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杨眉. 汶川地震5年后四川省汉源县灾区居民生存质量调查.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14, 14(4): 376-379. doi: 10.7507/1672-2531.20140065 复制
汶川地震过去5年，灾区的重建工作已有了阶段性进展，然而相对于灾难发生之初，来自外界的关注和援助也在逐步减少。已有关于唐山大地震的研究结果显示，多年后重度受创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存质量仍明显偏低[1]。受害者对重大灾难性事件会产生持久的应激性反应，并长期影响其身心健康[2]。那么，在经历了5年的生活重建和心理修复后，汶川地震灾区的普通居民生存质量又如何值得进一步研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生存质量是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与他们生活目标、期望标准以及所关心事情的有关生活状态的体验，包括个体生理、心理、社会功能及物质状态等方面[3]。随着生存质量在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深入，目前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是：生存质量是对由个体或群体所感受到躯体、心理、社会各方面良好适应状态的一种综合测量[3]。
本研究选取四川省汉源县部分灾区居民作为调查对象，研究灾区民众在汶川地震5年后的生存质量，以期为灾区的长期救助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四川省汉源县地震灾区受灾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时间自2012年8（9）月至2013年1月（调查分两次进行）。
1.2 调查方法
WHOQOL-100和WHOQOL-BREF是WHO研制的标准生存质量量表。WHOQOL-BREF是在WHOQOL-100基础上的简化量表，包含26个条目。除生存质量总分外，WHOQOL-BREF量表可能产生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4个领域得分。简表各领域得分与WHOQOL-100量表相应领域得分具有较高的相关性，Pearson相关系数最低0.89（社会关系领域），最高0.95（生理领域）[3]。
1.3 统计分析
问卷回收后进行编号、核查并录入。采用SPSS 17.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对四川省汉源县地震灾区受灾居民500人进行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466份，问卷回收率为93.2%。其中，男性220人（47.21%），女性246人（52.79%）；未成年人（16～17岁）100人（21.46%），成年人366人（78.54%）；汉族408人（87.55%），少数民族58人（12.45%）；未婚241人（51.72%），已婚174人（37.34%），同居15人（3.22%），分居8人（1.72%），离异21人（4.51%），丧偶6人（1.29%）。2008年地震中遭遇创伤或损失程度：无118人（25.32%），一般251人（53.86%），严重97人（20.82%）。
2.2 灾区居民生存质量总体情况
结果见表 1。根据WHOQOL-BREF得到关于灾区居民生存质量各维度的描述统计。结果显示，与全国常模相比[4]，在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关系领域和环境领域共4个维度上，灾区居民的生存质量各因子得分均明显低于全国常模，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表1
灾区居民生存质量各领域得分与全国常模比较结果（2.3 灾区居民生存质量人口学变量比较
2.3.1 性别
男性在社会关系领域因子得分明显高于女性（t=3.963，P < 0.001），而两者在其他生理领域、心理领域和环境领域及生存质量总分上无明显差异（P>0.05）（表 2）。
表2
不同性别灾区居民的生存质量情况（2.3.2 年龄
未成年人生存质量总分和社会关系领域因子得分明显低于成年人（t=-2.667，P < 0.01；t=-19.287，P < 0.001），而两者在其他生理领域、心理领域和环境领域因子上均无明显差异（P>0.05）（表 3）。
表3
不同年龄灾区居民的生存质量情况（2.3.3 民族
汉族和少数民族生存质量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均无明显差异（P>0.05）（表 4）。
表4
不同民族灾区居民的生存质量情况（2.3.4 婚恋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仅在社会关系领域因子上不同婚恋状况的灾区居民得分有明显差异（F=8.370，P < 0.001），在生存质量总分及其他因子上均无明显差异。经多重比较分析，表明未婚者的社会关系质量明显低于已婚者和同居者（P < 0.001，P < 0.01），而其他婚恋状况之间无明显差异（表 5）。
表5
不同婚恋状况灾区居民的生存质量情况（2.3.5 地震损伤程度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生存质量总分和环境领域因子上不同地震损伤程度的灾区居民得分有明显差异（F=8.175，P < 0.001；F=12.888，P < 0.001），在其他因子上均无明显差异。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地震中严重受损者的生存质量总分和环境领域得分明显低于无损伤者和一般受损者，后两者之间无明显差异（无损伤：P < 0.05；一般受损：P < 0.001）（表 6）。
表6
不同地震损伤程度灾区居民的生存质量情况（3 讨论
3.1 汶川地震5年后灾区居民生存质量总体状况
本次调查采用WHOQOL-BREF来评估汶川地震后5年灾区居民的生存质量情况。结果显示，灾区居民在地震过去5年后其生存质量低于全国常模。总体情况及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4个领域得分均明显低于全国常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重大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害对人的身心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地震后心理复原和生活重建是需要长期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3.2 灾区居民生存质量的性别分析
调查数据显示灾区女性的社会关系质量明显低于男性，表明女性对自身人际关系的满意度较低。原因首先可能是女性本身对外界刺激更为敏感，在情绪上更易起伏波动，尤其在经历了地震这类大规模灾难后遭受的创伤可能会更加强烈和持久。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地震后女性的未来预期差于男性，且更易出现焦虑、恐惧等情绪反应[5]。较之男性，女性更可能长时间地处在负性情绪中，这有可能导致女性社会交往状况不良。但同时自身的柔弱和文化传统又让女性存在对社会支持的强烈需求，这种不平衡的状态最终使得灾区女性在社会关系领域的质量评分不高。另外灾区男性更可能在地震救援和重建过程中承担重任，有更多与他人团结协作的机会，从而可以获得支持感和成就感，因此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也就更高。
3.3 灾区居民生存质量的年龄分析
调查显示灾区未成年人的生存质量较差，其中社会关系质量堪忧，明显低于成年人，也远远低于全国一般水平。分析这一状况的原因，可能是未成年者在地震发生时年龄尚幼，在成长的早期阶段经受重大灾难，加上本身就缺乏应对创伤的心理成熟度和抗风险能力，因此未成年人因地震灾害而承受的心理和生活压力更甚于成年人。面对灾难，成年人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抵御创伤、应付生活，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可能对未成年人的照顾也有所疏忽，让他们感受不到良好的社会支持，因而产生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不高[6]。
3.4 灾区不同民族生存质量的分析
数据分析表明灾区各民族的生存质量总体情况及心理、生理、社会关系和环境方面的状况相当。尽管少数民族的调查样本量偏少，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说明灾区各民族的生存质量都深受地震灾害的长远影响，并且灾后面临的社会环境对各民族而言没有差别。
3.5 不同婚姻状况的灾区居民生存质量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灾区居民中已婚者和同居者的社会关系质量要好于未婚者，与相关研究一致[7, 8]。拥有亲密关系的人通常能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和心理抚慰，有研究表明亲密的依恋关系对心理创伤的修复有重要作用。因此已婚和同居者面对灾难更可能从亲密关系中获得实际的帮助和心理支持，对自身人际关系满意度较高。可见在灾区重建过程中，大力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稳定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个人的亲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3.6 不同地震损伤程度的灾区居民生存质量分析
本调查结果显示，在地震中遭受严重损失的灾区居民其生存质量总体状况在5年后仍然较差，且在环境领域方面的生存质量明显低于其他人群，说明这类特殊群体受到地震灾害的影响深刻，其生活重建和心理修复可能需要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而外界要投入的救助力量也应该是长期持续性的。环境领域主要包括社会安全保障、住房环境、经济来源和医疗服务等社会保障。受严重损伤的灾区居民在这方面的得分较低，说明环境领域的问题是影响其生存质量的主要因素。加大灾区基础环境的投入和建设，以及尽可能提高居民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可有效地改善其生存质量，促进灾后心理复原。
综上所述，汶川地震5年后灾区民众的生存质量在总体上及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各领域仍明显低于全国一般水平。性别、年龄、婚恋状况和地震受损程度会对社会关系领域的质量产生影响，另外，年龄因素和地震受损程度还会影响总体生存质量。总之，我们需要关注地震灾害给灾区民众带来的远期影响，对他们的身心状况进行长期跟踪调查，为灾区的援助和重建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汶川地震过去5年，灾区的重建工作已有了阶段性进展，然而相对于灾难发生之初，来自外界的关注和援助也在逐步减少。已有关于唐山大地震的研究结果显示，多年后重度受创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存质量仍明显偏低[1]。受害者对重大灾难性事件会产生持久的应激性反应，并长期影响其身心健康[2]。那么，在经历了5年的生活重建和心理修复后，汶川地震灾区的普通居民生存质量又如何值得进一步研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生存质量是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与他们生活目标、期望标准以及所关心事情的有关生活状态的体验，包括个体生理、心理、社会功能及物质状态等方面[3]。随着生存质量在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深入，目前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是：生存质量是对由个体或群体所感受到躯体、心理、社会各方面良好适应状态的一种综合测量[3]。
本研究选取四川省汉源县部分灾区居民作为调查对象，研究灾区民众在汶川地震5年后的生存质量，以期为灾区的长期救助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四川省汉源县地震灾区受灾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时间自2012年8（9）月至2013年1月（调查分两次进行）。
1.2 调查方法
WHOQOL-100和WHOQOL-BREF是WHO研制的标准生存质量量表。WHOQOL-BREF是在WHOQOL-100基础上的简化量表，包含26个条目。除生存质量总分外，WHOQOL-BREF量表可能产生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4个领域得分。简表各领域得分与WHOQOL-100量表相应领域得分具有较高的相关性，Pearson相关系数最低0.89（社会关系领域），最高0.95（生理领域）[3]。
1.3 统计分析
问卷回收后进行编号、核查并录入。采用SPSS 17.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对四川省汉源县地震灾区受灾居民500人进行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466份，问卷回收率为93.2%。其中，男性220人（47.21%），女性246人（52.79%）；未成年人（16～17岁）100人（21.46%），成年人366人（78.54%）；汉族408人（87.55%），少数民族58人（12.45%）；未婚241人（51.72%），已婚174人（37.34%），同居15人（3.22%），分居8人（1.72%），离异21人（4.51%），丧偶6人（1.29%）。2008年地震中遭遇创伤或损失程度：无118人（25.32%），一般251人（53.86%），严重97人（20.82%）。
2.2 灾区居民生存质量总体情况
结果见表 1。根据WHOQOL-BREF得到关于灾区居民生存质量各维度的描述统计。结果显示，与全国常模相比[4]，在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关系领域和环境领域共4个维度上，灾区居民的生存质量各因子得分均明显低于全国常模，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表1
灾区居民生存质量各领域得分与全国常模比较结果（2.3 灾区居民生存质量人口学变量比较
2.3.1 性别
男性在社会关系领域因子得分明显高于女性（t=3.963，P < 0.001），而两者在其他生理领域、心理领域和环境领域及生存质量总分上无明显差异（P>0.05）（表 2）。
表2
不同性别灾区居民的生存质量情况（2.3.2 年龄
未成年人生存质量总分和社会关系领域因子得分明显低于成年人（t=-2.667，P < 0.01；t=-19.287，P < 0.001），而两者在其他生理领域、心理领域和环境领域因子上均无明显差异（P>0.05）（表 3）。
表3
不同年龄灾区居民的生存质量情况（2.3.3 民族
汉族和少数民族生存质量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均无明显差异（P>0.05）（表 4）。
表4
不同民族灾区居民的生存质量情况（2.3.4 婚恋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仅在社会关系领域因子上不同婚恋状况的灾区居民得分有明显差异（F=8.370，P < 0.001），在生存质量总分及其他因子上均无明显差异。经多重比较分析，表明未婚者的社会关系质量明显低于已婚者和同居者（P < 0.001，P < 0.01），而其他婚恋状况之间无明显差异（表 5）。
表5
不同婚恋状况灾区居民的生存质量情况（2.3.5 地震损伤程度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生存质量总分和环境领域因子上不同地震损伤程度的灾区居民得分有明显差异（F=8.175，P < 0.001；F=12.888，P < 0.001），在其他因子上均无明显差异。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地震中严重受损者的生存质量总分和环境领域得分明显低于无损伤者和一般受损者，后两者之间无明显差异（无损伤：P < 0.05；一般受损：P < 0.001）（表 6）。
表6
不同地震损伤程度灾区居民的生存质量情况（3 讨论
3.1 汶川地震5年后灾区居民生存质量总体状况
本次调查采用WHOQOL-BREF来评估汶川地震后5年灾区居民的生存质量情况。结果显示，灾区居民在地震过去5年后其生存质量低于全国常模。总体情况及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4个领域得分均明显低于全国常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重大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害对人的身心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地震后心理复原和生活重建是需要长期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3.2 灾区居民生存质量的性别分析
调查数据显示灾区女性的社会关系质量明显低于男性，表明女性对自身人际关系的满意度较低。原因首先可能是女性本身对外界刺激更为敏感，在情绪上更易起伏波动，尤其在经历了地震这类大规模灾难后遭受的创伤可能会更加强烈和持久。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地震后女性的未来预期差于男性，且更易出现焦虑、恐惧等情绪反应[5]。较之男性，女性更可能长时间地处在负性情绪中，这有可能导致女性社会交往状况不良。但同时自身的柔弱和文化传统又让女性存在对社会支持的强烈需求，这种不平衡的状态最终使得灾区女性在社会关系领域的质量评分不高。另外灾区男性更可能在地震救援和重建过程中承担重任，有更多与他人团结协作的机会，从而可以获得支持感和成就感，因此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也就更高。
3.3 灾区居民生存质量的年龄分析
调查显示灾区未成年人的生存质量较差，其中社会关系质量堪忧，明显低于成年人，也远远低于全国一般水平。分析这一状况的原因，可能是未成年者在地震发生时年龄尚幼，在成长的早期阶段经受重大灾难，加上本身就缺乏应对创伤的心理成熟度和抗风险能力，因此未成年人因地震灾害而承受的心理和生活压力更甚于成年人。面对灾难，成年人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抵御创伤、应付生活，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可能对未成年人的照顾也有所疏忽，让他们感受不到良好的社会支持，因而产生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不高[6]。
3.4 灾区不同民族生存质量的分析
数据分析表明灾区各民族的生存质量总体情况及心理、生理、社会关系和环境方面的状况相当。尽管少数民族的调查样本量偏少，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说明灾区各民族的生存质量都深受地震灾害的长远影响，并且灾后面临的社会环境对各民族而言没有差别。
3.5 不同婚姻状况的灾区居民生存质量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灾区居民中已婚者和同居者的社会关系质量要好于未婚者，与相关研究一致[7, 8]。拥有亲密关系的人通常能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和心理抚慰，有研究表明亲密的依恋关系对心理创伤的修复有重要作用。因此已婚和同居者面对灾难更可能从亲密关系中获得实际的帮助和心理支持，对自身人际关系满意度较高。可见在灾区重建过程中，大力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稳定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个人的亲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3.6 不同地震损伤程度的灾区居民生存质量分析
本调查结果显示，在地震中遭受严重损失的灾区居民其生存质量总体状况在5年后仍然较差，且在环境领域方面的生存质量明显低于其他人群，说明这类特殊群体受到地震灾害的影响深刻，其生活重建和心理修复可能需要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而外界要投入的救助力量也应该是长期持续性的。环境领域主要包括社会安全保障、住房环境、经济来源和医疗服务等社会保障。受严重损伤的灾区居民在这方面的得分较低，说明环境领域的问题是影响其生存质量的主要因素。加大灾区基础环境的投入和建设，以及尽可能提高居民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可有效地改善其生存质量，促进灾后心理复原。
综上所述，汶川地震5年后灾区民众的生存质量在总体上及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各领域仍明显低于全国一般水平。性别、年龄、婚恋状况和地震受损程度会对社会关系领域的质量产生影响，另外，年龄因素和地震受损程度还会影响总体生存质量。总之，我们需要关注地震灾害给灾区民众带来的远期影响，对他们的身心状况进行长期跟踪调查，为灾区的援助和重建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