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王伟文, 廖晓阳, 杨职艺, 王欣, 邓文清. 成都市中心城区社区中老年居民抑郁症筛查及其危险因素研究.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14, 14(1): 21-24. doi: 10.7507/1672-2531.20140005 复制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心身障碍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复发率和高致残率的特点。预计到2020年，其在全球致残性疾病中的排位将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1]。现有疾病负担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抑郁症位列精神障碍类疾病的首位，且城市高于农村[2]。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建议对基层社区抑郁症进行筛查以确保能早期诊断、有效治疗和跟踪[3]。为此，我们对成都市中心城区35～70岁社区中老年居民进行了抑郁症患病筛查，并探讨抑郁症相关危险因素，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10年2月～10月从成都市5个中心城区中选取可代表本地平均经济水平的成华区，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从1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随机抽取2个，再以居委会为单位随机抽取2个社区，入选社区所有35～70岁居民在知情同意后进行入户调查。所有调查对象要求在当地居住2年以上。
1.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问卷分为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2，PHQ-2）抑郁筛查量表和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婚姻、职业、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月收入等）。
PHQ-2量表的诊断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7%和67%，美国老年医学会建议将PHQ-2作为社区医疗机构筛查中老年抑郁的诊断工具之一[4, 5]。PHQ-2量表对调查对象是否在过去两周内做事时毫无兴趣或愉悦感和感到情绪低落、沮丧或绝望进行调查。评分标准为：完全没有出现0分；只有若干天如此1分；超过一半时间都如此2分；或几乎每天如此3分。如总分≥3分，初步确定为抑郁症筛查结果阳性[6, 7]。
此次问卷调查人员均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社区医生或护士，由专科医师在调查前进行统一培训，并通过一致性检验（PHQ-2量表的筛查诊断Kappa值为0.96）。
1.3 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双人双录入数据。使用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调查中心城区居民1015人，其基本情况见表 1第1、2列。
表1
成都市城区社区35～70岁居民抑郁症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2.2 抑郁症筛查结果
PHQ-2量表结果显示，1015人中44人抑郁症筛查结果为阳性，患病率为4.33%，人口标化患病率6.23%。其中男性患病率（10/339，2.95%）明显低于女性(34/616，5.52%)，标化后患病率分别为3.41%和6.37%，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021，P < 0.05）。在44名抑郁症患者中，患病高峰年龄为45～55岁组，患病率9.21%。各年龄组患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413，P=0.010）（表 1）。
2.3 抑郁症相关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结果见表 1。表 1显示城区居民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经济收入与抑郁症患病可能有关，而职业和文化程度与抑郁症患病无关。
2.4 抑郁症相关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在logistic回归模型中纳入单因素分析中P < 0.1的变量，结果显示城区45～55岁人群较65岁以上人群患抑郁症的风险增加[OR=3.465，95%CI（1.470，8.173）]。已婚较离婚人群患抑郁症的风险降低[OR=0.174，95%CI（0.040，0.747）]。家庭收入每增加500元，抑郁风险降低27.6%[OR=0.724，95%CI（0.583，0.898）]（表 2）。
表2
成都市城区社区35～70岁居民抑郁症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3 讨论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疾病负担》报告显示，神经精神疾病是造成全球疾病负担最主要的原因[8]。社区人群中存在非常普遍的精神心理障碍，不同地区间存在差异[9]。我国于1993年首次在7个地区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城市居民抑郁症患病率为1.14% [10]。近年在部分城市进行的地区性调查结果提示，城市居民抑郁症患病率呈上升趋势，达3.3%～10.1% [11-13]。本次调查发现，成都市城区居民抑郁症患病率为4.33%，人口标化后患病率为6.23%，居全国中等偏高水平。此结果可能与地区间社会经济文化水平有关，也可能与筛查工具调查方法有关。
PHQ-2抑郁症筛查量表是一款适合于社区使用的筛查工具，最近的研究也提示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适合于中国社区抑郁症筛查[14]。与较长的筛查量表如贝克抑郁清单或Zung抑郁量表效果相同[4, 5]，其敏感度为97%，特异度为67%。敏感度高可以部分解释本研究结果患病率高的原因。
导致抑郁症的原因很复杂。除遗传因素外，环境和个人因素也占重要地位。本研究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45～55岁、离婚以及经济收入低的人群罹患抑郁症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人群。45～55岁年龄段人群易患抑郁症，可能与该年龄段人群承受工作和家庭多方面压力有关。李喆[15]等报道也证实，成都市综合医院住院抑郁症患者高发于中年人群。澳大利亚等国外研究[16, 17]也得到类似结果。国内外有关婚姻对抑郁症的影响研究结论基本一致[11, 14, 18]，很多抑郁症患者是因为离婚等不稳定婚姻问题引发，而抑郁症患者异常的情绪障碍将恶化家庭成员间的沟通不畅，加剧家庭的不稳定性，是抑郁症反复迁延不愈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本研究和李晓靖[19]的调查结果一致，即家庭经济低收入人群抑郁症患病率高，可能与他们承担的生活压力更大有关。美国一项关于抑郁症患者职业分布状况的研究提示，不同职业患病率不同，如从事个人护理工作者抑郁症患病率高达10.3%，而工程建筑师最低[17]。但国内相关研究报道结果不一致[11, 14]。本调查显示成都地区不同职业者抑郁症患病率差异不大，可能与本调查的职业分类不够精细以及样本量相对较少有关，有待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成都地区女性抑郁症患病率高于男性，中年、低经济收入及离异人群是抑郁症高发人群，应采取相应措施进行重点防控。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心身障碍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复发率和高致残率的特点。预计到2020年，其在全球致残性疾病中的排位将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1]。现有疾病负担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抑郁症位列精神障碍类疾病的首位，且城市高于农村[2]。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建议对基层社区抑郁症进行筛查以确保能早期诊断、有效治疗和跟踪[3]。为此，我们对成都市中心城区35～70岁社区中老年居民进行了抑郁症患病筛查，并探讨抑郁症相关危险因素，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10年2月～10月从成都市5个中心城区中选取可代表本地平均经济水平的成华区，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从1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随机抽取2个，再以居委会为单位随机抽取2个社区，入选社区所有35～70岁居民在知情同意后进行入户调查。所有调查对象要求在当地居住2年以上。
1.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问卷分为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2，PHQ-2）抑郁筛查量表和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婚姻、职业、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月收入等）。
PHQ-2量表的诊断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7%和67%，美国老年医学会建议将PHQ-2作为社区医疗机构筛查中老年抑郁的诊断工具之一[4, 5]。PHQ-2量表对调查对象是否在过去两周内做事时毫无兴趣或愉悦感和感到情绪低落、沮丧或绝望进行调查。评分标准为：完全没有出现0分；只有若干天如此1分；超过一半时间都如此2分；或几乎每天如此3分。如总分≥3分，初步确定为抑郁症筛查结果阳性[6, 7]。
此次问卷调查人员均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社区医生或护士，由专科医师在调查前进行统一培训，并通过一致性检验（PHQ-2量表的筛查诊断Kappa值为0.96）。
1.3 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双人双录入数据。使用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调查中心城区居民1015人，其基本情况见表 1第1、2列。
表1
成都市城区社区35～70岁居民抑郁症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2.2 抑郁症筛查结果
PHQ-2量表结果显示，1015人中44人抑郁症筛查结果为阳性，患病率为4.33%，人口标化患病率6.23%。其中男性患病率（10/339，2.95%）明显低于女性(34/616，5.52%)，标化后患病率分别为3.41%和6.37%，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021，P < 0.05）。在44名抑郁症患者中，患病高峰年龄为45～55岁组，患病率9.21%。各年龄组患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413，P=0.010）（表 1）。
2.3 抑郁症相关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结果见表 1。表 1显示城区居民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经济收入与抑郁症患病可能有关，而职业和文化程度与抑郁症患病无关。
2.4 抑郁症相关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在logistic回归模型中纳入单因素分析中P < 0.1的变量，结果显示城区45～55岁人群较65岁以上人群患抑郁症的风险增加[OR=3.465，95%CI（1.470，8.173）]。已婚较离婚人群患抑郁症的风险降低[OR=0.174，95%CI（0.040，0.747）]。家庭收入每增加500元，抑郁风险降低27.6%[OR=0.724，95%CI（0.583，0.898）]（表 2）。
表2
成都市城区社区35～70岁居民抑郁症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3 讨论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疾病负担》报告显示，神经精神疾病是造成全球疾病负担最主要的原因[8]。社区人群中存在非常普遍的精神心理障碍，不同地区间存在差异[9]。我国于1993年首次在7个地区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城市居民抑郁症患病率为1.14% [10]。近年在部分城市进行的地区性调查结果提示，城市居民抑郁症患病率呈上升趋势，达3.3%～10.1% [11-13]。本次调查发现，成都市城区居民抑郁症患病率为4.33%，人口标化后患病率为6.23%，居全国中等偏高水平。此结果可能与地区间社会经济文化水平有关，也可能与筛查工具调查方法有关。
PHQ-2抑郁症筛查量表是一款适合于社区使用的筛查工具，最近的研究也提示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适合于中国社区抑郁症筛查[14]。与较长的筛查量表如贝克抑郁清单或Zung抑郁量表效果相同[4, 5]，其敏感度为97%，特异度为67%。敏感度高可以部分解释本研究结果患病率高的原因。
导致抑郁症的原因很复杂。除遗传因素外，环境和个人因素也占重要地位。本研究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45～55岁、离婚以及经济收入低的人群罹患抑郁症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人群。45～55岁年龄段人群易患抑郁症，可能与该年龄段人群承受工作和家庭多方面压力有关。李喆[15]等报道也证实，成都市综合医院住院抑郁症患者高发于中年人群。澳大利亚等国外研究[16, 17]也得到类似结果。国内外有关婚姻对抑郁症的影响研究结论基本一致[11, 14, 18]，很多抑郁症患者是因为离婚等不稳定婚姻问题引发，而抑郁症患者异常的情绪障碍将恶化家庭成员间的沟通不畅，加剧家庭的不稳定性，是抑郁症反复迁延不愈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本研究和李晓靖[19]的调查结果一致，即家庭经济低收入人群抑郁症患病率高，可能与他们承担的生活压力更大有关。美国一项关于抑郁症患者职业分布状况的研究提示，不同职业患病率不同，如从事个人护理工作者抑郁症患病率高达10.3%，而工程建筑师最低[17]。但国内相关研究报道结果不一致[11, 14]。本调查显示成都地区不同职业者抑郁症患病率差异不大，可能与本调查的职业分类不够精细以及样本量相对较少有关，有待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成都地区女性抑郁症患病率高于男性，中年、低经济收入及离异人群是抑郁症高发人群，应采取相应措施进行重点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