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张璇, 朱霞, 孙宏英, 王小丽, 王丽萍, 王婷, 黄维维, 梁宗安, 王刚, 姬郁林. 四川绵阳 199 182 人活动性结核病发病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21, 21(6): 642-647. doi: 10.7507/1672-2531.202101013 复制
肺结核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群感染或曾经感染过结核分枝杆菌[1]。2019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估算全球范围内有 1 000 万结核病新发病例，有 140 万患者因结核病死亡，2019 年我国结核病新发感染病例数居全球第3位[1]。近年来，由于现代结核病防治策略（DOTS 策略）及全球基金项目的良好实施，我国结核病水平已控制在一定水平下，但总体形势仍不容乐观。2019 年，全国结核病报告发病率 55.55/10 万，居全国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第二位；结核病死亡率 0.21/10 万，居全国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死亡率第二位[2]。
积极发现和治愈肺结核患者是控制结核病传染最有效的措施[3]。目前，我国肺结核患者的发现方式主要为因症就诊、转诊和追踪、因症推荐等被动发现方式，根据全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中无肺结核症状感染者占 43.1%，有症状的患者中从未就诊者占 53.2%[4]，这不仅大大影响了结核病患者的发现，而且该部分人作为传染源，不利于结核病的控制。因此，除实施规范化治疗外，还应积极探索适宜的、高效率的肺结核主动发现模式，主动发现社区肺结核患者，有效控制疾病传播范围，切实降低结核病发病率。四川省绵阳市作为国家重大传染病示范现场，2009 年起一直开展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传染病专项，经历 3 个“五年计划”，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积极探索有效的肺结核主动发现模式，本研究旨在采用主动发现模式筛查结核病的发病情况，并分析结核病发病的影响因素，为地区肺结核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4 月期间在“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四川省绵阳市乙肝与结核病综合防治示范区规模化现场队列研究”示范点参加结核病筛查的常住居民共 199 182 人。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来自示范区干预现场的常住居民；② 参加了“十一五”、“十二五”结核病筛查且未患结核病的人群；③ 无 X 线检查禁忌且愿意接受 X 线检查者。排除标准：① 目前诊断为活动性肺结核患者；② 孕妇；③ 有严重的神经、精神障碍，不能配合问诊查体及检查；④ 本人不愿意入组。
本研究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所有研究对象及家属对研究内容知情，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此次调查以绵阳市为总体，以区县为次级单位，以村/社区为最小抽样单位，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具体如下：① 从绵阳市 9 个区/县中随机抽取 2 个区/县，分别为涪城区和江油市；② 将涪城区和江油市的所有乡镇/街道按照经济水平划分为高、中、低 3 层，每层随机抽取 7 个乡镇/街道；③ 将所选乡镇/街道中的全部村/社区的常住人口作为调查对象。本次研究共抽取 21 个乡镇/街道，由 25 个体检点完成现场体检工作。
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对象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利用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网络，由村医/社区医生集中组织居民到乡镇卫生院进行健康体检：① 乡镇卫生院医生对≥15 岁且无 X 线检查禁忌症者进行胸部 X 线检查和症状筛查；对胸部 X 线异常和（或）有结核病症状者及时填写三联转诊单将其转至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痰涂片、痰培养，痰培养阳性菌株送绵阳市 CDC 进行菌株鉴定及药敏试验，并做好登记工作。② <15 岁且无 X 线检查禁忌症者首先进行可疑症状调查，对有肺结核可疑症状者进行 PPD 皮试，PPD 皮试强阳性者转至定点医疗机构进行胸部 X 线检查、痰涂片、痰培养，痰培养阳性菌株送绵阳市 CDC 进行菌株鉴定及药敏试验，并做好登记工作。
活动性结核病患者诊断和治疗：根据其既往史、临床症状、胸部 X 线片、PPD 皮试及痰涂片等结果，最终根据《肺结核诊断标准（WS288-2017）》经各级专家复核后确诊[5]，确诊的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按相关规定纳入当地结核病防治机构进行常规治疗和管理。
1.3 统计分析
将患者问卷、辅助检查以及结核病确诊结果上传“重大传染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四川省示范区信息平台”后建立数据库。数据清理后利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采用均数、构成比描述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描述研究对象结核病的检出率，并采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6]作为标准人口数，对结核病检出率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 χ2 趋势检验、χ2 检验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的结核病检出率之间的差异；肺结核发病相关危险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s 回归模型。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纳入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
共纳入研究对象 199 182 人，平均年龄为 53.97±16.07 岁，以 50～59 岁（22.53%）和 60～69 岁（24.15%）为主；女性（56.86%）多于男性（43.14%）；职业以农民（62.22%）为主；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占 85.66%；文化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主，占 51.63%（表 1）。
表1
纳入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及结核病检出情况
2.2 活动性肺结核检出情况
在 199 182 名受检人群中，根据其既往史、临床症状、胸部 X 线片、PPD 皮试及痰涂片等结果，按照《肺结核诊断标准（WS288-2017）》[5]，经各级复核后确诊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103 例。通过主动筛查方式活动性肺结核检出率为 51.71/10 万，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6]进行标化后，标化检出率为 52.82/10 万。其中，涪城区共发现活动性肺结核 51 人，检出率为 51.58/10 万；江油市活动性肺结核 52 人，检出率为 51.84/10 万。男性活动性肺结核检出率（90.78/10 万）远高于女性（22.07/10 万）（χ2=44.620，P<0.01）。70～79 岁年龄组检出率最高，为 109.52/10 万，30～79 岁检出率有随年龄增加而逐渐增加的趋势（χ2趋势=20.937，P<0.01）。不同职业中，医务人员检出率最高，为 165.47/10 万，不同职业间结核病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139，P<0.05）。活动性肺结核检出率有随文化程度增高而降低的趋势（χ2趋势=11.702，P<0.05）。新发现的 103 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中 98（95.15%）例患者自述未出现任何结核病相关症状（表 1）。
2.3 肺结核发病的影响因素分析
2.3.1 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将年龄、性别、职业、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结核病史、结核病家族史、糖尿病史、慢阻肺病史、吸烟史等 10 个可能与结核病发病相关的因素纳入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 岁（OR=2.58，P<0.001）、男性（OR=4.16，P<0.001）、医务人员（OR=4.35，P<0.05）、文化程度高低（初中：OR=0.50，P<0.05；高中/技校/中专：OR=0.42，P<0.05）、结核病史（OR=20.45，P<0.001）、慢阻肺病史（OR=5.24，P<0.05）等因素均与结核病发病相关（表 2）。
表2
肺结核发病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2.3.2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P<0.20 的变量以及从专业角度考虑与结核病发病密切相关的因素，包括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结核病史、结核病家族史、吸烟史、糖尿病史以及慢阻肺病史纳入多因素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 岁（OR=1.74，P<0.001）、男性（OR=4.39，P<0.001）、医务人员（OR=11.18，P<0.05），有结核病史（OR=16.43，P<0.001）的人群结核病发病风险增加。随着文化程度增高（初中：OR=0.53，P<0.05；高中/技校/中专：OR=0.36，P<0.05；大学专科及以上：OR=0.23，P<0.05），人群结核病发病风险降低（表 3）。
表3
肺结核发病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主动筛查模式筛查的活动性肺结核检出率为 51.71/10 万，远高于绵阳市 2019 年传染病专报系统的结核病报告发病率（43.12/10 万）。同时本研究发现，在新发现的 103 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中，仅 5例（4.85%）患者自述近一个月有发热、咳嗽、咳痰等结核相关症状。本研究结果与 2017 年瞿媛等[7]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在普通人群中隐藏着较多无咳嗽咳痰症状的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仅靠症状筛查不能发现此类患者。隐性感染者仍然具有传染性，其潜在的疾病传播危害将更大。目前我国肺结核发现方式仍以被动发现为主，有必要在结核病高负担地区且 DOTS 策略体系健全规范的条件下开展结核病主动筛查（问卷筛查联合 DR 检查），提高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发现率[8-11]。绵阳市在国家重大传染病专项实施过程中，成立了结核病主动发现组织网络体系，为结核病主动发现模式的实践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我们探索性建立了针对普通人群的肺结核主动发现模式，结果发现在发现策略上采用症状筛查与胸部 X 线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结核病筛查，能够提高肺结核的检出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 60 岁以下人群相比，≥60 岁人群结核病发病风险增加。70～79 岁年龄组检出率最高，为 109.52/10 万，其次为 80 岁及以上年龄组（72.36/10 万）和 60～69 岁年龄组（66.52/10 万）。同时 60 岁以上人群发生结核病的风险是 60 岁以下人群的 1.74 倍。与黄维维等[12]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大，免疫力降低，导致结核感染风险增加。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性患结核病的风险是女性的 4.39 倍。2019 年，全球范围内 56% 的结核病发病人群为男性（年龄≥15 岁）；女性占 32%，我国每年诊断的肺结核涂片阳性患者中男性比女性多 70%，性别差异可能与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有关[13,14]，一方面男性承载的社会压力和经济压力大，长时间造成心理和生理出现问题[15,16]，同时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不良生活习惯[17]，外出工作流动性大，导致感染发病机会增加[18-21]。
本研究结果显示，有结核病史患者复发结核病的风险是未患结核病人群的 16.43 倍。此结果与非洲一个病例-对照研究[22]结果一致，我国一个 Meta 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23]。Karolemeas 等[24]报道在英国，既往结核病病史者1年内结核病复发率为 23%，两年复发率达 38%。随着 DOTS 策略的广泛实施，肺结核治愈率已大幅提高，但耐多药结核菌、流动人口、艾滋病双重感染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结核病治愈后的复发仍是防治工作的难点[25]。
本研究结果显示，医务人员患结核病的风险是其他职业的 11.18 倍。与 Joshi 等[26]研究结果一致，医务人员是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与普通人相比具有更高的感染率和发病率。有文献报道，医务人员结核病发病率是普通人群的 1.5～3 倍[27,28]。因此，在结核病防控工作中应提高医务人员的主动防护意识，树立标准预防观念，并对医务人员职业防护情况进行督促和指导，确保结核感染预防控制工作到位。
本研究结果显示，活动性肺结核检出率有随文化程度增高而降低的趋势。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患结核病风险是小学及以下学历人群的 0.23 倍，高中/技校/中专是小学及以下学历人群的 0.36 倍，初中学历是小学及以下学历人群的 0.53 倍。这与邓敏等[17]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居民文化程度较低，经济收入以务农为主，受居住环境、所接受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生活习惯等影响，导致肺结核患病风险增加。
综上所述，通过主动筛查的结核病发现模式有利于结核病患者的发现与结核病疫情防控。老年人、男性、医务人员、结核病史以及文化程度与结核病发病密切相关，本研究提示通过以上特征筛选出高危人群，加强对高危人群的干预有助于进一步防控结核病。
肺结核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群感染或曾经感染过结核分枝杆菌[1]。2019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估算全球范围内有 1 000 万结核病新发病例，有 140 万患者因结核病死亡，2019 年我国结核病新发感染病例数居全球第3位[1]。近年来，由于现代结核病防治策略（DOTS 策略）及全球基金项目的良好实施，我国结核病水平已控制在一定水平下，但总体形势仍不容乐观。2019 年，全国结核病报告发病率 55.55/10 万，居全国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第二位；结核病死亡率 0.21/10 万，居全国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死亡率第二位[2]。
积极发现和治愈肺结核患者是控制结核病传染最有效的措施[3]。目前，我国肺结核患者的发现方式主要为因症就诊、转诊和追踪、因症推荐等被动发现方式，根据全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中无肺结核症状感染者占 43.1%，有症状的患者中从未就诊者占 53.2%[4]，这不仅大大影响了结核病患者的发现，而且该部分人作为传染源，不利于结核病的控制。因此，除实施规范化治疗外，还应积极探索适宜的、高效率的肺结核主动发现模式，主动发现社区肺结核患者，有效控制疾病传播范围，切实降低结核病发病率。四川省绵阳市作为国家重大传染病示范现场，2009 年起一直开展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传染病专项，经历 3 个“五年计划”，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积极探索有效的肺结核主动发现模式，本研究旨在采用主动发现模式筛查结核病的发病情况，并分析结核病发病的影响因素，为地区肺结核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4 月期间在“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四川省绵阳市乙肝与结核病综合防治示范区规模化现场队列研究”示范点参加结核病筛查的常住居民共 199 182 人。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来自示范区干预现场的常住居民；② 参加了“十一五”、“十二五”结核病筛查且未患结核病的人群；③ 无 X 线检查禁忌且愿意接受 X 线检查者。排除标准：① 目前诊断为活动性肺结核患者；② 孕妇；③ 有严重的神经、精神障碍，不能配合问诊查体及检查；④ 本人不愿意入组。
本研究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所有研究对象及家属对研究内容知情，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此次调查以绵阳市为总体，以区县为次级单位，以村/社区为最小抽样单位，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具体如下：① 从绵阳市 9 个区/县中随机抽取 2 个区/县，分别为涪城区和江油市；② 将涪城区和江油市的所有乡镇/街道按照经济水平划分为高、中、低 3 层，每层随机抽取 7 个乡镇/街道；③ 将所选乡镇/街道中的全部村/社区的常住人口作为调查对象。本次研究共抽取 21 个乡镇/街道，由 25 个体检点完成现场体检工作。
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对象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利用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网络，由村医/社区医生集中组织居民到乡镇卫生院进行健康体检：① 乡镇卫生院医生对≥15 岁且无 X 线检查禁忌症者进行胸部 X 线检查和症状筛查；对胸部 X 线异常和（或）有结核病症状者及时填写三联转诊单将其转至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痰涂片、痰培养，痰培养阳性菌株送绵阳市 CDC 进行菌株鉴定及药敏试验，并做好登记工作。② <15 岁且无 X 线检查禁忌症者首先进行可疑症状调查，对有肺结核可疑症状者进行 PPD 皮试，PPD 皮试强阳性者转至定点医疗机构进行胸部 X 线检查、痰涂片、痰培养，痰培养阳性菌株送绵阳市 CDC 进行菌株鉴定及药敏试验，并做好登记工作。
活动性结核病患者诊断和治疗：根据其既往史、临床症状、胸部 X 线片、PPD 皮试及痰涂片等结果，最终根据《肺结核诊断标准（WS288-2017）》经各级专家复核后确诊[5]，确诊的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按相关规定纳入当地结核病防治机构进行常规治疗和管理。
1.3 统计分析
将患者问卷、辅助检查以及结核病确诊结果上传“重大传染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四川省示范区信息平台”后建立数据库。数据清理后利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采用均数、构成比描述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描述研究对象结核病的检出率，并采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6]作为标准人口数，对结核病检出率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 χ2 趋势检验、χ2 检验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的结核病检出率之间的差异；肺结核发病相关危险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s 回归模型。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纳入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
共纳入研究对象 199 182 人，平均年龄为 53.97±16.07 岁，以 50～59 岁（22.53%）和 60～69 岁（24.15%）为主；女性（56.86%）多于男性（43.14%）；职业以农民（62.22%）为主；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占 85.66%；文化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主，占 51.63%（表 1）。
表1
纳入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及结核病检出情况
2.2 活动性肺结核检出情况
在 199 182 名受检人群中，根据其既往史、临床症状、胸部 X 线片、PPD 皮试及痰涂片等结果，按照《肺结核诊断标准（WS288-2017）》[5]，经各级复核后确诊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103 例。通过主动筛查方式活动性肺结核检出率为 51.71/10 万，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6]进行标化后，标化检出率为 52.82/10 万。其中，涪城区共发现活动性肺结核 51 人，检出率为 51.58/10 万；江油市活动性肺结核 52 人，检出率为 51.84/10 万。男性活动性肺结核检出率（90.78/10 万）远高于女性（22.07/10 万）（χ2=44.620，P<0.01）。70～79 岁年龄组检出率最高，为 109.52/10 万，30～79 岁检出率有随年龄增加而逐渐增加的趋势（χ2趋势=20.937，P<0.01）。不同职业中，医务人员检出率最高，为 165.47/10 万，不同职业间结核病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139，P<0.05）。活动性肺结核检出率有随文化程度增高而降低的趋势（χ2趋势=11.702，P<0.05）。新发现的 103 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中 98（95.15%）例患者自述未出现任何结核病相关症状（表 1）。
2.3 肺结核发病的影响因素分析
2.3.1 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将年龄、性别、职业、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结核病史、结核病家族史、糖尿病史、慢阻肺病史、吸烟史等 10 个可能与结核病发病相关的因素纳入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 岁（OR=2.58，P<0.001）、男性（OR=4.16，P<0.001）、医务人员（OR=4.35，P<0.05）、文化程度高低（初中：OR=0.50，P<0.05；高中/技校/中专：OR=0.42，P<0.05）、结核病史（OR=20.45，P<0.001）、慢阻肺病史（OR=5.24，P<0.05）等因素均与结核病发病相关（表 2）。
表2
肺结核发病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2.3.2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P<0.20 的变量以及从专业角度考虑与结核病发病密切相关的因素，包括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结核病史、结核病家族史、吸烟史、糖尿病史以及慢阻肺病史纳入多因素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 岁（OR=1.74，P<0.001）、男性（OR=4.39，P<0.001）、医务人员（OR=11.18，P<0.05），有结核病史（OR=16.43，P<0.001）的人群结核病发病风险增加。随着文化程度增高（初中：OR=0.53，P<0.05；高中/技校/中专：OR=0.36，P<0.05；大学专科及以上：OR=0.23，P<0.05），人群结核病发病风险降低（表 3）。
表3
肺结核发病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主动筛查模式筛查的活动性肺结核检出率为 51.71/10 万，远高于绵阳市 2019 年传染病专报系统的结核病报告发病率（43.12/10 万）。同时本研究发现，在新发现的 103 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中，仅 5例（4.85%）患者自述近一个月有发热、咳嗽、咳痰等结核相关症状。本研究结果与 2017 年瞿媛等[7]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在普通人群中隐藏着较多无咳嗽咳痰症状的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仅靠症状筛查不能发现此类患者。隐性感染者仍然具有传染性，其潜在的疾病传播危害将更大。目前我国肺结核发现方式仍以被动发现为主，有必要在结核病高负担地区且 DOTS 策略体系健全规范的条件下开展结核病主动筛查（问卷筛查联合 DR 检查），提高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发现率[8-11]。绵阳市在国家重大传染病专项实施过程中，成立了结核病主动发现组织网络体系，为结核病主动发现模式的实践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我们探索性建立了针对普通人群的肺结核主动发现模式，结果发现在发现策略上采用症状筛查与胸部 X 线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结核病筛查，能够提高肺结核的检出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 60 岁以下人群相比，≥60 岁人群结核病发病风险增加。70～79 岁年龄组检出率最高，为 109.52/10 万，其次为 80 岁及以上年龄组（72.36/10 万）和 60～69 岁年龄组（66.52/10 万）。同时 60 岁以上人群发生结核病的风险是 60 岁以下人群的 1.74 倍。与黄维维等[12]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大，免疫力降低，导致结核感染风险增加。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性患结核病的风险是女性的 4.39 倍。2019 年，全球范围内 56% 的结核病发病人群为男性（年龄≥15 岁）；女性占 32%，我国每年诊断的肺结核涂片阳性患者中男性比女性多 70%，性别差异可能与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有关[13,14]，一方面男性承载的社会压力和经济压力大，长时间造成心理和生理出现问题[15,16]，同时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不良生活习惯[17]，外出工作流动性大，导致感染发病机会增加[18-21]。
本研究结果显示，有结核病史患者复发结核病的风险是未患结核病人群的 16.43 倍。此结果与非洲一个病例-对照研究[22]结果一致，我国一个 Meta 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23]。Karolemeas 等[24]报道在英国，既往结核病病史者1年内结核病复发率为 23%，两年复发率达 38%。随着 DOTS 策略的广泛实施，肺结核治愈率已大幅提高，但耐多药结核菌、流动人口、艾滋病双重感染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结核病治愈后的复发仍是防治工作的难点[25]。
本研究结果显示，医务人员患结核病的风险是其他职业的 11.18 倍。与 Joshi 等[26]研究结果一致，医务人员是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与普通人相比具有更高的感染率和发病率。有文献报道，医务人员结核病发病率是普通人群的 1.5～3 倍[27,28]。因此，在结核病防控工作中应提高医务人员的主动防护意识，树立标准预防观念，并对医务人员职业防护情况进行督促和指导，确保结核感染预防控制工作到位。
本研究结果显示，活动性肺结核检出率有随文化程度增高而降低的趋势。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患结核病风险是小学及以下学历人群的 0.23 倍，高中/技校/中专是小学及以下学历人群的 0.36 倍，初中学历是小学及以下学历人群的 0.53 倍。这与邓敏等[17]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居民文化程度较低，经济收入以务农为主，受居住环境、所接受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生活习惯等影响，导致肺结核患病风险增加。
综上所述，通过主动筛查的结核病发现模式有利于结核病患者的发现与结核病疫情防控。老年人、男性、医务人员、结核病史以及文化程度与结核病发病密切相关，本研究提示通过以上特征筛选出高危人群，加强对高危人群的干预有助于进一步防控结核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