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比分析国内外医联体评价的评价对象、评价理论基础和模型、评价内容、评价方法，为我国医联体评价体系的构建提供参考。
引用本文： 陶文娟, 李为民, 文进, 王淼. 国内外医疗联合体评价的研究概述.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19, 19(3): 368-372. doi: 10.7507/1672-2531.201811011 复制
2015 年国务院发布了《全国卫生医疗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 年）》，明确提出了“以形成分级诊疗秩序为目标，积极探索科学有效的医疗联合体和远程医疗等多种方式”[1]。在该政策的鼓励下，各地积极开展双向转诊制度和医疗联合体（以下简称医联体）模式的探索。截至 2016 年 7 月底，全国已有 205 个（60.8%）地级以上城市将组建医联体作为落实分级诊疗工作的重点任务加以推进[2]。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医联体建设，形成较为完善的医联体政策体系”[3]。国内对医联体的探索日益增多，形式更加丰富，层次更加深入，涵盖面也更加广泛。但医联体的实际效果如何，也成为众多学者关心的话题。
政府机构在医联体的规划、组建、投入、标准制定等方面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整合的目标是提高区域内卫生资源的整体利用效能，着眼于建立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长效机制。然而目前对中国各种整合政策实践效果还缺乏有效的评价、监督和反馈系统，使得医院和卫生管理部门难以对医联体工作进行有效管理和推进。因此，本文对医联体评价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进行梳理和总结，旨在为我国医联体的管理及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和启示。
1 国内医疗联合体评价现状和发展动态
近年来，医联体研究越来越多，大部分文献总结了现有医联体改革在治理、补偿、运行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给出了政策建议。但通过实证研究评估医联体效果的文献较少，最早见于 1987 年杨瑞璋[4]利用现成资料评价医疗联合体效果。
1.1 评价对象
2017 年 5 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对“医疗联合体”官方定义为：由不同级别、类别医疗机构之间，通过纵向或横向医疗资源整合所形成的医疗机构联合组织[5]。医联体按不同的组织模式分为：医疗集团（城市）、医疗共同体（县域）、专科联盟（跨区域）、远程医疗协作网（边远贫困地区）；按实践模式分为紧密型、半紧密型、松散型；根据运作模式分为集团化、委托代管、院办院管、医疗协作、联合兼并、股份制合作[6]。具有代表性的医联体有：上海市瑞金—卢湾医联体、南京鼓楼医院集团、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北京世纪坛医院医联体等。
1.2 评价理论基础和模型
国内学者在医联体评价理论基础和模型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多从经济学、管理学角度出发探讨。王文娟等[7]以新结构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从增长约束层面、干预措施层面、预期成果层面构建因势利导的框架模型评价医联体的合作模式。研究者认为，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角度看，医联体应符合经济发展由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其运行能实现规模化和医疗服务的集群优势。万晓文等[8]利用战略联盟理论、绩效管理理论提出联盟绩效评价的理论模型，模型包括联盟外部环境（医疗行业政策）、联盟成员自身特性、联盟成员关系特征、联盟信息传递方式 4 个维度。张涛等[9]借助联盟稳定性理论（资源基础论、交易费用理论、博弈论及社会困境理论等），构建了区域医疗联合体的联盟稳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该框架模型主要包括结构、关系和运行方面的 3 个维度，涉及 16 个指标。
1.3 评价内容
目前对医联体的评价研究多为结果类评价，如运行效益、患者满意度、医疗质量等分析，而结构和过程类的评价较少。本研究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将研究分为 3 类：① 需求者，包括患者对医联体的知晓率和知晓途径、专家坐诊专业知晓度、服务满意度、诊疗服务的便捷性评价、就诊流程的合理性（如双向转诊、绿色通道、预约机制）等[10-12]；② 卫生服务提供者，包括医联体内医疗机构的资源配置、医疗服务效果（如医疗质量、服务效率、工作负荷）、医院经济效益（如资产收入、费用控制）、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培养、科研成果、员工满意度、员工对首诊制及医联体支持度等；③ 卫生政策制定者，该角度的评价内容较少，包括医疗机构对区域医疗联合体模式的评价（如区域医联体的联合机制、管理制度、政策支持）[13]。
1.4 评价方法
常用的综合评价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定性评价方法、定量评价方法、基于统计分析的评价方法、基于目标规划模型的评价方法以及多方法融合的综合评价方法等 5 类[14]。本研究根据这 5 种分类方法对国内关于医联体的评价进行文献梳理和总结，结果见表 1。现有文献未报告基于统计分析的评价方法，而以基于目标规划模型评价方法的 TOPSIS 法居多。
表1
国内医联体文献的评价方法
2 国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2.1 评价对象
21 世纪以来，整合医疗（integrated care）逐渐成为各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革关注的重点。2008 年 WHO 将整合医疗定义为：指对医疗卫生体系内的各项资源进行组织和管理，在患者需要的情况下可以从中获取系统性、一体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产生理想的健康效果和相应的经济价值[24]。在实践中，由于不同国家在整合医疗实施范围和方式的差异，衍生了不同词汇及概念，如荷兰的跨式医疗（transmural care）、英国的共享服务（shared care）和整合医疗网络（integrated care networks，ICN）、美国的整合卫生服务网络（integrated delivery network，IDN）和整合医疗服务体系（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IDS）等[25, 26]。其中，美国的 IDS 与我国医联体的概念和模式较为类似，指由医疗服务提供者和医疗机构组成，向特定的人群提供或安排整合的、连续的医疗服务的一种组织网络[27]。具有代表性的整合医疗组织有：美国 Kaiser 医疗集团、英国 Smith 医疗集团、德国 RHK 医疗集团等[28]。
2.2 评价理论基础和模型
国外学者对医联体的评价理论基础和模型较丰富，多从系统性、动态化评估角度出发。Ling 等[29]基于“变革理论（theory of change）”建立了逻辑模型（logic model），对英国国家健康服务（NHS）的 16 个整合医疗项目进行定性评估，以分析因果效应和因果机制。研究者认为整合医疗项目的评价不仅要评价项目结果，还应注重评估项目过程。Hjelmar 等[30]利用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和组织间网络理论（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 theory）评估了丹麦整合医疗项目中医疗服务提供者参与项目的动机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整合网络的形成绝大程度是因为组织间需要降低成本或获得资源，并且组织机构为了减少不确定性，更倾向于与他们信任的组织合作以及实现共同的目标。Busetto 等[31]构建了 COMIC 模型对整合医疗的干预措施进行全面评估，模型包括项目背景、机制和结果 3 个维度。此外，还有 Donabedian 的 SPO 评价模型和 Saunders 等构建的过程评估模型等[32]。
2.3 评价内容
整合医疗的目的是改善人群健康、改善患者就医体验、降低医疗成本[33]。国外整合医疗项目的评价内容则大多围绕 3 个目的展开：① 评价医疗利用；② 评价医疗质量；③ 评价医疗成本。如 Colla 等[34]从医疗利用（指标包括门急诊人次、住院天数、30 天内再入院）和医疗花费方面评价美国责任医疗组织（ACO）的实施效果；Reiss-Brennan 等[35]从医疗质量（高血压控制、糖尿病自我管理、抑郁筛查等）、服务利用（住院人次、门急诊人次）和总医疗花费方面评价美国凯撒医疗集团整合医疗项目的实践效果；Scuffham 等[36]从患者医疗成本、医疗服务利用、健康结果方面评价澳大利亚的整合医疗项目（GCIC）。此外，也有学者从结构和过程的角度评价整合医疗项目的实施程度、促进和阻碍因素、医疗服务提供者间合作情况等[37, 38]。
2.4 评价方法
国外医联体的评价主要包括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两大类。定性评估主要包括文献研究、焦点小组访谈法、观察法等。Ignatyev 等[39]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构建医联体的评价指标，Eyre 等[40]通过研究者参与式方法对英国的整合医疗项目进行定性评估。在定量评估的研究中，Uittenbroek 等[41]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CFA）和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EFA）对整合医疗质量评价量表进行结构效度分析；Huckman 等[42]采用测量市场集中度的 Hirschman-Herfindahl 指数（HHI）来评价联合体形成后医疗服务价格和成本效应，并采用数据包络法（DEA）分析一系列医疗机构运行指标，以测量医联体的生产和经济效率。其中，倍差法（DID）的使用较多，如 Ling 等[29]采用倍差法和倾向性评分（PSM）评价整合医疗项目实施前后的医疗服务利用效果；Gaynor 等[43]分析了 1997～2006 年间英国 NHS 体系整合的综合医院的财务表现、生产率、等候时间和临床质量等指标，通过倍差法分析整合前后的指标变化。此外，卫生经济学评价在整合医疗项目评价中的应用也较为广泛，包括成本-效益分析（CBA）、成本-效果分析（CEA）、成本-效用分析（CUA）等[25, 44]。
3 国内外医联体评价的比较分析
相对于国内的“医联体”概念，大多数国外研究更多提及的是医疗服务或资源的整合，即整合医疗。医疗服务体系整合是卫生体系中一个关键问题，整合医疗评价已成为一种趋势。通过对国内外医联体评价相关文献分析发现：虽然国内外学者对医联体做了诸多的评价研究，但国际上一直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对医联体的理论模型和评价方法都处于探索阶段。国内研究多从经济学、管理学单一角度出发探讨，而国外研究的理论模型更系统性、动态化；从评估内容来看，由于不同国情和研究目标的差异，所设置的评价维度和指标多是根据不同研究需求和研究目的而定。国外的研究大多以患者为中心，以评价医疗利用、医疗质量、医疗成本为主，而中国的医联体建设和发展目的为推动构建分级诊疗制度，医联体评价指标更复杂，包括医疗服务质量、医疗服务效率、双向转诊、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从评价方法来看，国内外均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国外大多以患者为评价单位，采用倾向性评分和倍差法评价患者健康改善效果，而国内大多以医疗机构为评价单位，采用 TOPSIS 法评价医院加入医联体前后的实施效果。
4 对我国医联体评价的启示
国外对医联体评价的经验对我国建立医联体评价或考核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27, 45]：
4.1 加强对医联体评价的理论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医联体评价的理论研究仍然不足，总结概括为：① 适合中国医联体发展的整合理念尚未探明，与整合医疗有关的实施框架、动力和阻力的理论分析多泛泛而谈，针对不同地区特点、不同目标人群特征的整合经验缺乏系统的分析评价和归纳总结；② 研究多数是从医联体的理论经验进行分析或针对各地区的整合现状及路径进行研究，鲜有文献针对医联体整合后的具体效果进行分析；③ 医联体的建设和整合涉及需方、卫生服务提供方、卫生政策制定方等诸多主体，如何权衡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主体在整合过程中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理论研究较少。我们认为，应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借鉴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模型，构建出适合评价我国医联体的理论框架和评价模型，逐一弥补理论研究领域的不足。这不仅对完成我国医疗改革政策具有学术贡献，而且对丰富和完善医联体效果评价也具有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意义。
4.2 建立全面、统一的医联体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研究构建的评价指标大多为自行设计或参考同类研究文献以及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等文件，缺乏科学合理、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来构建评价指标。由于整合医疗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目前评价指标多为静态指标，缺乏动态和连贯性。所以这些局部性的评价体系，导致各地医联体的合作往往仅从一个侧面或者一个角度开展，不利于相关政府部门系统考核各地区医联体合作效率。
由于国外卫生服务体系存在差异，我们也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评价指标体系。因此，有必要根据国内医联体特点建立一套系统、统一的医联体评价指标体系。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在方法上进行突破创新，在结果上注重客观性和准确性，在实践上为医联体效果评价提供指导性的建议，在应用上提供促进医联体持续发展的循证决策依据。
4.3 积极开展医联体的长期跟踪评价研究
目前全国各级医疗机构均已积极开展了医联体的建设，但由于起步晚，实施效果尤其是长期效果的评价研究很少。有关整合医疗对医疗质量、医疗费用、患者健康结果的评价缺乏国家和国际标准。实证性跟踪评价研究较少，而且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对医联体内单个医疗机构的效果评估，缺乏对同种医联体模式下多家医疗机构的实证评估。此外，由于现有评价主要依靠专家经验来确定指标和权重，导致评价标准具有一定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另外，由于单个医疗机构与医联体在运行方式和目标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故对单个医疗机构的效果评价难以代表对医联体整体效果的评价。
因此需要在借鉴当前国内现有理论研究结果、梳理出当前主要的医联体模式，积极开展实施效果跟踪调查分析，正确评价医联体改革的政策效果，动态地总结制约和促进医联体建设过程中实施成效的关键因素，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医联体的建设提供可借鉴模式和经验。
2015 年国务院发布了《全国卫生医疗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 年）》，明确提出了“以形成分级诊疗秩序为目标，积极探索科学有效的医疗联合体和远程医疗等多种方式”[1]。在该政策的鼓励下，各地积极开展双向转诊制度和医疗联合体（以下简称医联体）模式的探索。截至 2016 年 7 月底，全国已有 205 个（60.8%）地级以上城市将组建医联体作为落实分级诊疗工作的重点任务加以推进[2]。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医联体建设，形成较为完善的医联体政策体系”[3]。国内对医联体的探索日益增多，形式更加丰富，层次更加深入，涵盖面也更加广泛。但医联体的实际效果如何，也成为众多学者关心的话题。
政府机构在医联体的规划、组建、投入、标准制定等方面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整合的目标是提高区域内卫生资源的整体利用效能，着眼于建立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长效机制。然而目前对中国各种整合政策实践效果还缺乏有效的评价、监督和反馈系统，使得医院和卫生管理部门难以对医联体工作进行有效管理和推进。因此，本文对医联体评价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进行梳理和总结，旨在为我国医联体的管理及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和启示。
1 国内医疗联合体评价现状和发展动态
近年来，医联体研究越来越多，大部分文献总结了现有医联体改革在治理、补偿、运行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给出了政策建议。但通过实证研究评估医联体效果的文献较少，最早见于 1987 年杨瑞璋[4]利用现成资料评价医疗联合体效果。
1.1 评价对象
2017 年 5 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对“医疗联合体”官方定义为：由不同级别、类别医疗机构之间，通过纵向或横向医疗资源整合所形成的医疗机构联合组织[5]。医联体按不同的组织模式分为：医疗集团（城市）、医疗共同体（县域）、专科联盟（跨区域）、远程医疗协作网（边远贫困地区）；按实践模式分为紧密型、半紧密型、松散型；根据运作模式分为集团化、委托代管、院办院管、医疗协作、联合兼并、股份制合作[6]。具有代表性的医联体有：上海市瑞金—卢湾医联体、南京鼓楼医院集团、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北京世纪坛医院医联体等。
1.2 评价理论基础和模型
国内学者在医联体评价理论基础和模型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多从经济学、管理学角度出发探讨。王文娟等[7]以新结构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从增长约束层面、干预措施层面、预期成果层面构建因势利导的框架模型评价医联体的合作模式。研究者认为，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角度看，医联体应符合经济发展由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其运行能实现规模化和医疗服务的集群优势。万晓文等[8]利用战略联盟理论、绩效管理理论提出联盟绩效评价的理论模型，模型包括联盟外部环境（医疗行业政策）、联盟成员自身特性、联盟成员关系特征、联盟信息传递方式 4 个维度。张涛等[9]借助联盟稳定性理论（资源基础论、交易费用理论、博弈论及社会困境理论等），构建了区域医疗联合体的联盟稳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该框架模型主要包括结构、关系和运行方面的 3 个维度，涉及 16 个指标。
1.3 评价内容
目前对医联体的评价研究多为结果类评价，如运行效益、患者满意度、医疗质量等分析，而结构和过程类的评价较少。本研究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将研究分为 3 类：① 需求者，包括患者对医联体的知晓率和知晓途径、专家坐诊专业知晓度、服务满意度、诊疗服务的便捷性评价、就诊流程的合理性（如双向转诊、绿色通道、预约机制）等[10-12]；② 卫生服务提供者，包括医联体内医疗机构的资源配置、医疗服务效果（如医疗质量、服务效率、工作负荷）、医院经济效益（如资产收入、费用控制）、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培养、科研成果、员工满意度、员工对首诊制及医联体支持度等；③ 卫生政策制定者，该角度的评价内容较少，包括医疗机构对区域医疗联合体模式的评价（如区域医联体的联合机制、管理制度、政策支持）[13]。
1.4 评价方法
常用的综合评价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定性评价方法、定量评价方法、基于统计分析的评价方法、基于目标规划模型的评价方法以及多方法融合的综合评价方法等 5 类[14]。本研究根据这 5 种分类方法对国内关于医联体的评价进行文献梳理和总结，结果见表 1。现有文献未报告基于统计分析的评价方法，而以基于目标规划模型评价方法的 TOPSIS 法居多。
表1
国内医联体文献的评价方法
2 国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2.1 评价对象
21 世纪以来，整合医疗（integrated care）逐渐成为各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革关注的重点。2008 年 WHO 将整合医疗定义为：指对医疗卫生体系内的各项资源进行组织和管理，在患者需要的情况下可以从中获取系统性、一体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产生理想的健康效果和相应的经济价值[24]。在实践中，由于不同国家在整合医疗实施范围和方式的差异，衍生了不同词汇及概念，如荷兰的跨式医疗（transmural care）、英国的共享服务（shared care）和整合医疗网络（integrated care networks，ICN）、美国的整合卫生服务网络（integrated delivery network，IDN）和整合医疗服务体系（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IDS）等[25, 26]。其中，美国的 IDS 与我国医联体的概念和模式较为类似，指由医疗服务提供者和医疗机构组成，向特定的人群提供或安排整合的、连续的医疗服务的一种组织网络[27]。具有代表性的整合医疗组织有：美国 Kaiser 医疗集团、英国 Smith 医疗集团、德国 RHK 医疗集团等[28]。
2.2 评价理论基础和模型
国外学者对医联体的评价理论基础和模型较丰富，多从系统性、动态化评估角度出发。Ling 等[29]基于“变革理论（theory of change）”建立了逻辑模型（logic model），对英国国家健康服务（NHS）的 16 个整合医疗项目进行定性评估，以分析因果效应和因果机制。研究者认为整合医疗项目的评价不仅要评价项目结果，还应注重评估项目过程。Hjelmar 等[30]利用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和组织间网络理论（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 theory）评估了丹麦整合医疗项目中医疗服务提供者参与项目的动机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整合网络的形成绝大程度是因为组织间需要降低成本或获得资源，并且组织机构为了减少不确定性，更倾向于与他们信任的组织合作以及实现共同的目标。Busetto 等[31]构建了 COMIC 模型对整合医疗的干预措施进行全面评估，模型包括项目背景、机制和结果 3 个维度。此外，还有 Donabedian 的 SPO 评价模型和 Saunders 等构建的过程评估模型等[32]。
2.3 评价内容
整合医疗的目的是改善人群健康、改善患者就医体验、降低医疗成本[33]。国外整合医疗项目的评价内容则大多围绕 3 个目的展开：① 评价医疗利用；② 评价医疗质量；③ 评价医疗成本。如 Colla 等[34]从医疗利用（指标包括门急诊人次、住院天数、30 天内再入院）和医疗花费方面评价美国责任医疗组织（ACO）的实施效果；Reiss-Brennan 等[35]从医疗质量（高血压控制、糖尿病自我管理、抑郁筛查等）、服务利用（住院人次、门急诊人次）和总医疗花费方面评价美国凯撒医疗集团整合医疗项目的实践效果；Scuffham 等[36]从患者医疗成本、医疗服务利用、健康结果方面评价澳大利亚的整合医疗项目（GCIC）。此外，也有学者从结构和过程的角度评价整合医疗项目的实施程度、促进和阻碍因素、医疗服务提供者间合作情况等[37, 38]。
2.4 评价方法
国外医联体的评价主要包括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两大类。定性评估主要包括文献研究、焦点小组访谈法、观察法等。Ignatyev 等[39]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构建医联体的评价指标，Eyre 等[40]通过研究者参与式方法对英国的整合医疗项目进行定性评估。在定量评估的研究中，Uittenbroek 等[41]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CFA）和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EFA）对整合医疗质量评价量表进行结构效度分析；Huckman 等[42]采用测量市场集中度的 Hirschman-Herfindahl 指数（HHI）来评价联合体形成后医疗服务价格和成本效应，并采用数据包络法（DEA）分析一系列医疗机构运行指标，以测量医联体的生产和经济效率。其中，倍差法（DID）的使用较多，如 Ling 等[29]采用倍差法和倾向性评分（PSM）评价整合医疗项目实施前后的医疗服务利用效果；Gaynor 等[43]分析了 1997～2006 年间英国 NHS 体系整合的综合医院的财务表现、生产率、等候时间和临床质量等指标，通过倍差法分析整合前后的指标变化。此外，卫生经济学评价在整合医疗项目评价中的应用也较为广泛，包括成本-效益分析（CBA）、成本-效果分析（CEA）、成本-效用分析（CUA）等[25, 44]。
3 国内外医联体评价的比较分析
相对于国内的“医联体”概念，大多数国外研究更多提及的是医疗服务或资源的整合，即整合医疗。医疗服务体系整合是卫生体系中一个关键问题，整合医疗评价已成为一种趋势。通过对国内外医联体评价相关文献分析发现：虽然国内外学者对医联体做了诸多的评价研究，但国际上一直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对医联体的理论模型和评价方法都处于探索阶段。国内研究多从经济学、管理学单一角度出发探讨，而国外研究的理论模型更系统性、动态化；从评估内容来看，由于不同国情和研究目标的差异，所设置的评价维度和指标多是根据不同研究需求和研究目的而定。国外的研究大多以患者为中心，以评价医疗利用、医疗质量、医疗成本为主，而中国的医联体建设和发展目的为推动构建分级诊疗制度，医联体评价指标更复杂，包括医疗服务质量、医疗服务效率、双向转诊、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从评价方法来看，国内外均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国外大多以患者为评价单位，采用倾向性评分和倍差法评价患者健康改善效果，而国内大多以医疗机构为评价单位，采用 TOPSIS 法评价医院加入医联体前后的实施效果。
4 对我国医联体评价的启示
国外对医联体评价的经验对我国建立医联体评价或考核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27, 45]：
4.1 加强对医联体评价的理论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医联体评价的理论研究仍然不足，总结概括为：① 适合中国医联体发展的整合理念尚未探明，与整合医疗有关的实施框架、动力和阻力的理论分析多泛泛而谈，针对不同地区特点、不同目标人群特征的整合经验缺乏系统的分析评价和归纳总结；② 研究多数是从医联体的理论经验进行分析或针对各地区的整合现状及路径进行研究，鲜有文献针对医联体整合后的具体效果进行分析；③ 医联体的建设和整合涉及需方、卫生服务提供方、卫生政策制定方等诸多主体，如何权衡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主体在整合过程中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理论研究较少。我们认为，应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借鉴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模型，构建出适合评价我国医联体的理论框架和评价模型，逐一弥补理论研究领域的不足。这不仅对完成我国医疗改革政策具有学术贡献，而且对丰富和完善医联体效果评价也具有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意义。
4.2 建立全面、统一的医联体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研究构建的评价指标大多为自行设计或参考同类研究文献以及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等文件，缺乏科学合理、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来构建评价指标。由于整合医疗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目前评价指标多为静态指标，缺乏动态和连贯性。所以这些局部性的评价体系，导致各地医联体的合作往往仅从一个侧面或者一个角度开展，不利于相关政府部门系统考核各地区医联体合作效率。
由于国外卫生服务体系存在差异，我们也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评价指标体系。因此，有必要根据国内医联体特点建立一套系统、统一的医联体评价指标体系。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在方法上进行突破创新，在结果上注重客观性和准确性，在实践上为医联体效果评价提供指导性的建议，在应用上提供促进医联体持续发展的循证决策依据。
4.3 积极开展医联体的长期跟踪评价研究
目前全国各级医疗机构均已积极开展了医联体的建设，但由于起步晚，实施效果尤其是长期效果的评价研究很少。有关整合医疗对医疗质量、医疗费用、患者健康结果的评价缺乏国家和国际标准。实证性跟踪评价研究较少，而且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对医联体内单个医疗机构的效果评估，缺乏对同种医联体模式下多家医疗机构的实证评估。此外，由于现有评价主要依靠专家经验来确定指标和权重，导致评价标准具有一定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另外，由于单个医疗机构与医联体在运行方式和目标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故对单个医疗机构的效果评价难以代表对医联体整体效果的评价。
因此需要在借鉴当前国内现有理论研究结果、梳理出当前主要的医联体模式，积极开展实施效果跟踪调查分析，正确评价医联体改革的政策效果，动态地总结制约和促进医联体建设过程中实施成效的关键因素，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医联体的建设提供可借鉴模式和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