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孟令昊, 胥秋艳, 李科, 许文丽, 黄磊. 1990～2019 年中国女性宫颈癌疾病负担变化的分析.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21, 21(6): 648-653. doi: 10.7507/1672-2531.202101091 复制
宫颈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女性恶性肿瘤中排名第四位。全球每年宫颈癌新发病例接近 53 万例，其中有近 1/4 的病例来自于中国，每年宫颈癌的死亡人数超过 28 万[1-3]。宫颈癌的发病模式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有研究指出，约 85% 的新发宫颈癌病例出现在中低收入国家，其宫颈癌死亡人数占全球死亡总数的 90%[1]。近几十年来，高收入国家的宫颈癌发病率与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而中国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 4]。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的持续感染是宫颈癌的首要原因，90.8% 的宫颈癌患者体内可检测出高危型 HPV[5, 6]。尽管随着 HPV 疫苗的普及，宫颈癌的发病与死亡情况得到改善，但宫颈癌所致疾病负担仍然较重。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DALY）考虑了伤残和死亡所带来的健康危害，同时综合考虑了年龄权重、时间以及疾病伤残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7, 8]，能够较全面地描述疾病负担。本研究利用 1990～2019 年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与《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03～2012 年该年鉴名称为“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3～2017 年为“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8～2019 年为“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本文统一使用最新名称）数据，分析中国女性宫颈癌相关疾病负担指标，以期为宫颈癌的防治与临床决策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GBD 全球健康数据交换数据库（http://ghdx.healthdata.org/gbd-results-tool）[9]与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https://data.cnki.net/area/Yearbook/Single/N2005030057?z=D09）。GBD 数据库的数据筛选策略：选择地区为“China”、疾病原因为“B.1.15 Cervical cancer”、测量指标为“Deaths”、“Incidence”、“DAYL”、“YLD”、“YLL”；在《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选择“居民病伤死亡原因”数据进行汇总分析。本研究全面地分析了 1990～2019 年中国女性宫颈癌的疾病负担，数据计算过程及分析方法等信息参见参考文献[10-12]。
1.2 疾病分类与指标解释
本研究中宫颈癌定义采用《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简称 ICD）的第 9 版（ICD-9）与第 10 版（ICD-10）进行分类编码。宫颈癌的编码范围为：ICD-9（622.8，622.9），ICD-10（C53～C53.9）。中国女性宫颈癌发病率、死亡率来源于 GBD 数据库；中国城市与农村宫颈癌死亡率数据来源于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宫颈癌所致疾病负担指标采用 DALY、过早死亡损失寿命年（years of life lost，YLL）、伤残损失寿命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YLD）进行描述。相关指标计算公式为：DALY=YLL+YLD，YLL 的估算方法为各年龄组、性别的死亡人数乘以各年龄组的寿命损失值，YLD 估算方法为各年龄组发病人数乘以伤残权重，具体计算方法见参考文献[11, 13]。DALY 率、YLL 率、YLD 率分别为总损失寿命年除以人口总数得出。
1.3 统计分析
采用宫颈癌发病率、年龄标化发病率、死亡率、年龄标化死亡率等指标分析 1990～2019 年中国女性宫颈癌发病与死亡情况，采用城市与农村宫颈癌死亡率、年龄标化死亡率等分析 2002～2018 年中国城市与农村女性宫颈癌所致死亡情况。为消除年龄、性别等因素构成不同对发病率、死亡率等的影响，使不同地区和年代的宫颈癌发病和死亡情况更具有可比性，采用 GBD 2019 世界标准人口对发病率、死亡率进行标化[14-16]。利用 DALY、YLL、YLD 等指标分析疾病所致过早死亡与伤残导致的疾病负担。利用年度变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 of change，APC）描述宫颈癌疾病负担各指标的变化趋势，并采用 t 检验进行趋势检验，检验水准为 α=0.05。由于 40 岁以下女性宫颈癌发病率与死亡率相对较低，故将年龄划分为 40 岁以下和 40 岁以上每 10 年一个组别，共 11 组（0～、40～、45～、50～、55～、60～、65～、70～、75～、80～、≥85 岁）。
2 结果
2.1 宫颈癌发病与死亡总体情况
1990～2019 年中国女性宫颈癌发病人数由 4.07 万人增长至 10.98 万人，增长率为 169.78%；2019 年粗发病率为 15.74/10 万，较 1990 年增长了 122.00%；年龄标化发病率由 1990 年的 9.21/10 万增加至 12.06/10 万，增加了 30.94%，宫颈癌发病人数、粗发病率与年龄标化发病率均逐年增加。与 1990 年相比，2019 年宫颈癌死亡人数为 5.34 万人，增加了 102.27%；粗死亡率也由 4.61/10 万增加至 7.66/10 万，增加 66.16%；年龄标化死亡率由 1990 年的 8.40/10 万降为 7.36/10 万，减少 12.38%。宫颈癌死亡人数占女性恶性肿瘤死亡人数比例由 1990 年的 4.68% 升至 2019 年的 5.53%，其中 1995 年至 2015 年呈逐年上升趋势，2015 年达到最高（6.09%），2015 年后略有下降。结果见表 1。
表1
1990～2019 年中国女性宫颈癌发病及死亡情况
2.2 城市与农村死亡情况
2002、2015、2018 年农村女性居民宫颈癌粗死亡率（2.52/10 万、5.38/10 万、5.98/10 万）高于城市粗死亡率（0.59/10 万、5.13/10 万、4.81/10 万），而 2005 年与 2010 年农村粗死亡率（1.62/10 万、2.45/10 万）低于城市粗死亡率（1.82/10 万、3.60/10 万）。2015 年以前，农村年龄标化死亡率低于城市年龄标化死亡率，而在 2015 年及以后农村年龄标化死亡率有所上升，高于城市年龄标化死亡率。2005～2015 年，城市与农村的粗死亡率与年龄标化死亡率均有所上升。城市与农村女性宫颈癌死亡率在 2002 年相差较大，随后有缩小的趋势（图 1）。
图1
2002～2018 年中国城市及农村女性居民宫颈癌死亡情况
2.3 年龄组发病与死亡情况
中国女性宫颈癌发病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1990 年 70～74、75～79 岁年龄组发病率最高，分别为 27.61%、27.36%，而在 80 岁以上的年龄组发病率呈下降趋势；2019 年发病率最高值出现在 50～54、55～59 年龄组，分别为 28.53%、29.83%，较 1990 年分别增加了 42.86%、23.42%。40～44 岁年龄组增幅最大，为 73.05%（图 2）。1990 年与 2019 年宫颈癌死亡率均随年龄增大而逐渐升高，其中 45～74 岁年龄段死亡率增长较快，75 岁以后死亡率增长相对缓慢。与 1990 年相比，2019 年各年龄组宫颈癌死亡率均有所下降，70～74 岁年龄组死亡率降幅最大，为 21.24%，75～79 岁年龄组死亡率降幅为 21.21%（图 3）。
图2
1990 年与 2019 年中国不同年龄组女性宫颈癌发病率变化趋势
图3
1990 年与 2019 年中国不同年龄组女性宫颈癌死亡率变化趋势
2.4 宫颈癌所致疾病负担情况
1990 年宫颈癌所致 DALY、YLL、YLD 分别为 86.49、84.01、1.52 万人年，2019 年分别增加 87.56%、87.36%、217.76%；1990～2019 年 DALY、YLL、YLD 分别由 143.34/10 万、146.49/10 万、2.65/10 万增加至 232.57/10 万、225.65/10 万、6.92/10 万，分别增长了 62.25%、54.04%、161.13%，以 YLD 的增长最为明显。宫颈癌占女性恶性肿瘤所致 DALY、YLL 比例分别由 1990 年的 4.98%、4.91% 增加至 2019 年的 6.80%、6.83%，且均在 2015 年达到最高，分别为 7.48%、7.50%。而宫颈癌占女性恶性肿瘤所致 YLD 比例上升不明显，在 2005 年达到最高（7.14%）。结果见表 2。
表2
1990～2019 年中国女性宫颈癌疾病负担情况
2.5 年龄组疾病负担指标情况
1990 年与 2019 年相比，40 岁以上年龄组的 DALY、YLL、YLD 均有所增加，50～54 岁年龄组的 DALY 增加了 18.32 万人年，增幅较大，为 167.15%；2019 年 40 岁以上年龄组 DALY 率、YLL 率相比 1990 年均有所下降，而 YLD 率则有所上升（表 3）。
表3
1990 年与 2019 年中国不同年龄组女性宫颈癌疾病负担情况
2.6 疾病负担指标的年度变化趋势
1990～2019 年中国女性宫颈癌发病率、年龄标化发病率 APC 分别为 3.24%、1.27%，其变化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死亡率 APC 为 2.04%，变化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年龄标化死亡率 APC 为−0.30%，变化趋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宫颈癌疾病负担指标 DALY、YLL、YLD 的 APC 分别为 2.39%、2.56%、4.25%，变化趋势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4。
表4
1990～2019 年中国女性宫颈癌疾病负担各指标的年度变化趋势
3 讨论
本研究利用 1990～2019 年 GBD 与《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对中国女性宫颈癌的发病率、死亡率、城市与农村死亡率及疾病负担等指标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女性宫颈癌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年龄标化发病率由 1990 年的 9.21/10 万上升至 2019 年的 12.06/10 万。这一指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与宫颈癌筛查力度的加强及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有关，也可能与早期性行为、性伴侣数量增加、长期使用口服避孕药、卫生条件差[17]及人工流产次数、吸烟及被动吸烟等因素相关[18]。
HPV 的持续感染是宫颈癌患病的主要原因。有数据表明，99.7% 的女性宫颈癌患者体内可检测到 HPV 阳性[19]。2019 年中国女性宫颈癌年龄标化死亡率较 1990 年有所下降，2018 年城市与农村宫颈癌年龄标化死亡率均较 2015 年有所下降，城市较农村降幅较大，可能与 HPV 疫苗的接种有关。中国大陆于 2016 年开始推出针对 16 型和 18 型 HPV 的二价疫苗，随后推出了针对更多 HPV 亚型的四价和九价疫苗[20]。已有较多研究表明，HPV 疫苗可以预防宫颈癌的发生，且对严重的宫颈癌病变及癌前病变均有疗效[21-27]。随着我国公民健康意识的提升与 HPV 疫苗的普及，HPV 的感染将会大幅减少，宫颈癌患病率与死亡率将得到进一步控制。
本研究对不同年龄组宫颈癌发病率与死亡率分析发现，中国女性宫颈癌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1990 年发病率最高出现在 70～74、75～79 岁年龄组，而 2019 年发病率最高值则出现在 50～54、55～59 年龄组。所有年龄组中，40～44 岁年龄组增幅最大（73.05%）。有研究指出，35 岁以下妇女宫颈癌发病率明显上升，宫颈癌已成为年轻女性最常见的癌症死亡原因之一[28]。其原因可能与性生活频率、过早性行为及性传播疾病感染增加有关[28, 29]。疫苗接种、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控制危险因素及积极改善预后等措施是预防宫颈癌年轻化的重要手段[28-30]。
中国女性宫颈癌疾病负担在近 30 年来呈现增长趋势。1990～2019 年，DALY 与 DALY 率分别增加了 87.56% 和 62.25%，宫颈癌占女性恶性肿瘤 DALY 比例也有所增加。其中，YLL 贡献了主要的宫颈癌疾病负担，表明过早死亡所造成的损失较大；而 YLD 的增长幅度则最大，由 1990 年的 1.52 万人年增长至 2019 年的 4.83 万人年，增长幅度达到 217.76%，这可能与各种治疗手段的提升导致宫颈癌的治疗率与生存率上升有关。DALY、YLL、YLD 的峰值出现在 45～55 岁年龄组，但年轻女性宫颈癌疾病负担较重，同样提示宫颈癌在中国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应以早诊早治为重点，定期开展专项筛查，提高生存质量以降低宫颈癌的疾病负担[31, 32]。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尽管 GBD 与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较为权威，但各地区统计可能仍有一定误差；② GBD 数据中没有中国城市与农村年龄别宫颈癌患者数据，限制了对农村和城市发病情况的亚组分析；③ 由于没有分省份、年龄别数据，不能更全面细致地分析宫颈癌所带来的疾病负担。
综上所述，中国是宫颈癌发病大国，中国女性宫颈癌疾病负担仍未显著改善，且发病已呈现年轻化趋势，宫颈癌的疾病防治工作任重道远。应从控制危险因素如过早性行为、吸烟等，开展专项筛查，普及 HPV 疫苗等方面降低宫颈癌的疾病负担。
宫颈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女性恶性肿瘤中排名第四位。全球每年宫颈癌新发病例接近 53 万例，其中有近 1/4 的病例来自于中国，每年宫颈癌的死亡人数超过 28 万[1-3]。宫颈癌的发病模式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有研究指出，约 85% 的新发宫颈癌病例出现在中低收入国家，其宫颈癌死亡人数占全球死亡总数的 90%[1]。近几十年来，高收入国家的宫颈癌发病率与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而中国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 4]。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的持续感染是宫颈癌的首要原因，90.8% 的宫颈癌患者体内可检测出高危型 HPV[5, 6]。尽管随着 HPV 疫苗的普及，宫颈癌的发病与死亡情况得到改善，但宫颈癌所致疾病负担仍然较重。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DALY）考虑了伤残和死亡所带来的健康危害，同时综合考虑了年龄权重、时间以及疾病伤残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7, 8]，能够较全面地描述疾病负担。本研究利用 1990～2019 年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与《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03～2012 年该年鉴名称为“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3～2017 年为“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8～2019 年为“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本文统一使用最新名称）数据，分析中国女性宫颈癌相关疾病负担指标，以期为宫颈癌的防治与临床决策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GBD 全球健康数据交换数据库（http://ghdx.healthdata.org/gbd-results-tool）[9]与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https://data.cnki.net/area/Yearbook/Single/N2005030057?z=D09）。GBD 数据库的数据筛选策略：选择地区为“China”、疾病原因为“B.1.15 Cervical cancer”、测量指标为“Deaths”、“Incidence”、“DAYL”、“YLD”、“YLL”；在《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选择“居民病伤死亡原因”数据进行汇总分析。本研究全面地分析了 1990～2019 年中国女性宫颈癌的疾病负担，数据计算过程及分析方法等信息参见参考文献[10-12]。
1.2 疾病分类与指标解释
本研究中宫颈癌定义采用《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简称 ICD）的第 9 版（ICD-9）与第 10 版（ICD-10）进行分类编码。宫颈癌的编码范围为：ICD-9（622.8，622.9），ICD-10（C53～C53.9）。中国女性宫颈癌发病率、死亡率来源于 GBD 数据库；中国城市与农村宫颈癌死亡率数据来源于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宫颈癌所致疾病负担指标采用 DALY、过早死亡损失寿命年（years of life lost，YLL）、伤残损失寿命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YLD）进行描述。相关指标计算公式为：DALY=YLL+YLD，YLL 的估算方法为各年龄组、性别的死亡人数乘以各年龄组的寿命损失值，YLD 估算方法为各年龄组发病人数乘以伤残权重，具体计算方法见参考文献[11, 13]。DALY 率、YLL 率、YLD 率分别为总损失寿命年除以人口总数得出。
1.3 统计分析
采用宫颈癌发病率、年龄标化发病率、死亡率、年龄标化死亡率等指标分析 1990～2019 年中国女性宫颈癌发病与死亡情况，采用城市与农村宫颈癌死亡率、年龄标化死亡率等分析 2002～2018 年中国城市与农村女性宫颈癌所致死亡情况。为消除年龄、性别等因素构成不同对发病率、死亡率等的影响，使不同地区和年代的宫颈癌发病和死亡情况更具有可比性，采用 GBD 2019 世界标准人口对发病率、死亡率进行标化[14-16]。利用 DALY、YLL、YLD 等指标分析疾病所致过早死亡与伤残导致的疾病负担。利用年度变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 of change，APC）描述宫颈癌疾病负担各指标的变化趋势，并采用 t 检验进行趋势检验，检验水准为 α=0.05。由于 40 岁以下女性宫颈癌发病率与死亡率相对较低，故将年龄划分为 40 岁以下和 40 岁以上每 10 年一个组别，共 11 组（0～、40～、45～、50～、55～、60～、65～、70～、75～、80～、≥85 岁）。
2 结果
2.1 宫颈癌发病与死亡总体情况
1990～2019 年中国女性宫颈癌发病人数由 4.07 万人增长至 10.98 万人，增长率为 169.78%；2019 年粗发病率为 15.74/10 万，较 1990 年增长了 122.00%；年龄标化发病率由 1990 年的 9.21/10 万增加至 12.06/10 万，增加了 30.94%，宫颈癌发病人数、粗发病率与年龄标化发病率均逐年增加。与 1990 年相比，2019 年宫颈癌死亡人数为 5.34 万人，增加了 102.27%；粗死亡率也由 4.61/10 万增加至 7.66/10 万，增加 66.16%；年龄标化死亡率由 1990 年的 8.40/10 万降为 7.36/10 万，减少 12.38%。宫颈癌死亡人数占女性恶性肿瘤死亡人数比例由 1990 年的 4.68% 升至 2019 年的 5.53%，其中 1995 年至 2015 年呈逐年上升趋势，2015 年达到最高（6.09%），2015 年后略有下降。结果见表 1。
表1
1990～2019 年中国女性宫颈癌发病及死亡情况
2.2 城市与农村死亡情况
2002、2015、2018 年农村女性居民宫颈癌粗死亡率（2.52/10 万、5.38/10 万、5.98/10 万）高于城市粗死亡率（0.59/10 万、5.13/10 万、4.81/10 万），而 2005 年与 2010 年农村粗死亡率（1.62/10 万、2.45/10 万）低于城市粗死亡率（1.82/10 万、3.60/10 万）。2015 年以前，农村年龄标化死亡率低于城市年龄标化死亡率，而在 2015 年及以后农村年龄标化死亡率有所上升，高于城市年龄标化死亡率。2005～2015 年，城市与农村的粗死亡率与年龄标化死亡率均有所上升。城市与农村女性宫颈癌死亡率在 2002 年相差较大，随后有缩小的趋势（图 1）。
图1
2002～2018 年中国城市及农村女性居民宫颈癌死亡情况
2.3 年龄组发病与死亡情况
中国女性宫颈癌发病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1990 年 70～74、75～79 岁年龄组发病率最高，分别为 27.61%、27.36%，而在 80 岁以上的年龄组发病率呈下降趋势；2019 年发病率最高值出现在 50～54、55～59 年龄组，分别为 28.53%、29.83%，较 1990 年分别增加了 42.86%、23.42%。40～44 岁年龄组增幅最大，为 73.05%（图 2）。1990 年与 2019 年宫颈癌死亡率均随年龄增大而逐渐升高，其中 45～74 岁年龄段死亡率增长较快，75 岁以后死亡率增长相对缓慢。与 1990 年相比，2019 年各年龄组宫颈癌死亡率均有所下降，70～74 岁年龄组死亡率降幅最大，为 21.24%，75～79 岁年龄组死亡率降幅为 21.21%（图 3）。
图2
1990 年与 2019 年中国不同年龄组女性宫颈癌发病率变化趋势
图3
1990 年与 2019 年中国不同年龄组女性宫颈癌死亡率变化趋势
2.4 宫颈癌所致疾病负担情况
1990 年宫颈癌所致 DALY、YLL、YLD 分别为 86.49、84.01、1.52 万人年，2019 年分别增加 87.56%、87.36%、217.76%；1990～2019 年 DALY、YLL、YLD 分别由 143.34/10 万、146.49/10 万、2.65/10 万增加至 232.57/10 万、225.65/10 万、6.92/10 万，分别增长了 62.25%、54.04%、161.13%，以 YLD 的增长最为明显。宫颈癌占女性恶性肿瘤所致 DALY、YLL 比例分别由 1990 年的 4.98%、4.91% 增加至 2019 年的 6.80%、6.83%，且均在 2015 年达到最高，分别为 7.48%、7.50%。而宫颈癌占女性恶性肿瘤所致 YLD 比例上升不明显，在 2005 年达到最高（7.14%）。结果见表 2。
表2
1990～2019 年中国女性宫颈癌疾病负担情况
2.5 年龄组疾病负担指标情况
1990 年与 2019 年相比，40 岁以上年龄组的 DALY、YLL、YLD 均有所增加，50～54 岁年龄组的 DALY 增加了 18.32 万人年，增幅较大，为 167.15%；2019 年 40 岁以上年龄组 DALY 率、YLL 率相比 1990 年均有所下降，而 YLD 率则有所上升（表 3）。
表3
1990 年与 2019 年中国不同年龄组女性宫颈癌疾病负担情况
2.6 疾病负担指标的年度变化趋势
1990～2019 年中国女性宫颈癌发病率、年龄标化发病率 APC 分别为 3.24%、1.27%，其变化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死亡率 APC 为 2.04%，变化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年龄标化死亡率 APC 为−0.30%，变化趋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宫颈癌疾病负担指标 DALY、YLL、YLD 的 APC 分别为 2.39%、2.56%、4.25%，变化趋势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4。
表4
1990～2019 年中国女性宫颈癌疾病负担各指标的年度变化趋势
3 讨论
本研究利用 1990～2019 年 GBD 与《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对中国女性宫颈癌的发病率、死亡率、城市与农村死亡率及疾病负担等指标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女性宫颈癌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年龄标化发病率由 1990 年的 9.21/10 万上升至 2019 年的 12.06/10 万。这一指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与宫颈癌筛查力度的加强及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有关，也可能与早期性行为、性伴侣数量增加、长期使用口服避孕药、卫生条件差[17]及人工流产次数、吸烟及被动吸烟等因素相关[18]。
HPV 的持续感染是宫颈癌患病的主要原因。有数据表明，99.7% 的女性宫颈癌患者体内可检测到 HPV 阳性[19]。2019 年中国女性宫颈癌年龄标化死亡率较 1990 年有所下降，2018 年城市与农村宫颈癌年龄标化死亡率均较 2015 年有所下降，城市较农村降幅较大，可能与 HPV 疫苗的接种有关。中国大陆于 2016 年开始推出针对 16 型和 18 型 HPV 的二价疫苗，随后推出了针对更多 HPV 亚型的四价和九价疫苗[20]。已有较多研究表明，HPV 疫苗可以预防宫颈癌的发生，且对严重的宫颈癌病变及癌前病变均有疗效[21-27]。随着我国公民健康意识的提升与 HPV 疫苗的普及，HPV 的感染将会大幅减少，宫颈癌患病率与死亡率将得到进一步控制。
本研究对不同年龄组宫颈癌发病率与死亡率分析发现，中国女性宫颈癌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1990 年发病率最高出现在 70～74、75～79 岁年龄组，而 2019 年发病率最高值则出现在 50～54、55～59 年龄组。所有年龄组中，40～44 岁年龄组增幅最大（73.05%）。有研究指出，35 岁以下妇女宫颈癌发病率明显上升，宫颈癌已成为年轻女性最常见的癌症死亡原因之一[28]。其原因可能与性生活频率、过早性行为及性传播疾病感染增加有关[28, 29]。疫苗接种、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控制危险因素及积极改善预后等措施是预防宫颈癌年轻化的重要手段[28-30]。
中国女性宫颈癌疾病负担在近 30 年来呈现增长趋势。1990～2019 年，DALY 与 DALY 率分别增加了 87.56% 和 62.25%，宫颈癌占女性恶性肿瘤 DALY 比例也有所增加。其中，YLL 贡献了主要的宫颈癌疾病负担，表明过早死亡所造成的损失较大；而 YLD 的增长幅度则最大，由 1990 年的 1.52 万人年增长至 2019 年的 4.83 万人年，增长幅度达到 217.76%，这可能与各种治疗手段的提升导致宫颈癌的治疗率与生存率上升有关。DALY、YLL、YLD 的峰值出现在 45～55 岁年龄组，但年轻女性宫颈癌疾病负担较重，同样提示宫颈癌在中国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应以早诊早治为重点，定期开展专项筛查，提高生存质量以降低宫颈癌的疾病负担[31, 32]。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尽管 GBD 与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较为权威，但各地区统计可能仍有一定误差；② GBD 数据中没有中国城市与农村年龄别宫颈癌患者数据，限制了对农村和城市发病情况的亚组分析；③ 由于没有分省份、年龄别数据，不能更全面细致地分析宫颈癌所带来的疾病负担。
综上所述，中国是宫颈癌发病大国，中国女性宫颈癌疾病负担仍未显著改善，且发病已呈现年轻化趋势，宫颈癌的疾病防治工作任重道远。应从控制危险因素如过早性行为、吸烟等，开展专项筛查，普及 HPV 疫苗等方面降低宫颈癌的疾病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