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杨晓雨, 陈东宇, 王红心, 樊文龙, 潘素跃, 胡敏, 黄巧, 王朴, 何玉清. 中国5种性传播感染的流行趋势.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22, 22(7): 778-784. doi: 10.7507/1672-2531.202202038 复制
性传播感染（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STIs）作为最常见的急性传染病之一，至今仍是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1]。据统计，2016年，全球常见STIs的发病人数约为5.63亿，其中性传播衣原体感染1.27亿例，生殖器疱疹1.86亿例，淋菌感染8 600万例，梅毒630万例，滴虫病1.56亿例[2-3]。我国2004—2013年的法定传染病监测数据显示，在STIs中梅毒的发病率增长最快，年增长率达16.3%，淋病发病率下降速度最快，年变化率为−8.5%[4]。不同年龄及性别人群面临的STIs疾病负担也大有不同，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16—2021年全球卫生部门性传播感染战略草案》估计，全球每年约有3.57亿例新发STIs病例发生在15～49岁年龄组，STIs患者中男、女人数基本相当，但STIs并发症在某些方面对女性影响更大[5]。STIs不仅会对两性生殖健康和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影响，还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据报道，美国2018年用于8种STIs治疗的终身医疗费用已高达159亿美元[6]。
随着疾病负担病种和防治演变，对非致命性健康损失的衡量已成为追踪疾病进展的重要手段[7]。但大多研究仍集中在对STIs的发病和患病分析[8-10]，目前国内尚缺乏对STIs疾病负担指标的整体评估，尤其是按年龄、性别分类的长期数据不足。因此，本研究使用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9，GBD 2019），从全球视角对我国1990—2019年5种STIs（性传播衣原体感染、淋菌感染、生殖器疱疹、梅毒和滴虫病）的疾病负担和流行情况进行比较和分析，以期发现我国STIs的流行病学变化趋势，对STIs的防控工作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1 材料和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GBD 2019数据库，利用GBD结果工具进行检索。该数据库对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369种疾病和伤害所致健康损失进行了评估[11]。其中，我国的数据主要来自国家人口普查、人口调查、疾病监测系统、传染病报告系统，以及各种相关疾病流行率的文献回顾[12]。GBD 2019包含5种STIs，分别是性传播衣原体感染、生殖器疱疹、淋菌感染、梅毒和滴虫病[13]，本研究主要提取了1990—2019年中国5种STIs在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发病数、患病数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DALY）及相应的年龄标准化率，并与全球、美国、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的数据作比较，以全面客观反映我国STIs疾病负担现状和变化趋势。其中DALY包括因早死所致的生命损失年（years of life lost，YLL）和因伤残所致健康生命损失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YLD）。使用社会人口学指数（socio-demographic index，SDI）作为衡量地区教育程度、人均收入和总生育率的综合指标[14]。
1.2 统计分析
GBD数据库使用贝叶斯Meta回归建模工具进行分析、建模和估算[12]，在集成和Meta回归模型中对量化的数值进行1 000次以上的估计，其中95%不确定区间（uncertainty interval，UI）使用后验分布的第25次和第975次排序的1 000个绘制值绘制[15]，使用年估计百分比变化（the estimated annual percentage change，EAPC）评估1990—2019年间全球204个国家STIs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DALY率的增长速度[11,16]。当EAPC值及可信区间下限值为正时，年龄标准化率呈上升趋势，反之则呈下降趋势。
使用Join-point 4.9.0.1，利用联结点回归模型，对不同年龄段STIs的发病率、患病率和DALY率进行分段描述，计算各指标的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AAPC）和相应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以量化其时间变化趋势，再通过蒙特卡罗排列检验确定连接点对应的P值（检验水准为α=0.05）[17-18]。AAPC>0，且其95%CI>0表示该时间段内指标呈增长趋势，AAPC<0；且其95%CI<0则呈下降趋势；当P值>0.05被认为无显著变化。应用Excel 2019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R语言4.1.0版本进行统计分析并绘图。
2 结果
2.1 我国与全球STIs的流行情况比较
在GBD 2019评估的204个国家中，2019年我国STIs患病人数最多，居全球第一，达到2.41亿人。发病数量的变化百分比居132位，与我国1990年发病人数相比增加了约30%。1990—2019年，我国STIs年龄标准化发病率的EAPC急剧下降，与全球大多数国家相比，下降幅度居第3位［EAPC=−0.42，95%UI（−0.59，−0.25）］；标化DALY率的EAPC也出现下降，排在全球第94位［EAPC=−0.79，95%UI（−1.01，−0.57）］。
2.2 我国STIs的流行现状
2019年，STIs造成我国约2.42亿人患病，1.73亿新发病例和35万人年的DALY损失，与1990年相比，患病和发病人数分别增加了59.75%和30.02%，DALY数量下降了35.19%。1990—2019年，我国STIs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患病率和DALY率平均每年变化−0.06%［95%CI（−0.18%，0.05%）］、−0.02%［95%CI（−0.16%，0.12%）］和−1.37%［95%CI（−1.72%，−1.01%）］（表1）。
表1
1990年和2019年中国性传播感染疾病（不包括艾滋病）的发病、患病及伤残调整生命年
与美国、日本、韩国及新加坡的STIs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患病率及DALY率比较显示：2019年，在所有这些国家的STIs中，滴虫病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最高；其次是性传播衣原体感染，其中我国性传播衣原体感染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较高，是其他国家的数倍，2019年高达4 097.98/10万；生殖器疱疹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在美国最高，达到14 019.73/10万，在我国为8 998.06/10万；梅毒在我国及韩国的标化伤残调整生命年率最高，分别为22.51/10万和18.61/10万，而美国、新加坡及日本的5种STIs的标化DALY率都较小（图1）。
图1
2019年中国、美国、韩国、新加坡及日本的滴虫病、性传播衣原体感染、生殖器疱疹、淋菌感染和梅毒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患病率（b）和伤残调整生命年率（c）比较
2.3 不同年龄及性别人群疾病负担分布情况
2019年，我国与全球的STIs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患病率及DALY率，在不同年龄段内的变化相似（图2）。随着年龄增加，性传播衣原体感染、生殖器疱疹和滴虫病引起的DALY率增加到一个峰值点后逐渐减少，淋菌感染的DALY率则出现断续的增长。梅毒在出生时DALY率最高，后持续下降（图2c），其发病率和患病率在10～29岁上升速率最大。性传播衣原体感染和滴虫病的发病率（图2a）及患病率（图2b）也观察到了与其DALY率类似的趋势，相比之下，生殖器疱疹的发病率从5～29岁急剧上升，30～74岁快速下降，而患病率则从5～49岁急剧上升，其后缓慢下降。无论是1990年或2019年，生殖器疱疹和滴虫病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始终女性较高，尤其是滴虫病；2019年女性淋菌感染DALY率较1990年下降较明显；而梅毒和性传播衣原体感染男性较高（图3）。
图2
2019年中国及全球性传播衣原体感染、生殖器疱疹、淋菌感染、梅毒及滴虫病在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患病率（b）和伤残调整生命年率（c）的分布
图3
1990年和2019年不同性别人群在性传播衣原体感染、生殖器疱疹、淋菌感染、梅毒及滴虫病的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生命年率比较
2.4 30年间不同年龄段STIs发病、患病和疾病负担变化情况
根据联结点回归模型，我国5种STIs不同年龄段发病率、患病率和DALY率的趋势如表2所示。在1990—2019年期间，仅有衣原体感染［AAPC=0.47%，95%CI（0.38%，0.56%）］和滴虫病［AAPC=0.72%，95%CI（0.46%，0.99%）］的发病率在15～49岁中青年组呈上升趋势，而生殖器疱疹的发病率则在50～69岁中老年组有上升趋势［AAPC=0.09%，95%CI（0.03%，0.14%）］，70岁及以上老年组的5种STIs发病率均呈显著下降趋势。除淋菌感染的患病率出现下降外，其他STIs均呈上升趋势。在15～49岁中青年组中，生殖器疱疹［AAPC=0.73%，95%CI（0.52%，0.93%）］和滴虫病［AAPC=0.52%，95%CI（0.40%，0.65%）］的DALY率呈上升趋势。
表2
中国5种性传播感染疾病在不同年龄段的发病率、患病率和伤残调整生命年率（95%CI）
2.5 我国STIs负担与SDI的关系
随着SDI的增加，我国STIs负担逐渐降低，在SDI超过0.65后，我国标化DALY率下降速度剧增。而高于SDI预期的国家如韩国，1990—2019年的STIs年龄标准化DALY率随着SDI变化反而有所上升；高SDI地区如美国、日本和新加坡则始终保持缓慢下降趋势（图4）。
图4
1990－2019年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及新加坡性传播疾病的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生命年率与社会发展指数的关系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与1990年相比，我国2019年STIs的患病和发病人数均有不同幅度增加，且患病人数位居全球第1位，发病人数也居前列。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口接近14亿，人口基数较大。1990—2019年，我国STIs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及DALY率大幅下降，疾病负担得到明显改善，这得益于全国性病病例报告系统的落实与完善和实验室检测水平与能力的提升。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由国家级、县区级监测点和监测哨点组成的性病综合监测系统[19]，为实时掌握STIs流行状况及趋势，及时调整防控策略提供了有力支持。目前，全国已有超过65%的省份建立了性病研究中心实验室[20]，为性病监测提供了技术保障。
在5种STIs流行现状比较中，多个国家的滴虫病发病率较高。考虑到是由于大多数滴虫病患者（70%～85%）没有或很少有生殖道症状[21]，患者未能及时就诊，未经治疗的滴虫病感染可能持续数月至数年[22]，导致其在性伴侣之间高度传播。与美国、日本、韩国及新加坡的STIs发病情况比较，性传播衣原体感染在我国的发病率最高，这可能与我国自2007年开始通过全国105个监测哨点报告性传播衣原体感染，从而导致报告数量激增有关[20]。此外，5种STIs中生殖器疱疹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最高，与美国和韩国相比，我国此项患病率较低；但梅毒的DALY率最高，尤其在中国和韩国。
2019年，我国5种STIs的年龄变化趋势与全球变化趋势相似，且三种指标均低于全球值，但衣原体感染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值高于全球水平，值得重视。不同年龄组STIs的负担也大不相同。据国内2008—2017年的监测数据显示，6～22岁年龄组人群性传播疾病的发病率显著增加[23]，而本研究结果指出，我国15～49岁中青年组的STIs疾病负担最重，1990—2019年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尽管年龄组的划分有区别，但是从趋势上看均包含青少年，这可能是青少年的高暴露风险和高效性传播所致[13]。
STIs的传播及流行在两性之间是不对等的。男性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高于女性，但年龄标准化DALY率低于女性，这可能与性行为方式和解剖结构的差异有关。从行为上分析，男性倾向于有更早的初次性行为和更高的伴侣更换率[24]，然而，由于解剖生理特征的不同，女性受STIs的危害更为严重，一旦感染，将面临不同程度的后遗症负担，包括盆腔炎、慢性盆腔疼痛、宫外孕、不孕症和宫颈癌等[25]。不同于其他STIs，梅毒在男性人群中有更高的DALY率，这是因为国家目前实行了针对女性及孕产妇的筛查法规，如产前检查[26]等。不仅如此，检测方法和治疗手段的进步[27-28]，同样使得2019年两性梅毒DALY率均出现大幅下降。
STIs作为危害生殖健康的重要疾病，不仅给患者造成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损伤，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应动员全社会参与健康教育，提高公众防范意识，树立健康观念，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干预措施[29]。本研究表明，15～49岁中青年组的衣原体感染和滴虫病发病率增幅最大，可对其重点进行衣原体感染和滴虫病干预。1990—2019年，生殖器疱疹发病率在70岁及以上老年组降幅最小，故可以对70岁以上老年人群重点进行生殖器疱疹的干预，以减轻其疾病负担。与其他年龄组相比，仅梅毒在<5岁幼儿组有DALY损失，到2019年仍有158 098万人年，应继续重点关注<5岁幼儿梅毒的防治，加大对孕妇梅毒血清的常规检测力度。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针对疫情防控，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交通管制、减少群体性聚集活动、实行社区（村）封闭式管理等[30]，鉴于STIs的传播途径，这些旨在减少人群相互接触以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的预防措施可能导致性行为的改变，从而减少性病传播，但也可能是导致部分STIs患者获得筛查和检测的机会减少、相关医疗机构报告的性病病例数量降低的原因[31]。有学者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艾滋病发现的多个主要途径均产生影响，包括术前检查、其他就诊者检测、性病门诊等[32-33]，这也提示在疫情防护常态化模式下，继续开展性病预防和护理活动的重要性。如何在防控传染病重大疫情的同时，安全有序地开展性病诊疗服务，也成为广大生殖保健医务工作者面临的新挑战。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目前，男同性恋人群已成为我国包括艾滋病等性传播感染在内的高危人群之一[34]，但GBD数据库中目前尚缺乏相关数据；② GBD数据库缺乏对国内各省份、地区间数据的比较，因此无法进一步进行地域性分析。
综上所述，1990—2019年我国STIs的疾病负担出现较大程度减轻。鉴于STIs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严重威胁，持续对其采取积极有效防治措施显得十分迫切且必要。尤其是针对不同年龄及性别所流行的STIs，要加强重点人群的重点监测，以有效减轻该负担，在深入分析当前性病流行特征的基础上，充分地利用循证决策，更好地控制性病流行，这对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卫生系统规划和资源分配都至关重要。
声明 所有作者均声明无利益冲突。
性传播感染（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STIs）作为最常见的急性传染病之一，至今仍是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1]。据统计，2016年，全球常见STIs的发病人数约为5.63亿，其中性传播衣原体感染1.27亿例，生殖器疱疹1.86亿例，淋菌感染8 600万例，梅毒630万例，滴虫病1.56亿例[2-3]。我国2004—2013年的法定传染病监测数据显示，在STIs中梅毒的发病率增长最快，年增长率达16.3%，淋病发病率下降速度最快，年变化率为−8.5%[4]。不同年龄及性别人群面临的STIs疾病负担也大有不同，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16—2021年全球卫生部门性传播感染战略草案》估计，全球每年约有3.57亿例新发STIs病例发生在15～49岁年龄组，STIs患者中男、女人数基本相当，但STIs并发症在某些方面对女性影响更大[5]。STIs不仅会对两性生殖健康和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影响，还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据报道，美国2018年用于8种STIs治疗的终身医疗费用已高达159亿美元[6]。
随着疾病负担病种和防治演变，对非致命性健康损失的衡量已成为追踪疾病进展的重要手段[7]。但大多研究仍集中在对STIs的发病和患病分析[8-10]，目前国内尚缺乏对STIs疾病负担指标的整体评估，尤其是按年龄、性别分类的长期数据不足。因此，本研究使用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9，GBD 2019），从全球视角对我国1990—2019年5种STIs（性传播衣原体感染、淋菌感染、生殖器疱疹、梅毒和滴虫病）的疾病负担和流行情况进行比较和分析，以期发现我国STIs的流行病学变化趋势，对STIs的防控工作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1 材料和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GBD 2019数据库，利用GBD结果工具进行检索。该数据库对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369种疾病和伤害所致健康损失进行了评估[11]。其中，我国的数据主要来自国家人口普查、人口调查、疾病监测系统、传染病报告系统，以及各种相关疾病流行率的文献回顾[12]。GBD 2019包含5种STIs，分别是性传播衣原体感染、生殖器疱疹、淋菌感染、梅毒和滴虫病[13]，本研究主要提取了1990—2019年中国5种STIs在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发病数、患病数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DALY）及相应的年龄标准化率，并与全球、美国、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的数据作比较，以全面客观反映我国STIs疾病负担现状和变化趋势。其中DALY包括因早死所致的生命损失年（years of life lost，YLL）和因伤残所致健康生命损失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YLD）。使用社会人口学指数（socio-demographic index，SDI）作为衡量地区教育程度、人均收入和总生育率的综合指标[14]。
1.2 统计分析
GBD数据库使用贝叶斯Meta回归建模工具进行分析、建模和估算[12]，在集成和Meta回归模型中对量化的数值进行1 000次以上的估计，其中95%不确定区间（uncertainty interval，UI）使用后验分布的第25次和第975次排序的1 000个绘制值绘制[15]，使用年估计百分比变化（the estimated annual percentage change，EAPC）评估1990—2019年间全球204个国家STIs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DALY率的增长速度[11,16]。当EAPC值及可信区间下限值为正时，年龄标准化率呈上升趋势，反之则呈下降趋势。
使用Join-point 4.9.0.1，利用联结点回归模型，对不同年龄段STIs的发病率、患病率和DALY率进行分段描述，计算各指标的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AAPC）和相应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以量化其时间变化趋势，再通过蒙特卡罗排列检验确定连接点对应的P值（检验水准为α=0.05）[17-18]。AAPC>0，且其95%CI>0表示该时间段内指标呈增长趋势，AAPC<0；且其95%CI<0则呈下降趋势；当P值>0.05被认为无显著变化。应用Excel 2019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R语言4.1.0版本进行统计分析并绘图。
2 结果
2.1 我国与全球STIs的流行情况比较
在GBD 2019评估的204个国家中，2019年我国STIs患病人数最多，居全球第一，达到2.41亿人。发病数量的变化百分比居132位，与我国1990年发病人数相比增加了约30%。1990—2019年，我国STIs年龄标准化发病率的EAPC急剧下降，与全球大多数国家相比，下降幅度居第3位［EAPC=−0.42，95%UI（−0.59，−0.25）］；标化DALY率的EAPC也出现下降，排在全球第94位［EAPC=−0.79，95%UI（−1.01，−0.57）］。
2.2 我国STIs的流行现状
2019年，STIs造成我国约2.42亿人患病，1.73亿新发病例和35万人年的DALY损失，与1990年相比，患病和发病人数分别增加了59.75%和30.02%，DALY数量下降了35.19%。1990—2019年，我国STIs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患病率和DALY率平均每年变化−0.06%［95%CI（−0.18%，0.05%）］、−0.02%［95%CI（−0.16%，0.12%）］和−1.37%［95%CI（−1.72%，−1.01%）］（表1）。
表1
1990年和2019年中国性传播感染疾病（不包括艾滋病）的发病、患病及伤残调整生命年
与美国、日本、韩国及新加坡的STIs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患病率及DALY率比较显示：2019年，在所有这些国家的STIs中，滴虫病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最高；其次是性传播衣原体感染，其中我国性传播衣原体感染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较高，是其他国家的数倍，2019年高达4 097.98/10万；生殖器疱疹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在美国最高，达到14 019.73/10万，在我国为8 998.06/10万；梅毒在我国及韩国的标化伤残调整生命年率最高，分别为22.51/10万和18.61/10万，而美国、新加坡及日本的5种STIs的标化DALY率都较小（图1）。
图1
2019年中国、美国、韩国、新加坡及日本的滴虫病、性传播衣原体感染、生殖器疱疹、淋菌感染和梅毒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患病率（b）和伤残调整生命年率（c）比较
2.3 不同年龄及性别人群疾病负担分布情况
2019年，我国与全球的STIs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患病率及DALY率，在不同年龄段内的变化相似（图2）。随着年龄增加，性传播衣原体感染、生殖器疱疹和滴虫病引起的DALY率增加到一个峰值点后逐渐减少，淋菌感染的DALY率则出现断续的增长。梅毒在出生时DALY率最高，后持续下降（图2c），其发病率和患病率在10～29岁上升速率最大。性传播衣原体感染和滴虫病的发病率（图2a）及患病率（图2b）也观察到了与其DALY率类似的趋势，相比之下，生殖器疱疹的发病率从5～29岁急剧上升，30～74岁快速下降，而患病率则从5～49岁急剧上升，其后缓慢下降。无论是1990年或2019年，生殖器疱疹和滴虫病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始终女性较高，尤其是滴虫病；2019年女性淋菌感染DALY率较1990年下降较明显；而梅毒和性传播衣原体感染男性较高（图3）。
图2
2019年中国及全球性传播衣原体感染、生殖器疱疹、淋菌感染、梅毒及滴虫病在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患病率（b）和伤残调整生命年率（c）的分布
图3
1990年和2019年不同性别人群在性传播衣原体感染、生殖器疱疹、淋菌感染、梅毒及滴虫病的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生命年率比较
2.4 30年间不同年龄段STIs发病、患病和疾病负担变化情况
根据联结点回归模型，我国5种STIs不同年龄段发病率、患病率和DALY率的趋势如表2所示。在1990—2019年期间，仅有衣原体感染［AAPC=0.47%，95%CI（0.38%，0.56%）］和滴虫病［AAPC=0.72%，95%CI（0.46%，0.99%）］的发病率在15～49岁中青年组呈上升趋势，而生殖器疱疹的发病率则在50～69岁中老年组有上升趋势［AAPC=0.09%，95%CI（0.03%，0.14%）］，70岁及以上老年组的5种STIs发病率均呈显著下降趋势。除淋菌感染的患病率出现下降外，其他STIs均呈上升趋势。在15～49岁中青年组中，生殖器疱疹［AAPC=0.73%，95%CI（0.52%，0.93%）］和滴虫病［AAPC=0.52%，95%CI（0.40%，0.65%）］的DALY率呈上升趋势。
表2
中国5种性传播感染疾病在不同年龄段的发病率、患病率和伤残调整生命年率（95%CI）
2.5 我国STIs负担与SDI的关系
随着SDI的增加，我国STIs负担逐渐降低，在SDI超过0.65后，我国标化DALY率下降速度剧增。而高于SDI预期的国家如韩国，1990—2019年的STIs年龄标准化DALY率随着SDI变化反而有所上升；高SDI地区如美国、日本和新加坡则始终保持缓慢下降趋势（图4）。
图4
1990－2019年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及新加坡性传播疾病的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生命年率与社会发展指数的关系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与1990年相比，我国2019年STIs的患病和发病人数均有不同幅度增加，且患病人数位居全球第1位，发病人数也居前列。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口接近14亿，人口基数较大。1990—2019年，我国STIs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及DALY率大幅下降，疾病负担得到明显改善，这得益于全国性病病例报告系统的落实与完善和实验室检测水平与能力的提升。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由国家级、县区级监测点和监测哨点组成的性病综合监测系统[19]，为实时掌握STIs流行状况及趋势，及时调整防控策略提供了有力支持。目前，全国已有超过65%的省份建立了性病研究中心实验室[20]，为性病监测提供了技术保障。
在5种STIs流行现状比较中，多个国家的滴虫病发病率较高。考虑到是由于大多数滴虫病患者（70%～85%）没有或很少有生殖道症状[21]，患者未能及时就诊，未经治疗的滴虫病感染可能持续数月至数年[22]，导致其在性伴侣之间高度传播。与美国、日本、韩国及新加坡的STIs发病情况比较，性传播衣原体感染在我国的发病率最高，这可能与我国自2007年开始通过全国105个监测哨点报告性传播衣原体感染，从而导致报告数量激增有关[20]。此外，5种STIs中生殖器疱疹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最高，与美国和韩国相比，我国此项患病率较低；但梅毒的DALY率最高，尤其在中国和韩国。
2019年，我国5种STIs的年龄变化趋势与全球变化趋势相似，且三种指标均低于全球值，但衣原体感染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值高于全球水平，值得重视。不同年龄组STIs的负担也大不相同。据国内2008—2017年的监测数据显示，6～22岁年龄组人群性传播疾病的发病率显著增加[23]，而本研究结果指出，我国15～49岁中青年组的STIs疾病负担最重，1990—2019年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尽管年龄组的划分有区别，但是从趋势上看均包含青少年，这可能是青少年的高暴露风险和高效性传播所致[13]。
STIs的传播及流行在两性之间是不对等的。男性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高于女性，但年龄标准化DALY率低于女性，这可能与性行为方式和解剖结构的差异有关。从行为上分析，男性倾向于有更早的初次性行为和更高的伴侣更换率[24]，然而，由于解剖生理特征的不同，女性受STIs的危害更为严重，一旦感染，将面临不同程度的后遗症负担，包括盆腔炎、慢性盆腔疼痛、宫外孕、不孕症和宫颈癌等[25]。不同于其他STIs，梅毒在男性人群中有更高的DALY率，这是因为国家目前实行了针对女性及孕产妇的筛查法规，如产前检查[26]等。不仅如此，检测方法和治疗手段的进步[27-28]，同样使得2019年两性梅毒DALY率均出现大幅下降。
STIs作为危害生殖健康的重要疾病，不仅给患者造成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损伤，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应动员全社会参与健康教育，提高公众防范意识，树立健康观念，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干预措施[29]。本研究表明，15～49岁中青年组的衣原体感染和滴虫病发病率增幅最大，可对其重点进行衣原体感染和滴虫病干预。1990—2019年，生殖器疱疹发病率在70岁及以上老年组降幅最小，故可以对70岁以上老年人群重点进行生殖器疱疹的干预，以减轻其疾病负担。与其他年龄组相比，仅梅毒在<5岁幼儿组有DALY损失，到2019年仍有158 098万人年，应继续重点关注<5岁幼儿梅毒的防治，加大对孕妇梅毒血清的常规检测力度。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针对疫情防控，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交通管制、减少群体性聚集活动、实行社区（村）封闭式管理等[30]，鉴于STIs的传播途径，这些旨在减少人群相互接触以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的预防措施可能导致性行为的改变，从而减少性病传播，但也可能是导致部分STIs患者获得筛查和检测的机会减少、相关医疗机构报告的性病病例数量降低的原因[31]。有学者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艾滋病发现的多个主要途径均产生影响，包括术前检查、其他就诊者检测、性病门诊等[32-33]，这也提示在疫情防护常态化模式下，继续开展性病预防和护理活动的重要性。如何在防控传染病重大疫情的同时，安全有序地开展性病诊疗服务，也成为广大生殖保健医务工作者面临的新挑战。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目前，男同性恋人群已成为我国包括艾滋病等性传播感染在内的高危人群之一[34]，但GBD数据库中目前尚缺乏相关数据；② GBD数据库缺乏对国内各省份、地区间数据的比较，因此无法进一步进行地域性分析。
综上所述，1990—2019年我国STIs的疾病负担出现较大程度减轻。鉴于STIs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严重威胁，持续对其采取积极有效防治措施显得十分迫切且必要。尤其是针对不同年龄及性别所流行的STIs，要加强重点人群的重点监测，以有效减轻该负担，在深入分析当前性病流行特征的基础上，充分地利用循证决策，更好地控制性病流行，这对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卫生系统规划和资源分配都至关重要。
声明 所有作者均声明无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