸烟的比例高于非定植组(P=0.04、0.02)，推测吸烟对肺泡壁造成了炎性损伤，增加了PC定植的机会。另一项调查发现，伴有PC定植的ILD患者外周血白细胞、嗜酸粒细胞数增加，BALF中CD4+/CD8+ T细胞计数下降，提示PC定植可能与ILD病情加剧有关[24]。除了吸烟，口服激素是ILD患者发生PC定植的危险因素，服用泼尼松5 mg/d的ILD患者定植率为23.3%，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5]。PC定植在ILD发展成肺纤维化中的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阐明，从而通过治疗或预防PC定植来延缓ILD的发展。
六 肺癌的PC定植
有关肺癌患者中PC定植的研究目前较少。一项研究对47例未并发PCP的肺癌患者的口腔冲洗液进行PCR检测，同时对4例并发PCP的肺癌患者在确诊为肺癌但未并发PCP时的肺组织标本进行PCR检测，结果未检测到PC[13]。Maskell等[25]对35例肺癌患者的BALF行PCR检测，6例检测到了PC定植。两项研究不同的结果可能与被检者个体差异、地理因素及实验操作差异有关。不同类型肺癌的PC定植情况也有差异。一项小型研究显示100%的小细胞肺癌患者发生了PC定植，而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定植率为20%，可能的原因是小细胞肺癌比非小细胞肺癌产生了更严重的免疫抑制从而有利于PC定植，或小细胞肺癌癌组织分泌某些因子促进PC定植[26]。有研究显示，长期接受化疗或使用皮质类固醇激素增加了肺癌患者PC定植的风险[27]。此外，放疗也是一项危险因素，可能与胸部射线对肺组织产生损伤，并且导致淋巴细胞减少有关[28]。关于肺癌与PC定植的关系仍不清楚，是机体免疫功能紊乱从而有助于PC定植，还是PC定植与其他因素联合导致肺癌的发展，均有待进一步研究。
七 糖皮质激素治疗与PC定植
如前文所述，糖皮质激素使用增加了ILD、肺癌患者的PC定植风险。作为一类具有强大抗炎、免疫调节作用的药物，糖皮质激素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类变态反应疾病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的治疗，而免疫抑制则是其不可避免的不良反应，可继发严重的细菌和真菌感染。Martin-Juan等[24]对93例HIV阴性、患有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BALF进行PCR检测，使用泼尼松＞20 mg/d的患者的定植率显著高于未使用组(44%比12%，P=0.004)。Helweg-Larsen等[29]对PC定植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75%有糖皮质激素使用史，非定植组仅为13%(P＜0.001)。另一项研究显示，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男性的PC定植风险比女性高，研究者分别对其糖皮质激素用量及定植率进行多变量分析，发现糖皮质激素使用是定植的危险因素(OR=1.6)[30]。除了通过对机体的免疫抑制，减弱免疫细胞、体液因子的功能，糖皮质激素还可诱导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的成分改变，包括磷脂的减少，磷脂酶A2、表面蛋白A和D的升高，以利于PC定植[31-33]。因此，临床医师在长期使用激素前，需要综合考虑疗程和剂量，以减少PC等致病菌感染的可能，对于长期使用激素患者是否有必要进行预防性抗PC治疗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PC定植作为一种新发现的亚临床感染状态，在非HIV感染的慢性肺部疾病患者中较为普遍；PC定植不仅可能作为潜在传染源影响公共卫生，还通过引起肺部炎症反应参与慢阻肺、ILD、肺癌等肺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吸烟、糖皮质激素使用增加了定植的风险。因此，PC在肺部疾病中的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这对预防PCP的发生，控制肺部疾病的发展可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