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谭艳, 马骁, 吴娟, 卢士军, 卢豪, 李运明, 杨显君. C 兵站部汽车运输官兵心理应激水平分析.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17, 17(1): 19-25. doi: 10.7507/1672-2531.201610064 复制
军人的心理健康对于维持军队战斗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的一项研究指出,心理障碍是导致男性军人过早退役的第一位原因,是女性军人退役的第二位原因[1]。军人职业具有突然性、艰巨性和高危性等特点,尤其身处特殊环境中的军人,不但要承受普通军人所承受的一般军事训练和日常生活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应激,还要面对特殊环境和艰巨的军事任务对其心理和生理的影响[2-5]。因此,了解特殊环境下军人的心理应激水平和心理健康状态就显得尤为重要。
C 兵站部汽车运输官兵承担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员运输任务,他们的任务区海拔从 500 米至 5 000 米以上,距离延绵 3 000 余公里。近年来,该兵站部在“5.12”汶川、“4.14”玉树抗震救灾、援藏物资运输等非战争军事卫勤保障任务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平日高强度军事训练、运输任务繁重、道路地势险峻等多重因素给运输官兵带来了巨大身心压力。研究该群体在高强度、高危险和恶劣环境的情况下的心理应激水平和影响因素,对保障和提高平战时官兵的战斗力,减少非战争减员的机率具有重要意义,并为后续研究不良应激反应干预措施和策略提供数据支持。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为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抽取 C 兵站汽车官兵作为调查对象。
1.2 研究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问卷调查,同时负责问卷指导、监督和审查工作。问卷包括两个部分:① 基本情况调查表;② 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由双人录入数据,录入结束后随机抽取部分调查问卷进行检查核对,遇到可疑数据与原调查表进行核对。
1.3 研究指标
研究指标包括:①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资料,如性别、民族、年龄、家庭成分、是否为独生子女、籍贯、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有无子女等;驾驶期间的经历情况,如入伍时间、驾龄、第一次独立驾车上高原的时间、担任职务、职级等;相关应激源事件,如驾驶过程中的身体状态、驾驶过程中吸氧量等。② 心理应激的基本情况。根据心理应激理论模型,人在接受应激源刺激后,通过个体对应激源评价的过程,会产生生理、心理以及行为、躯体等一系列多方面的变化。SCL-90 共包括 90 个项目,包含较广泛的精神病症状学内容,涉及感觉、情绪、思维、意识、行为直至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睡眠等方面,每个项目分为5级评分,从“自觉并无该症状”的“无”到“自觉该项症状的频度和强度都十分严重”的“严重”[6-8]。这是一个相对较为全面且能较好评价心理应激反应的量表。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8.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 ),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进行统计描述。两组间 SCL-90 量表因子得分均数比较,采用成组t 检验。多组间因子得分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累计发放问卷 1 720 份,收回有效问卷共 1 692 份,有效回收率 98.37%。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见表 1。全部调查对象为男性,年龄平均 21.97±3.54 岁,最小 17 岁,最大 35 岁;按照四分位数,将调查对象分为 17~19 岁、20~21 岁、22~24 岁和 25~35 岁四个年龄组,各占 27.54%、27.07%、24.41% 和 20.98%。汉族共 1 513 人,占 89.42%;其他民族共 179 人,占 10.58%,包括白族、布依族、藏族、傣族、侗族、哈尼族、回族、满族、门巴族、蒙族、苗族、纳西族、羌族、土家族、彝族和仡佬族等 16 个民族。考虑调查部队为成都地区部队,将籍贯省份分为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西藏)和非西南地区。西南地区共 907 人,占 53.61%。家庭成分为农民共 1 018 人,占 60.17%,其次为自由职业 367 人,占 21.69%,工人 193 人(11.41%)、军人 89 人(5.26%)、干部 25 人(1.48%)。文化程度为中学共 1 246 人,占 73.64%;专科 344 人,占 20.33%;本科及以上 102 人,占 6.03%。已婚官兵共 173 人,占 10.22%。按职务分组,驾驶员共 1 302 人,占 76.95%;副班长 202 人(11.94%),班长 140 人(8.27%),排长和连长 48 人(2.84%)。军龄平均 4.33±3.26 年,最长为 20 年。按照军龄的四分位数,结合义务兵、1 级和 2 级士官服役年限,将调查对象分为 1~2 年、3~5 年、6~8 年和≥9 年四个军龄组,各占 38.65%、36.70%、12.12% 和 12.53%。存在颈部或腰部不适症状及体征的官兵共 417 人,占 24.65%。

独生子女官兵占 38.77%。驾龄平均为 3.95±3.08 年,最长为 20 年,将驾龄分为 1 年、2 年、3 年、4 年和≥5 年五个驾龄组。计算体质量指数(BMI 平均为 22.42±2.79,最小 15.57、最大 43.03。按照我国 BMI 标准,体重过低占 4.27%、正常占 72.09%、超重占 20.00%、肥胖占 3.64%。驾驶时平均时速为 48.27±11.95 km/h,最小 20 km/h、最大 80 km/h,分为<40 km/h、40~49 km/h、50~59 km/h、60~69 km/h 和≥70 km/h 五个平均驾驶时速组。
2.2 研究对象应激反应水平
2.2.1 研究对象 SCL-90 测试情况 经数据清洗,剔除异常数据和缺失值,有效数据共 1 664 份,SCL-90 量表总得分为 128.73±10.46 分,总均分为 1.34±0.58 分,阳性项目数为 126.81±33.24,阳性项目均分数为 2.91±0.57 分。C 兵站部汽车运输官兵的躯体化、抑郁、精神病性因子得分以及总分均高于中国军人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01);其他 6 个因子分与中国军人常模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 2)。

2.2.2 不同特征 C 兵站部汽车运输官兵 SCL-90 测试情况
2.2.2.1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测试情况 SCL-90 量表测试结果,独生子女的人际关系、抑郁、恐怖和偏执因子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4,P=0.039,P=0.025,P=0.002);其他项目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3)。

2.2.2.2 不同学历 C 兵站部汽车运输官兵测试情况

2.2.2.3 不同职级汽车运输官兵测试情况 SCL-90 量表测试结果,士官躯体化因子得分比义务兵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焦虑、恐怖和精神病性因子得分,义务兵比士官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P=0.026,P=0.001);其他项目在不同级别官兵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5)。

2.2.2.4 驾驶途中颈部不适汽车运输官兵测试情况

3 讨论
心理应激作为心理健康的重要反映,是有机体在某种环境刺激作用下由于客观要求和应付能力不平衡所产生的一种适应环境的紧张反应状态。如果刺激需要人做出较大的努力才能进行适应性反应,或这种反应超出了人所能承受的适应能力,就会引起机体心理、生理平衡的失调[10,11]。研究已经证实,心理应激在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疾病、神经精神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15]。
高原官兵的心理健康水平作为新时期后勤保障的重要支撑和战斗力生成的重要因素,愈发得到重视,尤其是各兵种以及特殊职业群体,其基本心理状况和心理应激水平更是研究的热点[16,17]。基于此,本研究选择了长期生活和训练及作业在 500 米至 5 000 米以上高海拔地区且每年承担了大量物资和人员运输任务的官兵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集军队、环境、职业特殊性于一体,颇具研究价值。本研究采用 SCL-90 作为测量工具能够真实全面的反应该群体的心理应激水平,并根据该群体不同的人口学信息和特征进行分组研究,例如职别、是否独生子女、躯体症状等,从不同维度比较全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使本研究实用性、指导性进一步加强。
C 兵站部汽车运输官兵不仅要像中国其他军人一样要承受日常训练,还得克服从平原到高原的气压变化、在路途险恶的自然条件下驾驶车辆带来的心理应激刺激的影响[18,19]。本研究结果说明,C 兵站部汽车运输官兵的心理应激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类别及地域军人,且其心理应激水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一定影响,使其出现头痛、胸痛、头晕或胃部不适等躯体不适,甚至可能进一步诱发出现抑郁等更加严重的精神和躯体症状。
此外,本研究亦对 C 兵站部汽车运输官兵的基本情况对其心理应激水平的影响进行初步分析。结果显示,是否是独生子女对研究对象的人际关系、抑郁、恐怖和偏执四项因子分有影响,独生子女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国内刘素珍[20]、李赢[21]、李权超[22]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身体和心理受到应激时,独生子女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调节能力低于非独生子女;阳性均分及躯体化、忧郁、焦虑、敌对等因子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上述结果均说明在面对压力和应激事件时,独生子女心理应激反应水平高于非独生子女,易于产生负面及消极情绪及不良心理反应。分析原因,相对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从小受到家庭的宠爱、关怀较多,独立性、心理承受力和抗打击能力较差,当面对高原的特殊环境、军队的高强度训练、C 兵站部的特殊运输任务等压力时,其心理调节能力较差,很难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压力,这就导致其心理应激水平增高,心理应激对其躯体和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更高。因此在对官兵进行心理健康管理干预时,独生子女应作为管理和关注的重点人群。
本研究根据学历层次对 C 兵站部汽车运输官兵的心理应激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学历越高者其人际关系和焦虑因子得分越高,这一结果与国内其他的研究结果不同。陈丰等[23]对某警卫部队新兵的心理应激状态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SCL-90 各因子分与受教育程度呈负相关;刘素珍[20]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初中文化程度军人的强迫、恐怖因子分值高于高中文化程度的军人。这个现象非常有趣,经过研究者初步调查分析,本群中学历较高的人大多数来源于军事指挥或后勤院校,中国军校的特点一是实行全军事化管理,与普通军队相比纪律更加严明;二是教育相对地方院校单纯,但是等级观念、竞争观念异常明确和激烈,因此军校毕业生对人际关系较为敏感,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同时随着知识不断积累,对事物的看法会更加全面,考虑事物的角度与其他知识层次的人不同,对事物的感知和敏感度也较高,因此产生焦虑的可能性高于他人。
同时,本研究结果显示义务兵焦虑、恐怖、精神病性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士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义务兵的躯体化因子得分则显著低于士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我国,职级与军龄具有密切关系,根据我军士兵相应职级制度,军龄越长职级越高,驾龄也就越长,所以职级高的官兵由于驾驶时间长,其驾驶经验更为丰富,对高原环境的适应也要优于义务兵,所以其对驾驶中的突发状况的处理和适应亦优于义务兵,对应激进行积极的适应,并处理负性情绪;但同时,由于驾龄长,长期处于坐姿位,且行车过程中,肩、颈、腰部等肌肉长期处于紧绷和紧张状态,其腰部不适、颈部不适等躯体化症状则要多于驾龄短的义务兵。
综上所述,对 C 兵站部汽车运输官兵进行心理健康管理是非常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重点关注独生子女、新兵及低年资士兵和已有躯体不适症状的群体,采取适当的措施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以保证其在执行特殊运输任务时有更好的心理适应能力和身体状态。同时,根据心理应激产生的过程以及既往文献显示,心理应激影响因素包含了外部刺激与自身因素,自身因素又包括了人口学因素、生长环境、受教育程度、自我效能、组织支持、心理弹性等等,本文仅对系列研究中人口学及相关基本信息对心理应激水平的影响进行总结和报道,后续将对其他影响因素与心理应激水平相关性做进一步研究探讨。
军人的心理健康对于维持军队战斗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的一项研究指出,心理障碍是导致男性军人过早退役的第一位原因,是女性军人退役的第二位原因[1]。军人职业具有突然性、艰巨性和高危性等特点,尤其身处特殊环境中的军人,不但要承受普通军人所承受的一般军事训练和日常生活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应激,还要面对特殊环境和艰巨的军事任务对其心理和生理的影响[2-5]。因此,了解特殊环境下军人的心理应激水平和心理健康状态就显得尤为重要。
C 兵站部汽车运输官兵承担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员运输任务,他们的任务区海拔从 500 米至 5 000 米以上,距离延绵 3 000 余公里。近年来,该兵站部在“5.12”汶川、“4.14”玉树抗震救灾、援藏物资运输等非战争军事卫勤保障任务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平日高强度军事训练、运输任务繁重、道路地势险峻等多重因素给运输官兵带来了巨大身心压力。研究该群体在高强度、高危险和恶劣环境的情况下的心理应激水平和影响因素,对保障和提高平战时官兵的战斗力,减少非战争减员的机率具有重要意义,并为后续研究不良应激反应干预措施和策略提供数据支持。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为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抽取 C 兵站汽车官兵作为调查对象。
1.2 研究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问卷调查,同时负责问卷指导、监督和审查工作。问卷包括两个部分:① 基本情况调查表;② 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由双人录入数据,录入结束后随机抽取部分调查问卷进行检查核对,遇到可疑数据与原调查表进行核对。
1.3 研究指标
研究指标包括:①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资料,如性别、民族、年龄、家庭成分、是否为独生子女、籍贯、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有无子女等;驾驶期间的经历情况,如入伍时间、驾龄、第一次独立驾车上高原的时间、担任职务、职级等;相关应激源事件,如驾驶过程中的身体状态、驾驶过程中吸氧量等。② 心理应激的基本情况。根据心理应激理论模型,人在接受应激源刺激后,通过个体对应激源评价的过程,会产生生理、心理以及行为、躯体等一系列多方面的变化。SCL-90 共包括 90 个项目,包含较广泛的精神病症状学内容,涉及感觉、情绪、思维、意识、行为直至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睡眠等方面,每个项目分为5级评分,从“自觉并无该症状”的“无”到“自觉该项症状的频度和强度都十分严重”的“严重”[6-8]。这是一个相对较为全面且能较好评价心理应激反应的量表。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8.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 ),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进行统计描述。两组间 SCL-90 量表因子得分均数比较,采用成组t 检验。多组间因子得分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累计发放问卷 1 720 份,收回有效问卷共 1 692 份,有效回收率 98.37%。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见表 1。全部调查对象为男性,年龄平均 21.97±3.54 岁,最小 17 岁,最大 35 岁;按照四分位数,将调查对象分为 17~19 岁、20~21 岁、22~24 岁和 25~35 岁四个年龄组,各占 27.54%、27.07%、24.41% 和 20.98%。汉族共 1 513 人,占 89.42%;其他民族共 179 人,占 10.58%,包括白族、布依族、藏族、傣族、侗族、哈尼族、回族、满族、门巴族、蒙族、苗族、纳西族、羌族、土家族、彝族和仡佬族等 16 个民族。考虑调查部队为成都地区部队,将籍贯省份分为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西藏)和非西南地区。西南地区共 907 人,占 53.61%。家庭成分为农民共 1 018 人,占 60.17%,其次为自由职业 367 人,占 21.69%,工人 193 人(11.41%)、军人 89 人(5.26%)、干部 25 人(1.48%)。文化程度为中学共 1 246 人,占 73.64%;专科 344 人,占 20.33%;本科及以上 102 人,占 6.03%。已婚官兵共 173 人,占 10.22%。按职务分组,驾驶员共 1 302 人,占 76.95%;副班长 202 人(11.94%),班长 140 人(8.27%),排长和连长 48 人(2.84%)。军龄平均 4.33±3.26 年,最长为 20 年。按照军龄的四分位数,结合义务兵、1 级和 2 级士官服役年限,将调查对象分为 1~2 年、3~5 年、6~8 年和≥9 年四个军龄组,各占 38.65%、36.70%、12.12% 和 12.53%。存在颈部或腰部不适症状及体征的官兵共 417 人,占 24.65%。

独生子女官兵占 38.77%。驾龄平均为 3.95±3.08 年,最长为 20 年,将驾龄分为 1 年、2 年、3 年、4 年和≥5 年五个驾龄组。计算体质量指数(BMI 平均为 22.42±2.79,最小 15.57、最大 43.03。按照我国 BMI 标准,体重过低占 4.27%、正常占 72.09%、超重占 20.00%、肥胖占 3.64%。驾驶时平均时速为 48.27±11.95 km/h,最小 20 km/h、最大 80 km/h,分为<40 km/h、40~49 km/h、50~59 km/h、60~69 km/h 和≥70 km/h 五个平均驾驶时速组。
2.2 研究对象应激反应水平
2.2.1 研究对象 SCL-90 测试情况 经数据清洗,剔除异常数据和缺失值,有效数据共 1 664 份,SCL-90 量表总得分为 128.73±10.46 分,总均分为 1.34±0.58 分,阳性项目数为 126.81±33.24,阳性项目均分数为 2.91±0.57 分。C 兵站部汽车运输官兵的躯体化、抑郁、精神病性因子得分以及总分均高于中国军人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01);其他 6 个因子分与中国军人常模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 2)。

2.2.2 不同特征 C 兵站部汽车运输官兵 SCL-90 测试情况
2.2.2.1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测试情况 SCL-90 量表测试结果,独生子女的人际关系、抑郁、恐怖和偏执因子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4,P=0.039,P=0.025,P=0.002);其他项目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3)。

2.2.2.2 不同学历 C 兵站部汽车运输官兵测试情况

2.2.2.3 不同职级汽车运输官兵测试情况 SCL-90 量表测试结果,士官躯体化因子得分比义务兵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焦虑、恐怖和精神病性因子得分,义务兵比士官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P=0.026,P=0.001);其他项目在不同级别官兵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5)。

2.2.2.4 驾驶途中颈部不适汽车运输官兵测试情况

3 讨论
心理应激作为心理健康的重要反映,是有机体在某种环境刺激作用下由于客观要求和应付能力不平衡所产生的一种适应环境的紧张反应状态。如果刺激需要人做出较大的努力才能进行适应性反应,或这种反应超出了人所能承受的适应能力,就会引起机体心理、生理平衡的失调[10,11]。研究已经证实,心理应激在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疾病、神经精神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15]。
高原官兵的心理健康水平作为新时期后勤保障的重要支撑和战斗力生成的重要因素,愈发得到重视,尤其是各兵种以及特殊职业群体,其基本心理状况和心理应激水平更是研究的热点[16,17]。基于此,本研究选择了长期生活和训练及作业在 500 米至 5 000 米以上高海拔地区且每年承担了大量物资和人员运输任务的官兵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集军队、环境、职业特殊性于一体,颇具研究价值。本研究采用 SCL-90 作为测量工具能够真实全面的反应该群体的心理应激水平,并根据该群体不同的人口学信息和特征进行分组研究,例如职别、是否独生子女、躯体症状等,从不同维度比较全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使本研究实用性、指导性进一步加强。
C 兵站部汽车运输官兵不仅要像中国其他军人一样要承受日常训练,还得克服从平原到高原的气压变化、在路途险恶的自然条件下驾驶车辆带来的心理应激刺激的影响[18,19]。本研究结果说明,C 兵站部汽车运输官兵的心理应激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类别及地域军人,且其心理应激水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一定影响,使其出现头痛、胸痛、头晕或胃部不适等躯体不适,甚至可能进一步诱发出现抑郁等更加严重的精神和躯体症状。
此外,本研究亦对 C 兵站部汽车运输官兵的基本情况对其心理应激水平的影响进行初步分析。结果显示,是否是独生子女对研究对象的人际关系、抑郁、恐怖和偏执四项因子分有影响,独生子女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国内刘素珍[20]、李赢[21]、李权超[22]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身体和心理受到应激时,独生子女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调节能力低于非独生子女;阳性均分及躯体化、忧郁、焦虑、敌对等因子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上述结果均说明在面对压力和应激事件时,独生子女心理应激反应水平高于非独生子女,易于产生负面及消极情绪及不良心理反应。分析原因,相对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从小受到家庭的宠爱、关怀较多,独立性、心理承受力和抗打击能力较差,当面对高原的特殊环境、军队的高强度训练、C 兵站部的特殊运输任务等压力时,其心理调节能力较差,很难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压力,这就导致其心理应激水平增高,心理应激对其躯体和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更高。因此在对官兵进行心理健康管理干预时,独生子女应作为管理和关注的重点人群。
本研究根据学历层次对 C 兵站部汽车运输官兵的心理应激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学历越高者其人际关系和焦虑因子得分越高,这一结果与国内其他的研究结果不同。陈丰等[23]对某警卫部队新兵的心理应激状态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SCL-90 各因子分与受教育程度呈负相关;刘素珍[20]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初中文化程度军人的强迫、恐怖因子分值高于高中文化程度的军人。这个现象非常有趣,经过研究者初步调查分析,本群中学历较高的人大多数来源于军事指挥或后勤院校,中国军校的特点一是实行全军事化管理,与普通军队相比纪律更加严明;二是教育相对地方院校单纯,但是等级观念、竞争观念异常明确和激烈,因此军校毕业生对人际关系较为敏感,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同时随着知识不断积累,对事物的看法会更加全面,考虑事物的角度与其他知识层次的人不同,对事物的感知和敏感度也较高,因此产生焦虑的可能性高于他人。
同时,本研究结果显示义务兵焦虑、恐怖、精神病性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士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义务兵的躯体化因子得分则显著低于士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我国,职级与军龄具有密切关系,根据我军士兵相应职级制度,军龄越长职级越高,驾龄也就越长,所以职级高的官兵由于驾驶时间长,其驾驶经验更为丰富,对高原环境的适应也要优于义务兵,所以其对驾驶中的突发状况的处理和适应亦优于义务兵,对应激进行积极的适应,并处理负性情绪;但同时,由于驾龄长,长期处于坐姿位,且行车过程中,肩、颈、腰部等肌肉长期处于紧绷和紧张状态,其腰部不适、颈部不适等躯体化症状则要多于驾龄短的义务兵。
综上所述,对 C 兵站部汽车运输官兵进行心理健康管理是非常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重点关注独生子女、新兵及低年资士兵和已有躯体不适症状的群体,采取适当的措施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以保证其在执行特殊运输任务时有更好的心理适应能力和身体状态。同时,根据心理应激产生的过程以及既往文献显示,心理应激影响因素包含了外部刺激与自身因素,自身因素又包括了人口学因素、生长环境、受教育程度、自我效能、组织支持、心理弹性等等,本文仅对系列研究中人口学及相关基本信息对心理应激水平的影响进行总结和报道,后续将对其他影响因素与心理应激水平相关性做进一步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