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林敏杰, 张英为, 陈露露, 刘小琴, 王艳泓, 邱玉英. 肺纤维化合并肺气肿与特发性肺纤维化临床特点的比较.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20, 19(6): 548-553. doi: 10.7507/1671-6205.201911017 复制
肺纤维化合并肺气肿（combined pulmonary fibrosis and emphysema，CPFE）是一种不同于肺纤维化和肺气肿的综合征，由 Cottin 等[1]于 2005 年首次提出，肺部高分辨率 CT（high-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HRCT）表现为上肺的肺气肿以及下肺的肺纤维化，肺功能特征为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和肺总量（total lung capacity，TLC）基本正常，而一氧化碳弥散量（diffusing capacity of the lung for carbon monoxide，DLCO）往往表现为显著下降。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为原因不明、出现在成人、局限于肺、进行性致纤维化的间质性肺炎，其组织病理学和放射学表现为普通型间质性肺炎（usual interstitial pneumonia，UIP）[2-3]。CPFE 作为一种疾病实体被提出后，对其临床特点、诊断、预后等的研究日益增多，但仍未形成共识，其与 IPF 在临床特点上存在诸多差异[4]，临床医生在诊断 IPF 时容易忽视肺气肿的存在，导致误诊。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南京鼓楼医院 2014 年 6 月至 2018 年 7 月的 CPFE 患者以及同期的 IPF 患者，探讨两种疾病的差异，以期提高临床医师对 CPFE 的诊疗水平。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南京鼓楼医院 2014 年 6 月至 2018 年 7 月住院诊断为 CPFE 的患者 47 例（CPFE 组），均为男性，<60 岁 7 例，60～75 岁 35 例，>75 岁 5 例。选取同期住院诊断为 IPF 的患者 36 例作为对照组（IPF 组），其中男 34 例（94.5%），女 2 例（5.5%），<60 岁 2 例，60～75 岁 28 例，>75 岁 6 例。两组性别年龄均未见差异，具有可比性。
诊断及排除标准：CPFE 组纳入标准参照 Cottin 等[1]的 CPFE 诊断标准，需符合以下四条：① 存在与正常组织分界清楚的透亮区，气肿壁<1 mm 或不存在壁，伴或不伴有上肺直径>1 cm 的肺大疱；② 两下肺和胸膜下为主的纤维化病灶，伴或不伴牵拉性支气管扩张；③ 磨玻璃区域和肺实变区域较少；④ 除外具有结缔组织病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药物性肺病、尘肺、结节病、外源性过敏性肺炎、坏死性肉芽肿性血管炎、肺泡蛋白沉积症、肺出血– 肾炎综合征、特发性肺含铁血黄素沉着症、淋巴管血管平滑肌瘤病、肺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多症、慢性嗜酸性粒细胞型肺炎。IPF 的诊断标准参照 2011 年美国胸科协会的 IPF 诊断标准[5]，具体如下：① 排除其他已知病因的间质性肺疾病；② 非肺活检患者，HRCT 呈 UIP 型表现；③ 肺活检患者，HRCT 和肺活检病理类型符合特定 UIP 型组合。肺 HRCT 呈典型的 UIP，又有符合 CFPE 的特征时，当肺气肿的面积在上肺区域大于 25% 时，则诊断为 CPFE，否则诊断为 IPF[6]。典型的 IPF 影像学表现包括双下肺基底部分布为主、存在异常网格影以及伴或不伴有牵拉性支气管扩张的蜂窝样改变。
排除标准：严重呼吸衰竭或合并气胸、大量胸腔积液及严重心、肝、肾疾病，重复入院，基本资料缺失过多或肺功能资料不全。
1.2 方法
采集两组患者的住院病历资料，统计人口学特征、肺功能、心脏彩超、血气分析资料。肺功能主要采集指标：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FVC 占预计值百分比（FVC%pred）、FEV1、FEV1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pred）、FEV1/FVC 比值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FVC%pred）、肺活量（vital capacity，VC）、VC 占预计值百分比（VC%pred）、残气量（residual volume，RV）占预计值百分比（RV%pred）、RV 与 TLC 比值占预计值的百分比（RV/TLC%pred）、DLCO 占预计值百分比（DLCO%pred）、DLCO 与肺泡通气量（alveolar ventilation volume，VA）比值占预计值百分比（DLCO/VA%pred）。血气分析结果采用患者入院时初次测定的血气分析指标。肺动脉压力通过超声心动图无创测量。
所有患者随访至 2019 年 8 月7 日，生存时间为患者确诊至死亡或截止时间，确诊时间定为零点，截尾时间包括死亡、失访以及随访结束后患者仍然存活。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非正态资料或样本量过小的正态资料，组间比较使用秩和检验，其中非正态资料使用四分位数法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检验标准为 α=0.05。生存时间采用 Kaplan-Meier 法。
2 结果
2.1 人口学和临床特征
CPFE 吸烟比例多于 IPF 组（P<0.001），CPFE 组出现呼吸困难症状的频率少于 IPF 组（P=0.035），两组入院动脉血氧分压和肺动脉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1。
表1
CPFE 组与 IPF 组人口学及临床特征比较［例（%）/（
）］
2.2 肺功能比较
CPFE 组的 FVC、FVC%pred、FEV1、FEV1%pred 和 VC% 高于 IPF 组（P<0.05），IPF 组的 FEV1/FVC%pred 高于 CPFE 组（P<0.05），余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体见表 2。
表2
CPFE 组和 IPF 组肺功能比较（
）
2.3 肺功能年变化的比较
将存在肺功能随访数据的患者进行统计，其中 CPFE 组 14 例，IPF 组 7 例，考虑到该部分患者样本量较小，将肺功能年变化值进行秩和分析。CPFE 组的 DLCO/VA%pred 年下降速度快于 IPF 组（P=0.03）；CPFE 组的 RV/TLC%pred 逐年上升，IPF 组的逐年下降（P=0.009）；CPFE 的 RV%pred 逐年上升，而 IPF 组则逐年下降（P=0.014）；余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3 和图 1a、b。
图1
两组 DLCO/VA%pred 年变化和生存曲线比较
a. CPFE 组 DLCO/VA%pred 年变化折线图；b. IPF 组 DLCO/VA%pred 年变化折线图；c. 两组生存曲线比较
表3
CPFE 组和 IPF 组肺功能年变化比较［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
2.4 实验室检查的比较
CPFE 组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于高于 IPF 组（P=0.014），而两组间癌胚抗原和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未见统计学差异，详见表 4。
表4
CPFE 组和 IPF 组实验室检查比较［（
）/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
2.5 预后
截至 2019 年 8 月 7 日，CPFE 平均随访时间为（31.5±15.1）个月，IPF 平均随访时间为（23.8±13.2）个月。CPFE 组死亡 11 例，IPF 死亡 7 例，总失访 24 例，CPFE 组 1 年生存率为 87.9%，3 年生存率为 73.8%，IPF 组 1 年生存率为 84.1%，3 年生存率为 65.8%，对两组生存时间进行 Log-Rank 分析后无明显差异（P=0.95），见图 1c。
3 讨论
CPFE 是否作为一种疾病实体尚存在一定争议，2005 年，Cottin 等[1]首次提出 CPFE 作为一种疾病实体，其定义为影像学上表现为上肺中央型或周围型的肺气肿和下肺的肺纤维化。而 Ryerson 等[7]认为 CPFE 为 IPF 的一种表型。事实上 CPFE 和 IPF 的临床特点存在诸多差异，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 CPFE 作为一种疾病实体，有别于肺气肿或肺纤维化。其中 IPF 的发病率为（14～42.7）/100000，CPFE 目前尚未有确切的流行病学数据，但在 IPF 患者中，有 8%～51% 最终被诊断为 CPFE[8]。
吸烟是肺气肿和 IPF 共同的危险因素，且几乎所有的 CPFE 患者都有吸烟史[9-10]，在 IPF 患者中其吸烟比例在 41%～83%[11]，研究发现吸烟的 CPFE 患者的肺气肿和肺纤维化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其 DNA 在表观遗传学层面均发生了大量甲基化。此外，氧化应激所造成的细胞损伤和凋亡促进了肺气肿的发生发展，同时会导致肺纤维细胞损伤从而激活肺成纤维细胞并使肺肌成纤维细胞在细胞外基质沉积最终发现肺纤维化，而 IPF 在肺纤维化的发生过程中与 CPFE 相似[12]。本研究中 CPFE 组吸烟人群比例较 IPF 组高，且存在统计学差异（89.4% 比 50.0%，P<0.001），考虑患者更高吸烟比例使肺气肿出现的比例更高，从而更易发生 CPFE。
临床症状方面，咳嗽和呼吸困难是 CPFE 的最主要症状，此外，咳痰、胸痛、乏力等症状也常常出现[1, 13]，查体上 87% 的患者存在肺基底部的爆裂音，43% 存在杵状指[1]。在本研究中，咳嗽、咳痰、胸痛、爆裂音、杵状指的发生率在 CPFE 和 IPF 之间未观察到显著性差异，但 IPF 患者的呼吸困难症状较 CPFE 患者更加频繁，且存在显著性差异，考虑与两组之间肺纤维化面积存在差异，肺气肿缓和了一部分肺纤维化对通气功能的影响有关。
肺功能方面，在 CPFE 的患者中，肺纤维化和肺气肿同时存在，肺纤维化往往产生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但肺气肿会使残气量增加，因此与容积相关的肺功能指标往往得以保留。而肺气肿常存在小气道塌陷，因此 IPF 的 FEV1/FVC%pred 一般较 CPFE 高。存在一定肺气肿表现的 IPF 的患者不足以诊断 CPFE 时，其通气功能可下降，可表现为混合型通气功能障碍[14]。此外，CPFE 的 DLCO%pred 往往会出现更为显著的下降[8]。Çiftci 等[15]将 77 例 CPFE 和 33 例 IPF 的肺功能进行对照研究时发现，CPFE 组的 FVC、VC 和 VC%pred 较 IPF 组高，而 FEV1/FVC%pred 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Ryerson 等[7]分析 29 例 CPFE 和 336 例 IPF 的资料发现，两者的 DLCO%pred 之间存在差异，CPFE 患者较 IPF 患者有着更低的 DLCO%pred。本研究发现 CPFE 组的 FVC、FVC%pred、FEV1、FVC1%pred、VC 和 VC%pred 高于 IPF 组，IPF 组的 FEV1/FVC%pred 高于 CPFE 组，与 Çiftci 等[15]的研究相符。本研究中两组 DLCO%pred 未见显著性差异，但 CPFE 组的 DLCO/VA%pred 年下降速度显著快于 IPF 组，CPFE 组的 RV/TLC%pred 逐年上升，IPF 组的逐年下降。CPFE 的 RV%pred 逐年上升，而 IPF 组则逐年下降。DLCO%pred 未见显著性差异考虑与入组患者均为初诊患者，病程较短，DLCO%pred 区别尚未出现有关，因此 DLCO/VA%pred 的下降速度可能可以作为监测 CPFE 患者早期肺功能受损的敏感指标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1988 年 Pecchio 等[16]报道了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的升高对于肺癌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细胞角蛋白是细胞体的中间丝，根据其分子量和双向二维电泳中等电点的不同，可分为 20 种不同类型。其中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是一种酸性蛋白，分子量约为 40～69 kD，主要存在于肺癌、食管癌等上皮起源肿瘤细胞的胞浆中[17-18]。对于肺癌，常用的检测方法为电化学发光法和 ELISA 法，其检测阈值为 3.3 ng/mL 时，电化学发光法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3.6% 和 76.8%，ELISA 法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27.1% 和 97.8%[19]。本研究者中 CPFE 的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较 IPF 高，这种差异在剔除了两组怀疑或确诊合并肺癌的患者后依然存在（P=0.044）。因此细胞角蛋白 19 可能可以作为鉴别诊断 CPFE 和 IPF 的一项参考指标，但仍需进一步研究。
CPFE 患者初诊时肺动脉压力往往正常或轻度升高，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显著增高。Çiftci 等[15]的研究中 CPFE 和 IPF 患者的平均动脉压分别为（62.31±25.50） 和（41.96±15.56） mm Hg，两者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Sugino 等[6]发现诊断之初，CPFE 组的肺功能压（30.8±10.7） mm Hg，IPF 组的肺动脉压为（30.9±8.8） mm Hg，两者的肺动脉压没有统计学差异，但 12 个月后 CPFE 组的肺动脉压改变量为（11.3±11.8） mm Hg，IPF 组为（2.4±6.9） mm Hg，CPFE 肺动脉压的年升高程度显著高于 IPF 组（P<0.001）。本研究中 CPFE 和 IPF 患者的肺动脉压未见显著性差异。考虑本研究主要为初诊患者，诊断初的肺动脉压相对偏低，后期病程发展中两组的肺动脉压可能会出现统计学差异。
预后方面，CPFE 的预后较差，其中位生存期为 2.1～8.5 年[20]。但到目前为止，CPFE 与 IPF 的预后是否存在差异尚存在争议。Ryerson 等[7]发现 CPFE 的中位生存期为 2.8 年（95%CI 1.3～5.0 年），IPF 的中位生存率也为 2.8 年（95%CI 2.5～3.6 年），两组生存期未见统计学差异（P>0.05）。Çiftci 等[15]发现 CPFE 的中位生存期为（17.68±12.30）个月，IPF 的中位生存期为（24.88±16.97）个月，两组的生存期也未见统计学差异（P>0.05）。Kohashi 等[21]分析 8 例 CPFE 和 39 例 IPF 患者后发现，与 IPF 相比，CPFE 患者的中位生存期显著缩短，IPF 组与 CPFE 组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 1734 和 2229 d（P=0.007）。Zhang 等[22]分析 87 例 CPFE 和 105 例 IPF 患者后发现，CPFE 和 IPF 患者的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43.42% 和 65.56%，两者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本研究 CPFE 组 1 年生存率为 87.9%，3 年生存率为 73.8%，IPF 组 1 年生存率为 84.1%，3 年生存率为 65.8%，两组生存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导致以上情况的原因可能与各研究的入组标准存在差异，组间混杂了其他类型的间质性肺疾病，部分研究样本量较小以及部分患者出现并发症有关，未来需要扩大样本量并控制偏倚后行进一步研究。
总之，与 IPF 组相比，CPFE 组患者的吸烟比例更多，呼吸困难比例相对较低，肺容积偏于正常，DLCO/VA%pred 年下降速度更快，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较高，疾病发展过程中更容易发生肺动脉高压，两组预后无显著性差异。
利益冲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肺纤维化合并肺气肿（combined pulmonary fibrosis and emphysema，CPFE）是一种不同于肺纤维化和肺气肿的综合征，由 Cottin 等[1]于 2005 年首次提出，肺部高分辨率 CT（high-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HRCT）表现为上肺的肺气肿以及下肺的肺纤维化，肺功能特征为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和肺总量（total lung capacity，TLC）基本正常，而一氧化碳弥散量（diffusing capacity of the lung for carbon monoxide，DLCO）往往表现为显著下降。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为原因不明、出现在成人、局限于肺、进行性致纤维化的间质性肺炎，其组织病理学和放射学表现为普通型间质性肺炎（usual interstitial pneumonia，UIP）[2-3]。CPFE 作为一种疾病实体被提出后，对其临床特点、诊断、预后等的研究日益增多，但仍未形成共识，其与 IPF 在临床特点上存在诸多差异[4]，临床医生在诊断 IPF 时容易忽视肺气肿的存在，导致误诊。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南京鼓楼医院 2014 年 6 月至 2018 年 7 月的 CPFE 患者以及同期的 IPF 患者，探讨两种疾病的差异，以期提高临床医师对 CPFE 的诊疗水平。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南京鼓楼医院 2014 年 6 月至 2018 年 7 月住院诊断为 CPFE 的患者 47 例（CPFE 组），均为男性，<60 岁 7 例，60～75 岁 35 例，>75 岁 5 例。选取同期住院诊断为 IPF 的患者 36 例作为对照组（IPF 组），其中男 34 例（94.5%），女 2 例（5.5%），<60 岁 2 例，60～75 岁 28 例，>75 岁 6 例。两组性别年龄均未见差异，具有可比性。
诊断及排除标准：CPFE 组纳入标准参照 Cottin 等[1]的 CPFE 诊断标准，需符合以下四条：① 存在与正常组织分界清楚的透亮区，气肿壁<1 mm 或不存在壁，伴或不伴有上肺直径>1 cm 的肺大疱；② 两下肺和胸膜下为主的纤维化病灶，伴或不伴牵拉性支气管扩张；③ 磨玻璃区域和肺实变区域较少；④ 除外具有结缔组织病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药物性肺病、尘肺、结节病、外源性过敏性肺炎、坏死性肉芽肿性血管炎、肺泡蛋白沉积症、肺出血– 肾炎综合征、特发性肺含铁血黄素沉着症、淋巴管血管平滑肌瘤病、肺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多症、慢性嗜酸性粒细胞型肺炎。IPF 的诊断标准参照 2011 年美国胸科协会的 IPF 诊断标准[5]，具体如下：① 排除其他已知病因的间质性肺疾病；② 非肺活检患者，HRCT 呈 UIP 型表现；③ 肺活检患者，HRCT 和肺活检病理类型符合特定 UIP 型组合。肺 HRCT 呈典型的 UIP，又有符合 CFPE 的特征时，当肺气肿的面积在上肺区域大于 25% 时，则诊断为 CPFE，否则诊断为 IPF[6]。典型的 IPF 影像学表现包括双下肺基底部分布为主、存在异常网格影以及伴或不伴有牵拉性支气管扩张的蜂窝样改变。
排除标准：严重呼吸衰竭或合并气胸、大量胸腔积液及严重心、肝、肾疾病，重复入院，基本资料缺失过多或肺功能资料不全。
1.2 方法
采集两组患者的住院病历资料，统计人口学特征、肺功能、心脏彩超、血气分析资料。肺功能主要采集指标：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FVC 占预计值百分比（FVC%pred）、FEV1、FEV1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pred）、FEV1/FVC 比值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FVC%pred）、肺活量（vital capacity，VC）、VC 占预计值百分比（VC%pred）、残气量（residual volume，RV）占预计值百分比（RV%pred）、RV 与 TLC 比值占预计值的百分比（RV/TLC%pred）、DLCO 占预计值百分比（DLCO%pred）、DLCO 与肺泡通气量（alveolar ventilation volume，VA）比值占预计值百分比（DLCO/VA%pred）。血气分析结果采用患者入院时初次测定的血气分析指标。肺动脉压力通过超声心动图无创测量。
所有患者随访至 2019 年 8 月7 日，生存时间为患者确诊至死亡或截止时间，确诊时间定为零点，截尾时间包括死亡、失访以及随访结束后患者仍然存活。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非正态资料或样本量过小的正态资料，组间比较使用秩和检验，其中非正态资料使用四分位数法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检验标准为 α=0.05。生存时间采用 Kaplan-Meier 法。
2 结果
2.1 人口学和临床特征
CPFE 吸烟比例多于 IPF 组（P<0.001），CPFE 组出现呼吸困难症状的频率少于 IPF 组（P=0.035），两组入院动脉血氧分压和肺动脉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1。
表1
CPFE 组与 IPF 组人口学及临床特征比较［例（%）/（）］
2.2 肺功能比较
CPFE 组的 FVC、FVC%pred、FEV1、FEV1%pred 和 VC% 高于 IPF 组（P<0.05），IPF 组的 FEV1/FVC%pred 高于 CPFE 组（P<0.05），余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体见表 2。
表2
CPFE 组和 IPF 组肺功能比较（）
2.3 肺功能年变化的比较
将存在肺功能随访数据的患者进行统计，其中 CPFE 组 14 例，IPF 组 7 例，考虑到该部分患者样本量较小，将肺功能年变化值进行秩和分析。CPFE 组的 DLCO/VA%pred 年下降速度快于 IPF 组（P=0.03）；CPFE 组的 RV/TLC%pred 逐年上升，IPF 组的逐年下降（P=0.009）；CPFE 的 RV%pred 逐年上升，而 IPF 组则逐年下降（P=0.014）；余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3 和图 1a、b。
图1
两组 DLCO/VA%pred 年变化和生存曲线比较
a. CPFE 组 DLCO/VA%pred 年变化折线图；b. IPF 组 DLCO/VA%pred 年变化折线图；c. 两组生存曲线比较
表3
CPFE 组和 IPF 组肺功能年变化比较［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
2.4 实验室检查的比较
CPFE 组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于高于 IPF 组（P=0.014），而两组间癌胚抗原和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未见统计学差异，详见表 4。
表4
CPFE 组和 IPF 组实验室检查比较［（）/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
2.5 预后
截至 2019 年 8 月 7 日，CPFE 平均随访时间为（31.5±15.1）个月，IPF 平均随访时间为（23.8±13.2）个月。CPFE 组死亡 11 例，IPF 死亡 7 例，总失访 24 例，CPFE 组 1 年生存率为 87.9%，3 年生存率为 73.8%，IPF 组 1 年生存率为 84.1%，3 年生存率为 65.8%，对两组生存时间进行 Log-Rank 分析后无明显差异（P=0.95），见图 1c。
3 讨论
CPFE 是否作为一种疾病实体尚存在一定争议，2005 年，Cottin 等[1]首次提出 CPFE 作为一种疾病实体，其定义为影像学上表现为上肺中央型或周围型的肺气肿和下肺的肺纤维化。而 Ryerson 等[7]认为 CPFE 为 IPF 的一种表型。事实上 CPFE 和 IPF 的临床特点存在诸多差异，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 CPFE 作为一种疾病实体，有别于肺气肿或肺纤维化。其中 IPF 的发病率为（14～42.7）/100000，CPFE 目前尚未有确切的流行病学数据，但在 IPF 患者中，有 8%～51% 最终被诊断为 CPFE[8]。
吸烟是肺气肿和 IPF 共同的危险因素，且几乎所有的 CPFE 患者都有吸烟史[9-10]，在 IPF 患者中其吸烟比例在 41%～83%[11]，研究发现吸烟的 CPFE 患者的肺气肿和肺纤维化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其 DNA 在表观遗传学层面均发生了大量甲基化。此外，氧化应激所造成的细胞损伤和凋亡促进了肺气肿的发生发展，同时会导致肺纤维细胞损伤从而激活肺成纤维细胞并使肺肌成纤维细胞在细胞外基质沉积最终发现肺纤维化，而 IPF 在肺纤维化的发生过程中与 CPFE 相似[12]。本研究中 CPFE 组吸烟人群比例较 IPF 组高，且存在统计学差异（89.4% 比 50.0%，P<0.001），考虑患者更高吸烟比例使肺气肿出现的比例更高，从而更易发生 CPFE。
临床症状方面，咳嗽和呼吸困难是 CPFE 的最主要症状，此外，咳痰、胸痛、乏力等症状也常常出现[1, 13]，查体上 87% 的患者存在肺基底部的爆裂音，43% 存在杵状指[1]。在本研究中，咳嗽、咳痰、胸痛、爆裂音、杵状指的发生率在 CPFE 和 IPF 之间未观察到显著性差异，但 IPF 患者的呼吸困难症状较 CPFE 患者更加频繁，且存在显著性差异，考虑与两组之间肺纤维化面积存在差异，肺气肿缓和了一部分肺纤维化对通气功能的影响有关。
肺功能方面，在 CPFE 的患者中，肺纤维化和肺气肿同时存在，肺纤维化往往产生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但肺气肿会使残气量增加，因此与容积相关的肺功能指标往往得以保留。而肺气肿常存在小气道塌陷，因此 IPF 的 FEV1/FVC%pred 一般较 CPFE 高。存在一定肺气肿表现的 IPF 的患者不足以诊断 CPFE 时，其通气功能可下降，可表现为混合型通气功能障碍[14]。此外，CPFE 的 DLCO%pred 往往会出现更为显著的下降[8]。Çiftci 等[15]将 77 例 CPFE 和 33 例 IPF 的肺功能进行对照研究时发现，CPFE 组的 FVC、VC 和 VC%pred 较 IPF 组高，而 FEV1/FVC%pred 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Ryerson 等[7]分析 29 例 CPFE 和 336 例 IPF 的资料发现，两者的 DLCO%pred 之间存在差异，CPFE 患者较 IPF 患者有着更低的 DLCO%pred。本研究发现 CPFE 组的 FVC、FVC%pred、FEV1、FVC1%pred、VC 和 VC%pred 高于 IPF 组，IPF 组的 FEV1/FVC%pred 高于 CPFE 组，与 Çiftci 等[15]的研究相符。本研究中两组 DLCO%pred 未见显著性差异，但 CPFE 组的 DLCO/VA%pred 年下降速度显著快于 IPF 组，CPFE 组的 RV/TLC%pred 逐年上升，IPF 组的逐年下降。CPFE 的 RV%pred 逐年上升，而 IPF 组则逐年下降。DLCO%pred 未见显著性差异考虑与入组患者均为初诊患者，病程较短，DLCO%pred 区别尚未出现有关，因此 DLCO/VA%pred 的下降速度可能可以作为监测 CPFE 患者早期肺功能受损的敏感指标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1988 年 Pecchio 等[16]报道了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的升高对于肺癌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细胞角蛋白是细胞体的中间丝，根据其分子量和双向二维电泳中等电点的不同，可分为 20 种不同类型。其中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是一种酸性蛋白，分子量约为 40～69 kD，主要存在于肺癌、食管癌等上皮起源肿瘤细胞的胞浆中[17-18]。对于肺癌，常用的检测方法为电化学发光法和 ELISA 法，其检测阈值为 3.3 ng/mL 时，电化学发光法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3.6% 和 76.8%，ELISA 法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27.1% 和 97.8%[19]。本研究者中 CPFE 的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较 IPF 高，这种差异在剔除了两组怀疑或确诊合并肺癌的患者后依然存在（P=0.044）。因此细胞角蛋白 19 可能可以作为鉴别诊断 CPFE 和 IPF 的一项参考指标，但仍需进一步研究。
CPFE 患者初诊时肺动脉压力往往正常或轻度升高，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显著增高。Çiftci 等[15]的研究中 CPFE 和 IPF 患者的平均动脉压分别为（62.31±25.50） 和（41.96±15.56） mm Hg，两者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Sugino 等[6]发现诊断之初，CPFE 组的肺功能压（30.8±10.7） mm Hg，IPF 组的肺动脉压为（30.9±8.8） mm Hg，两者的肺动脉压没有统计学差异，但 12 个月后 CPFE 组的肺动脉压改变量为（11.3±11.8） mm Hg，IPF 组为（2.4±6.9） mm Hg，CPFE 肺动脉压的年升高程度显著高于 IPF 组（P<0.001）。本研究中 CPFE 和 IPF 患者的肺动脉压未见显著性差异。考虑本研究主要为初诊患者，诊断初的肺动脉压相对偏低，后期病程发展中两组的肺动脉压可能会出现统计学差异。
预后方面，CPFE 的预后较差，其中位生存期为 2.1～8.5 年[20]。但到目前为止，CPFE 与 IPF 的预后是否存在差异尚存在争议。Ryerson 等[7]发现 CPFE 的中位生存期为 2.8 年（95%CI 1.3～5.0 年），IPF 的中位生存率也为 2.8 年（95%CI 2.5～3.6 年），两组生存期未见统计学差异（P>0.05）。Çiftci 等[15]发现 CPFE 的中位生存期为（17.68±12.30）个月，IPF 的中位生存期为（24.88±16.97）个月，两组的生存期也未见统计学差异（P>0.05）。Kohashi 等[21]分析 8 例 CPFE 和 39 例 IPF 患者后发现，与 IPF 相比，CPFE 患者的中位生存期显著缩短，IPF 组与 CPFE 组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 1734 和 2229 d（P=0.007）。Zhang 等[22]分析 87 例 CPFE 和 105 例 IPF 患者后发现，CPFE 和 IPF 患者的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43.42% 和 65.56%，两者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本研究 CPFE 组 1 年生存率为 87.9%，3 年生存率为 73.8%，IPF 组 1 年生存率为 84.1%，3 年生存率为 65.8%，两组生存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导致以上情况的原因可能与各研究的入组标准存在差异，组间混杂了其他类型的间质性肺疾病，部分研究样本量较小以及部分患者出现并发症有关，未来需要扩大样本量并控制偏倚后行进一步研究。
总之，与 IPF 组相比，CPFE 组患者的吸烟比例更多，呼吸困难比例相对较低，肺容积偏于正常，DLCO/VA%pred 年下降速度更快，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较高，疾病发展过程中更容易发生肺动脉高压，两组预后无显著性差异。
利益冲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