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医患关系日趋恶化，影响患者和医生安全及社会稳定。医患关系是跨学科、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问题，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提供了不同视角的改进建议。本研究尝试借鉴循证医学“科学处理海量信息，生产、合成复杂问题综合干预证据”的科学内涵，探索性研究中国医患关系的特征。我们通过系统检索、分类筛选、质量评价，提供有关研究趋势、关注主题、领域和研究方法的证据；通过剖析、归因和可视化展示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与关系，为干预和改善医患关系提供具有证据支持的框架体系；发现现有研究的空白、缺陷或不足，推动和转化与医患关系相关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将不断开展后续研究，尝试建立定性研究质量评价体系，以期借鉴循证方法学为复杂的人文社科研究提供“去碎片化”的结构性、全景式循证评价。通过分类分级和层级归因的循证研究来提供社会治理框架。跨学科研究面临的挑战呼唤更宽容的心态与更多相关方法学的综合应用。
引用本文： 李琰, 喻佳洁, 李幼平. 循证科学的实践：中国医患关系的探索性研究.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19, 19(11): 1362-1366. doi: 10.7507/1672-2531.201902001 复制
人际关系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和反映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与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心理关系，个人或群体满足其社会需要的心理状态[1]。医患关系是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它始于患方的求医行为，在特定医疗情境下围绕治愈疾病、解除痛苦和促进健康的目的建立并延续。医患关系是医疗活动的基本纽带，是医学关系的核心，体现了医疗实践主体的医学观、价值观，反映了医疗实践活动的社会文化背景。
1 中国医患关系现状和研究必要性
医患关系是实现医学目的、性命攸关的人际关系，与患者健康福祉的实现程度高度正相关。能否以信任为基础，在医患间建立起治疗疾病、促进健康的同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疾病的疗效和转归。
近 20 年，中国医患矛盾呈现数量快速增长、规模急剧扩大、烈度不断增强、社会舆论影响大等特征，不仅危害患者安全、损耗治疗效果、危及全社会健康福祉，且成为诱发社会不满情绪的不稳定因素。2002～2009 年，全国医疗事故案件受理与结案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7% 和 9%[2]。医患冲突规模不断升级，不仅卷入了患者个人、家庭成员、家族、老乡，甚至发展到社会恶势力形成职业性“医闹”[3]。2015 年，中国医师协会综合分析其 2009 年、2011 年和 2014 年 3 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结果，发表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4]：医师对执业环境的满意率极低且差评比例居高不下；医师工作压力巨大，与医患关系相关的 2 项压力来源“医疗纠纷多”和“伤医事件频发”分别占比 71.76% 和 69.60%。当前中国医患关系的紧张冲突已由一般“社会问题”演变为严峻的“政治性问题”，关系到国家的责任承担和形象塑造，广大国民的归属感、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所有国民身心健康和社会安全感[5]。
2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6]，明确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是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履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承诺的重大举措”。“健康中国 2030”的目标迫切要求全面改善医患关系，重塑良好的医疗执业环境。而如何厘清中国医患关系的重要内容及影响因素，找准工作切入点是改善中国医患关系的首要工作之一。
2 中国医患关系的循证研究实践
2.1 科学处理海量信息，认识并分解复杂社会问题
医患关系既承载医学的职业宗旨，又投射出整个时代错综复杂的人与人、人与技术、人与市场、人与社会管理间的关系[7]。当代医患关系激发起全球范围的研究，其研究视角跨越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历史学、人类学、法学、行为科学等，促使我们借鉴循证医学“科学快速处理海量信息，生产、合成复杂问题综合干预证据”的核心思路，尝试厘清复杂问题中的重要内容。
我们以“医患关系 OR 医患矛盾 OR 医患纠纷 OR 医疗纠纷”为检索式，于 2014 年 7 月 28 日和 8 月 7 日检索 CNKI 和 WanFang Data 数据库，并于 2016 年 6 月 1 日补检，筛重后获得中文文献 90 399 篇。以“doctor patient relationship、China、physician patient relationship”为关键词，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和 10 月 29 日分别检索 Google 学术和 PubMed 数据库，筛重后获英文文献 52 篇。
对纳入文献根据研究主题、方法、领域等进行分类分级：第一层次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 3 个层面。该分类方法首先用于经济学，其后逐渐被借用、引进到经济伦理学和中国制度体系研究。本研究中我们重新定义“宏观”、“中观”和“微观”。第二层次是概括性分类 3 个层面下的主题，“宏观”和“中观”层面包括 5 个一级分类，“微观”层面包括 4 个一级分类（表 1）。在每个一级分类下再根据主题进行分类分级，最终分为 4 个级别。
表1
不同层面的不同类型研究内容[8]
通过上述主题梳理、分类分级的研究步骤，我们为解决医患关系这个复杂问题找到突破口：① 通过分析文献的时间线索发现研究趋势；② 通过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等的分类、分级对当前中国医患关系研究的关注因素、方法运用和关注领域归类；③ 通过文献筛选、证据分类为下一步将复杂社会问题转化为可供研究的具体问题提供思路并提供相应类别的证据，一定程度上避免因学科分割所形成的“瞎子摸象”式各自为阵。
2.2 剖析、归因和可视化各因素间相互作用与关系，为干预和改善医患关系提供证据
完成对主题分类分级后，我们归类了影响中国医患关系的各层次、各级别因素，发现了中国医患关系的一般性特征，进一步剖析、归因中国医患关系不同层级的重要问题，探索其相互作用和影响。
如图 1 所示：沟通和信任是医患关系的基础，但受到宏观、中观和微观因素共同影响。
图1
中国当代医患关系各因素关系图[8]
微观层面：① 医方阵营因专业划分而日益庞大，包括了医师、护师、药师、检验和医技人员及医疗机构管理者；② 患方群体包含患者、患者家属和患者单位，多环节和多级人员参与是医患沟通不畅，医患信任难以建立的重要原因之一；③ 医学的市场化、机构化，分工细致化和医学科研的发展，导致医患沟通和信任存在隔阂和障碍，如医患中间群体如药物提供者、医疗器械提供者、医疗机构的投资者、医疗费用的第三方付费机构等，每个群体对医疗科研和教育等认知层次不同，使本已困难重重的医患信任关系更加割裂。
中观层面：① 影响医方的中观因素包括：卫生服务体系的可及性、合理性；卫生行政管理措施和程序的公平性、有效性；医务人力资源的专业教育、梯队建设，医疗行业自律体系的搭建和效能等等；直接影响一线医务工作者的满意度、效能和职业操守；② 影响患方的中观因素包括：患者群体的医疗意识、权利意识、心理需求特点、对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投诉和纠纷解决渠道的便利、流畅和有效程度；③ 中观因素稍有偏差，会诱发医务人员行为不规范，患者充满怀疑、抱怨并不遵从医嘱，导致医方无法提供有效的医疗服务，患者安全无法保障，医患双方丧失信任度，医疗活动满意度下降。
宏观层面：宏观因素对中观因素具有决定性影响，包括：① 国家对卫生服务的基本定位，它直接影响医疗卫生体系设立和卫生行政管理体系，也事关患者获得医疗体系帮助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② 教育体制设计，既涉及医学教育是否能为医疗服务输送合格、足量的人力资源，又事关全社会医学科普教育和病人行为教育；③ 法律体系的构建，既应包括公民健康权保障和患者权利保护，还应包括公平、高效的医疗责任认定和医患纠纷解决机制设计。
影响医患关系的 3 个维度及其诸因素间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于中国特定时期的传统文化、伦理、政治、经济和市场共同构建的大背景下。该背景决定了同一时期患方、医方、公众及政府对待人、生命和疾病的态度；医学技术的发展、应用和被社会理解的水平；影响到国家对医疗的定位、医疗资源的配置及国家保障制度的建立；最终投射到具体临床决策，并反映到医患关系上。
综合分析这三个层面及其诸因素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①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宏观因素，它影响中观层面的基本框架，且最终转化到微观的沟通细节和信任建立；② 从包含环境因素的整体层面上看，改善医患关系必须全面重塑整个社会文化、生命伦理和管理理念。
2.3 发现现有研究的空白、缺陷或不足，推动和转化与医患关系相关的进一步研究
传统循证医学实践的第一步是将临床问题按照 PICOS 原则转化为可回答的研究问题，在此基础上开展原始研究和二次研究，为解决问题提供高质量证据[11]。医患关系研究因更多涉及伦理、社会、管理等问题，很难套用循证医学构建问题的方式转化。因此我们探索在主题分类的基础上，用定性的方式将复杂社会问题分解为具体研究问题（表 2）。
表2
针对不同类型研究构建问题的模型比较
在文献研究主题整理、分类分级、剖析归因的基础上，结合我们现有人员与专业方向分布，确定下一步深度研究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下列问题：① 中国医患关系历史沿革的比较研究；② 国外医患关系研究与中国医患关系研究的比较研究；③ 影响中国医患关系各要素法律规范的循证研究；④ 国外医患关系立法与中国相关立法的比较研究；⑤ 中国当代医改各阶段与医患关系变化的循证研究；⑥ 医疗公共场所暴力及其治理措施的循证研究；⑦ 随机对照试验（RCT）在医患关系研究中的应用效果与评价；⑧ 医患关系等定性研究的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2.4 后续尝试与挑战—定性研究的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循证医学与其他方法的重要差异之一在于采用国际公认的标准和规范，系统全面检索，找出此前所有相关研究；严格评价纳入研究质量；运用高质量证据为研究问题提供当前可得最佳证据和建议。医患关系研究需要全面衡量研究设计的严谨性和客观性、研究方法的匹配性和适用性、研究操作的可行性和质量控制，才可能生产出科学、真实、合理、有说服力的研究证据。
目前国际上推荐评价定性研究偏倚风险的工具主要有 CASP（Critical Appraisal Skills Program）、JBI（Joanna Briggs Institute）、ETQS（Evaluation Tools for Qualitative Study）等[12]。我们发现此类工具不适宜解决诸如医患关系研究这样的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故尝试建立一个具有特异性且可操作的质量评价工具。
我们设计了一个具有 4 个一级指标、9 个二级指标和若干三级指标的评价工具，遴选了国内具有较适合专业、职称、工龄、研究背景的 17 名专家采用德尔菲法预评估。第一轮调查结果发现很多实质性分歧尚无法调和，故中止了第二轮问卷调查。分歧主要体现在：① 学科分类体系尚未达成共识，研究方法分类标准、评价指标基本概念缺乏背景信息；② 跨学科研究的学科特性、方法学特征、验收指标和转化现状缺乏共识，无法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专家意见。
这提示我们：① 现有定性研究偏倚风险或质量评价工具无法针对医患关系进行特异性评价，在缺少有资历的方法学专家参与下建立专门针对医患关系研究的质量评价工具难度较大；② 循证医学在跨学科应用的道路上还需更多的方法学和实践的探索和努力。
3 医患关系循证探索的思考
3.1 通过“去碎片化”的循证研究为复杂社会问题提供结构性、全景式视角
“碎片化”是当代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表现为不同研究关注不同变量间关系，但只满足于寻找特定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不追求系统化的整合分析，无法实现对现实社会全面深刻认识[13]。
本研究通过探索运用循证方法学，为当前医患关系这个庞大的跨学科主体提供系统化分析模板与证据，包括 3 大层面、下辖 4 个级别、近 100 个各级指标分类，为深刻认识和分析中国医患关系提供了首个结构性、全景式的循证研究框架。
3.2 通过分类分级和层级归因的循证研究，提供社会治理框架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系统化过去和现在的最佳实践知识，创造基于不断涌现的新情境的新知识来塑造未来。本研究尝试通过已发表文献的循证研究发现影响中国医患关系的诸多因素，并分类分级、按层级进行归因分析研究后，揭示出在当前改善中国医患关系的路径中，国家和社会总体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相互增权和协同发展，形成从政策定位、教育革新、法治规范的国家管理主导与执政理念、文化改良、伦理跟进的社会自主治理的建设性新格局[14]，或可成为改善中国当前医患关系困局的一剂治本良药。
3.3 跨学科研究面临的挑战呼唤更宽容的心态与更多方法学综合应用
医患关系研究是涉及多元化学科的领域，非一种单一方法和答案可以解答所有问题。需要使用多元路径和方法学来挖掘必要的信息，以期深刻全面理解现实问题，并应对不断出现的复杂挑战。在直面挑战、解决问题的探索中，不断总结、提炼，以尽可能为改善当前医患关系提供及时、有效的思路和方法。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既定学科现有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均难为复杂社会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路径。
我们需要明确以医患关系为代表的复杂社会问题，具有政策转化和行动导向的属性，需要每个相关个体和组织发挥自身作用，实现协同性和一致性才能达成治理目标的应用性领域。不同学科的“循序混合”可能是首选策略：将每一种方法尽其所能，从其他学科和方法学中学习、适应，并做好再次超越旧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打破原有学科界限的准备[15]。目前循证科学方法学在医患关系研究中的应用仅仅是一个开端。
人际关系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和反映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与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心理关系，个人或群体满足其社会需要的心理状态[1]。医患关系是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它始于患方的求医行为，在特定医疗情境下围绕治愈疾病、解除痛苦和促进健康的目的建立并延续。医患关系是医疗活动的基本纽带，是医学关系的核心，体现了医疗实践主体的医学观、价值观，反映了医疗实践活动的社会文化背景。
1 中国医患关系现状和研究必要性
医患关系是实现医学目的、性命攸关的人际关系，与患者健康福祉的实现程度高度正相关。能否以信任为基础，在医患间建立起治疗疾病、促进健康的同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疾病的疗效和转归。
近 20 年，中国医患矛盾呈现数量快速增长、规模急剧扩大、烈度不断增强、社会舆论影响大等特征，不仅危害患者安全、损耗治疗效果、危及全社会健康福祉，且成为诱发社会不满情绪的不稳定因素。2002～2009 年，全国医疗事故案件受理与结案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7% 和 9%[2]。医患冲突规模不断升级，不仅卷入了患者个人、家庭成员、家族、老乡，甚至发展到社会恶势力形成职业性“医闹”[3]。2015 年，中国医师协会综合分析其 2009 年、2011 年和 2014 年 3 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结果，发表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4]：医师对执业环境的满意率极低且差评比例居高不下；医师工作压力巨大，与医患关系相关的 2 项压力来源“医疗纠纷多”和“伤医事件频发”分别占比 71.76% 和 69.60%。当前中国医患关系的紧张冲突已由一般“社会问题”演变为严峻的“政治性问题”，关系到国家的责任承担和形象塑造，广大国民的归属感、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所有国民身心健康和社会安全感[5]。
2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6]，明确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是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履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承诺的重大举措”。“健康中国 2030”的目标迫切要求全面改善医患关系，重塑良好的医疗执业环境。而如何厘清中国医患关系的重要内容及影响因素，找准工作切入点是改善中国医患关系的首要工作之一。
2 中国医患关系的循证研究实践
2.1 科学处理海量信息，认识并分解复杂社会问题
医患关系既承载医学的职业宗旨，又投射出整个时代错综复杂的人与人、人与技术、人与市场、人与社会管理间的关系[7]。当代医患关系激发起全球范围的研究，其研究视角跨越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历史学、人类学、法学、行为科学等，促使我们借鉴循证医学“科学快速处理海量信息，生产、合成复杂问题综合干预证据”的核心思路，尝试厘清复杂问题中的重要内容。
我们以“医患关系 OR 医患矛盾 OR 医患纠纷 OR 医疗纠纷”为检索式，于 2014 年 7 月 28 日和 8 月 7 日检索 CNKI 和 WanFang Data 数据库，并于 2016 年 6 月 1 日补检，筛重后获得中文文献 90 399 篇。以“doctor patient relationship、China、physician patient relationship”为关键词，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和 10 月 29 日分别检索 Google 学术和 PubMed 数据库，筛重后获英文文献 52 篇。
对纳入文献根据研究主题、方法、领域等进行分类分级：第一层次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 3 个层面。该分类方法首先用于经济学，其后逐渐被借用、引进到经济伦理学和中国制度体系研究。本研究中我们重新定义“宏观”、“中观”和“微观”。第二层次是概括性分类 3 个层面下的主题，“宏观”和“中观”层面包括 5 个一级分类，“微观”层面包括 4 个一级分类（表 1）。在每个一级分类下再根据主题进行分类分级，最终分为 4 个级别。
表1
不同层面的不同类型研究内容[8]
通过上述主题梳理、分类分级的研究步骤，我们为解决医患关系这个复杂问题找到突破口：① 通过分析文献的时间线索发现研究趋势；② 通过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等的分类、分级对当前中国医患关系研究的关注因素、方法运用和关注领域归类；③ 通过文献筛选、证据分类为下一步将复杂社会问题转化为可供研究的具体问题提供思路并提供相应类别的证据，一定程度上避免因学科分割所形成的“瞎子摸象”式各自为阵。
2.2 剖析、归因和可视化各因素间相互作用与关系，为干预和改善医患关系提供证据
完成对主题分类分级后，我们归类了影响中国医患关系的各层次、各级别因素，发现了中国医患关系的一般性特征，进一步剖析、归因中国医患关系不同层级的重要问题，探索其相互作用和影响。
如图 1 所示：沟通和信任是医患关系的基础，但受到宏观、中观和微观因素共同影响。
图1
中国当代医患关系各因素关系图[8]
微观层面：① 医方阵营因专业划分而日益庞大，包括了医师、护师、药师、检验和医技人员及医疗机构管理者；② 患方群体包含患者、患者家属和患者单位，多环节和多级人员参与是医患沟通不畅，医患信任难以建立的重要原因之一；③ 医学的市场化、机构化，分工细致化和医学科研的发展，导致医患沟通和信任存在隔阂和障碍，如医患中间群体如药物提供者、医疗器械提供者、医疗机构的投资者、医疗费用的第三方付费机构等，每个群体对医疗科研和教育等认知层次不同，使本已困难重重的医患信任关系更加割裂。
中观层面：① 影响医方的中观因素包括：卫生服务体系的可及性、合理性；卫生行政管理措施和程序的公平性、有效性；医务人力资源的专业教育、梯队建设，医疗行业自律体系的搭建和效能等等；直接影响一线医务工作者的满意度、效能和职业操守；② 影响患方的中观因素包括：患者群体的医疗意识、权利意识、心理需求特点、对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投诉和纠纷解决渠道的便利、流畅和有效程度；③ 中观因素稍有偏差，会诱发医务人员行为不规范，患者充满怀疑、抱怨并不遵从医嘱，导致医方无法提供有效的医疗服务，患者安全无法保障，医患双方丧失信任度，医疗活动满意度下降。
宏观层面：宏观因素对中观因素具有决定性影响，包括：① 国家对卫生服务的基本定位，它直接影响医疗卫生体系设立和卫生行政管理体系，也事关患者获得医疗体系帮助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② 教育体制设计，既涉及医学教育是否能为医疗服务输送合格、足量的人力资源，又事关全社会医学科普教育和病人行为教育；③ 法律体系的构建，既应包括公民健康权保障和患者权利保护，还应包括公平、高效的医疗责任认定和医患纠纷解决机制设计。
影响医患关系的 3 个维度及其诸因素间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于中国特定时期的传统文化、伦理、政治、经济和市场共同构建的大背景下。该背景决定了同一时期患方、医方、公众及政府对待人、生命和疾病的态度；医学技术的发展、应用和被社会理解的水平；影响到国家对医疗的定位、医疗资源的配置及国家保障制度的建立；最终投射到具体临床决策，并反映到医患关系上。
综合分析这三个层面及其诸因素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①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宏观因素，它影响中观层面的基本框架，且最终转化到微观的沟通细节和信任建立；② 从包含环境因素的整体层面上看，改善医患关系必须全面重塑整个社会文化、生命伦理和管理理念。
2.3 发现现有研究的空白、缺陷或不足，推动和转化与医患关系相关的进一步研究
传统循证医学实践的第一步是将临床问题按照 PICOS 原则转化为可回答的研究问题，在此基础上开展原始研究和二次研究，为解决问题提供高质量证据[11]。医患关系研究因更多涉及伦理、社会、管理等问题，很难套用循证医学构建问题的方式转化。因此我们探索在主题分类的基础上，用定性的方式将复杂社会问题分解为具体研究问题（表 2）。
表2
针对不同类型研究构建问题的模型比较
在文献研究主题整理、分类分级、剖析归因的基础上，结合我们现有人员与专业方向分布，确定下一步深度研究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下列问题：① 中国医患关系历史沿革的比较研究；② 国外医患关系研究与中国医患关系研究的比较研究；③ 影响中国医患关系各要素法律规范的循证研究；④ 国外医患关系立法与中国相关立法的比较研究；⑤ 中国当代医改各阶段与医患关系变化的循证研究；⑥ 医疗公共场所暴力及其治理措施的循证研究；⑦ 随机对照试验（RCT）在医患关系研究中的应用效果与评价；⑧ 医患关系等定性研究的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2.4 后续尝试与挑战—定性研究的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循证医学与其他方法的重要差异之一在于采用国际公认的标准和规范，系统全面检索，找出此前所有相关研究；严格评价纳入研究质量；运用高质量证据为研究问题提供当前可得最佳证据和建议。医患关系研究需要全面衡量研究设计的严谨性和客观性、研究方法的匹配性和适用性、研究操作的可行性和质量控制，才可能生产出科学、真实、合理、有说服力的研究证据。
目前国际上推荐评价定性研究偏倚风险的工具主要有 CASP（Critical Appraisal Skills Program）、JBI（Joanna Briggs Institute）、ETQS（Evaluation Tools for Qualitative Study）等[12]。我们发现此类工具不适宜解决诸如医患关系研究这样的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故尝试建立一个具有特异性且可操作的质量评价工具。
我们设计了一个具有 4 个一级指标、9 个二级指标和若干三级指标的评价工具，遴选了国内具有较适合专业、职称、工龄、研究背景的 17 名专家采用德尔菲法预评估。第一轮调查结果发现很多实质性分歧尚无法调和，故中止了第二轮问卷调查。分歧主要体现在：① 学科分类体系尚未达成共识，研究方法分类标准、评价指标基本概念缺乏背景信息；② 跨学科研究的学科特性、方法学特征、验收指标和转化现状缺乏共识，无法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专家意见。
这提示我们：① 现有定性研究偏倚风险或质量评价工具无法针对医患关系进行特异性评价，在缺少有资历的方法学专家参与下建立专门针对医患关系研究的质量评价工具难度较大；② 循证医学在跨学科应用的道路上还需更多的方法学和实践的探索和努力。
3 医患关系循证探索的思考
3.1 通过“去碎片化”的循证研究为复杂社会问题提供结构性、全景式视角
“碎片化”是当代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表现为不同研究关注不同变量间关系，但只满足于寻找特定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不追求系统化的整合分析，无法实现对现实社会全面深刻认识[13]。
本研究通过探索运用循证方法学，为当前医患关系这个庞大的跨学科主体提供系统化分析模板与证据，包括 3 大层面、下辖 4 个级别、近 100 个各级指标分类，为深刻认识和分析中国医患关系提供了首个结构性、全景式的循证研究框架。
3.2 通过分类分级和层级归因的循证研究，提供社会治理框架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系统化过去和现在的最佳实践知识，创造基于不断涌现的新情境的新知识来塑造未来。本研究尝试通过已发表文献的循证研究发现影响中国医患关系的诸多因素，并分类分级、按层级进行归因分析研究后，揭示出在当前改善中国医患关系的路径中，国家和社会总体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相互增权和协同发展，形成从政策定位、教育革新、法治规范的国家管理主导与执政理念、文化改良、伦理跟进的社会自主治理的建设性新格局[14]，或可成为改善中国当前医患关系困局的一剂治本良药。
3.3 跨学科研究面临的挑战呼唤更宽容的心态与更多方法学综合应用
医患关系研究是涉及多元化学科的领域，非一种单一方法和答案可以解答所有问题。需要使用多元路径和方法学来挖掘必要的信息，以期深刻全面理解现实问题，并应对不断出现的复杂挑战。在直面挑战、解决问题的探索中，不断总结、提炼，以尽可能为改善当前医患关系提供及时、有效的思路和方法。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既定学科现有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均难为复杂社会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路径。
我们需要明确以医患关系为代表的复杂社会问题，具有政策转化和行动导向的属性，需要每个相关个体和组织发挥自身作用，实现协同性和一致性才能达成治理目标的应用性领域。不同学科的“循序混合”可能是首选策略：将每一种方法尽其所能，从其他学科和方法学中学习、适应，并做好再次超越旧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打破原有学科界限的准备[15]。目前循证科学方法学在医患关系研究中的应用仅仅是一个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