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是童年期向成人期过渡的阶段,在此阶段儿童身心发育发生剧烈变化,不可避免地出现情绪行为问题[1]。情绪行为问题是指由不明原因导致的人际关系障碍或不愉快或压抑感以及各种生理不良症状和恐惧反应,表现出不适宜的情绪和行为[2]。情绪行为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流行,严重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是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3-5]。《2021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显示,在10~19岁的儿童青少年中,有超过13%的人患有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精神疾病,其中焦虑和抑郁约占40%[6]。中国儿童青少年的情绪行为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国小于17岁的儿童青少年中约有3 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困扰[7]。中国进行的一项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6~16岁儿童青少年一种或多种心理异常的总发生率为17.5%,外化问题中多动症的发生率为6.4%,对立违抗障碍为3.6%;内化问题中焦虑的发生率为4.7%,抑郁为3.0%[5]。严重的情绪行为问题会危害儿童的身心健康,比如患有重度抑郁症的青少年自杀的可能性是正常人的30倍[8]。
心理应激状态作为儿童青少年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因素,可以根据心理应激状况采取相应的预防和干预措施,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健康。目前,有关心理应激与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关系的研究已经开展较多,大多数研究结果显示儿童早期的心理应激可能是后续情绪行为问题的危险因素。有学者对其进行了综述研究[9-11],但这些综述侧重于童年期心理应激对青春期某个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或者是童年期心理应激对成年期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且缺乏对高质量队列研究证据的系统分析。因此,目前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情绪行为问题影响的研究仍缺乏系统的总结和评价,故本研究全面检索相关研究,系统归纳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1.1.1 研究类型
队列研究。
1.1.2 研究对象
年龄小于18岁的儿童。
1.1.3 暴露因素
心理应激或应激性生活事件,且发生在情绪行为问题出现之前。
1.1.4 结局指标
10~18岁的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包括采用量表或问卷评估的情绪、行为问题或其他临床诊断的心理行为问题。
1.1.5 排除标准
① 重复发表文献;② 非中、英文文献;③ 情绪行为问题的测量在儿童心理应激测量之前。
1.2 文献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PubMed、OVID、EBSCO、Web of Science、CBM、VIP、WanFang Data和CNKI数据库,搜集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情绪行为问题影响的研究,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2024年2月29日。中文检索词包括:儿童、学生、心理应激、生活事件、负性经历、情绪、行为、内化问题、外化问题等;英文检索词包括:child、children、boy、girl、student、pupil、psychosocial stress、life events、adverse experience、emotion*、behavior*、internalizing problems、externalizing problems等。
1.3 文献筛选及数据提取
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交叉核对。如有分歧,则通过讨论或与第三方协商解决。资料提取内容包括:① 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② 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③ 心理应激及其测量工具;④ 结局指标和情绪行为测量工具。
1.4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
由2名研究者独立采用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Newcastle-Ottawa scale,NOS)[12,13]评价纳入队列研究的偏倚风险,并交叉核对结果。
1.5 数据分析
由于纳入研究测量心理应激和情绪行为问题的工具(量表)各不相同,无法进行合并,仅对纳入研究的结果进行定性分析。
2 结果
2.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初检共获得相关文献5 248篇,经逐层筛选,最终纳入41个研究[14-63]。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附件图1。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见附件表1。其中19项研究的结局指标涉及青春期情绪问题,26项研究涉及行为问题,7项研究涉及整体情绪行为问题。纳入的50篇文献中,14篇文献的研究质量较好,36篇文献的研究质量中等,其中非暴露组选择方法、研究起始前尚无要观察的结局指标和结局事件的评估是否可靠条目的得分率为16%、20%和10%。
2.3 儿童心理应激与青春期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
2.3.1 心理应激与青春期情绪问题的关系
14项研究分析了心理应激对青春期抑郁的影响。其中11项研究发现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抑郁有正向预测作用,心理应激包括应激性生活事件[27,28,40,57]、生活事件[54,56]、心理应激[60]、慢性压力[63]、童年逆境[43]、童年早期创伤[27]、生活应激[58]、童年社会心理逆境[46]和与最好朋友的不良关系、同伴伤害、父母批评[37]。另外3项研究发现不同情况下儿童心理应激与青春期抑郁有不同的关系。Nook等[42]发现瞬时水平上应激性生活事件与抑郁呈正相关,但在月水平上两者之间无显著关联。Nolen等[41]发现在童年早期消极事件对抑郁症状有正向预测作用,童年中后期两者无显著关联。Anderson等[16]发现控制父亲支持,浪漫压力与抑郁呈正相关,然而控制母亲支持两者无显著关联。
8项研究分析了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焦虑的影响。其中7项研究发现儿童心理应激(包括应激性生活事件[40,42]、负性应激性生活事件[36]、家庭负性生活事件[31]、负性生活事件[53,54]、心理应激[60]和慢性压力[63])对青春期焦虑有正向预测作用。Oldehinkel等[43]发现压力等级和事件严重指数与焦虑呈正相关,然而未发现性虐待与焦虑存在关联。
5项研究分析了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内化问题的影响。其中4项研究分别发现COVID-19大流行压力源[45]、心理应激[61]、儿童虐待[49]、同伴伤害和应激性生活事件[35]对青春期内化问题有正向预测作用,另1项研究发现儿童心理应激与青春期内化问题无显著关联[15]。分别有1项研究发现不良生活事件[23]和生活事件[55]对负面情绪问题和情绪症状有正向预测作用。详见表1。

2.3.2 心理应激与青春期行为问题的关系
8项研究分析了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吸烟[19,20]、饮酒[29,30,38,44]、物质使用[48]、大麻[44]和违法药物使用[38]等行为问题的影响。其中3项研究发现儿童消极学校生活事件[19,20]、消极家庭生活事件[19]、消极暴力生活事件[19]、消极个人生活事件[20]和心理应激[62]对吸烟有正向预测作用。3项研究未发现消极同伴生活事件[19,20]、消极健康生活事件和飓风“丽塔”客观暴露[44]与青春期吸烟之间的关系。此外,Iakunchykova等[30]研究发现女童应激性生活事件可以正向预测吸烟行为,男童则未发现两者的关系。3项研究发现儿童应激性生活事件[30,38]和飓风“丽塔”客观暴露[44]与青春期饮酒无显著关联,而Geels等[29]发现父母离婚、不良家庭功能与饮酒风险的增加有关。分别有一项研究发现儿童家庭生活事件[48]、飓风“丽塔”客观暴露[44]、应激性生活事件[28]对青春期物质使用[48]、大麻[44]和违法药物使用[38]有正向预测作用。
7项研究探讨了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自伤和自杀的影响。4项研究发现负性应激性生活事件[36]、儿童饥饿[39]、生活事件[52]和心理应激[62]对自杀[36]和自杀意念[39,52,62]有正向预测作用;1项研究发现儿童虐待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存在正相关[50],2项研究发现则发现应激性生活事件[28]和受欺凌、严重负性生活事件[51]对非自杀性自伤没有显著的影响。
5项研究分析了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外化问题的影响。其中4项研究分别发现COVID-19大流行压力源[45]、心理应激[61]、儿童虐待[49]和同伴伤害、应激性生活事件[35]对外化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Agnafors等[15]则发现累积的生活逆境与外化问题的关联不显著。
2项研究分析了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犯罪行为的影响。Corlis等[26]发现负性生活事件越多违法犯罪水平越高,但虐待与犯罪和暴力行为无显著关联。Cho等[23]发现朋友质量不佳与犯罪行为呈正相关,但受霸凌、受虐待与犯罪行为无显著关联。
分别有1项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霸凌行为[25]、强迫症[33]、破坏性行为障碍[43]、品行问题[55]、多动注意障碍[55]、性行为[22]、青春期适应问题[32]、手机依赖[59]和打架、情绪不良、离家出走意念、不合理运动、网络成瘾、偏食、赌博行为[62]有正向预测作用,同时Connell等[25]也发现在同龄人中不受欢迎与霸凌行为呈负相关,Oldehinkel等[44]未发现性虐待与破坏性行为障碍的关系。Aebi等[14]则发现生活事件是男童中度调节障碍的危险因素,但女童生活事件与调节障碍无显著关联。详见表2。

2.3.3 心理应激与青春期整体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
3项研究[18,47,61]分析了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整体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结果表明心理应激对整体情绪行为问题有正向预测作用。2项研究探讨了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结果表明童年逆境[24]、父母成瘾、父母心理疾病、父母矛盾与暴力受害者等消极生活事件[17]与心理健康问题存在显著正相关,而兄弟姐妹或父母患有严重或慢性疾病、兄弟姐妹心理疾病、兄弟姐妹成瘾、父母离婚、意外怀孕、性虐待等消极生活事件[17]与心理健康问题的关联不显著。分别有1项研究发现儿童负性生活经历[21]和应激性生活事件[34]对青春期心理痛苦[21]和心理困难[34]有正向预测作用。详见表3。

3 讨论
本系统评价对儿童心理应激与青春期情绪行为问题关系的研究进行了全面检索,共纳入38项队列研究,研究样本量普遍较大,研究质量中等至较好,但质量评价结果显示非暴露组选择、研究起始前尚无要观察的结局指标和结局事件的评估可靠性3个方面得分都较低。国外的研究样本来自学校、社区和医院,国内研究样本均来自学校。本研究中儿童心理应激主要涉及① 家庭、学校、同伴、消极和应激性生活事件等;② 童年经历的创伤、逆境、虐待和饥饿等;③ 浪漫压力、慢性压力、自然灾害和COVID-19流行相关压力源等方面,测量时间大多在青春期,也包含儿童期、婴幼儿期和学龄期,测量次数1至多次不等。
目前,关于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情绪影响的研究开展较多,特别是对抑郁和焦虑的研究。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焦虑和抑郁有正向预测作用,而部分研究发现不同情况下两者关系不同,例如儿童不同时期的心理应激对青春期焦虑抑郁的影响可能不同。另外,青春期的焦虑抑郁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开展研究时应控制多种混杂因素的影响。目前已有研究[64-67]从分子、细胞和神经机制方面探讨了心理应激对焦虑抑郁影响机制,包括神经振荡机制、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失调、甲基化、慢性社交挫败应激模型和其他分子、细胞和环路机制等。减少儿童的心理应激状况可以缓解青春期抑郁和焦虑的情况。为了减轻儿童的学习压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双减”政策,该政策从作业布置和校外培训两个方面,减轻学生的压力[68]。有研究显示,学生的心理应激主要来源于家庭生活、同伴关系、学校生活、师生关系和生活适应等方面[69,70]。为了减少儿童抑郁和焦虑等情绪问题,提高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应从儿童自身方面、教师方面、家庭方面、学校方面着手,全社会共同努力,减轻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压力,引导其积极健康成长。
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负面情绪问题、情绪症状、物质使用、自杀行为、性行为、手机依赖、强迫症、品行问题、多动注意障碍、青春期适应问题、打架、情绪不良、离家出走意念、不合理运动、网络成瘾、偏食、赌博等情绪行为问题有正向预测作用。但以上结果均来自1~2项研究,使得结论推广受限,尚不能确定儿童心理应激与这些青春期情绪行为问题的确切关系。
另外,现有研究表明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内化问题、外化问题、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吸烟、饮酒、暴力犯罪行为和心理健康等问题的影响结论不一致,且儿童心理应激对某些青春期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可能存在性别差异,不同的心理应激对青春期行为问题的影响可能也会不同。因此,以上方向仍需要开展更多高质量的队列研究来进一步证实。
目前关于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情绪行为问题影响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局限:① 心理应激测量时间大多数在青春期,对儿童早期的心理应激暴露关注不足;② 大多数研究仅测量了一次心理应激水平,或者在评估应激因素时仅对儿童近半年的生活事件进行调查,然而心理应激存在波动,一次心理应激测量的结果不能准确反映儿童真实的心理应激水平;③ 心理应激和情绪行为的测量大多使用自评量表,可能存在被试者的反应偏差,今后的研究可考虑使用心理应激访谈和情绪行为问题访谈手册、医生评估或者其他更加客观的指标;④ 在结局指标方面,情绪问题关注较多的是抑郁和焦虑问题,行为问题的研究较为分散,但针对相同行为问题的研究却很少,因此,儿童心理应激与具体行为问题的关系尚未得出确切结论;⑤ 未来的研究应合理选择非暴露组人群,考虑研究开始时已有的情绪行为问题对研究结局的影响。此外,由于心理应激和情绪行为问题的评价工具、调查时间、结局指标等之间的差异,本研究无法对纳入研究数据进行定量合并。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心理应激可能对青春期抑郁和焦虑有正向预测作用;虽然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行为问题的研究涉及问题较多,但针对相同行为的研究较少,研究内容分散,两者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确定。
青春期是童年期向成人期过渡的阶段,在此阶段儿童身心发育发生剧烈变化,不可避免地出现情绪行为问题[1]。情绪行为问题是指由不明原因导致的人际关系障碍或不愉快或压抑感以及各种生理不良症状和恐惧反应,表现出不适宜的情绪和行为[2]。情绪行为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流行,严重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是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3-5]。《2021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显示,在10~19岁的儿童青少年中,有超过13%的人患有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精神疾病,其中焦虑和抑郁约占40%[6]。中国儿童青少年的情绪行为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国小于17岁的儿童青少年中约有3 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困扰[7]。中国进行的一项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6~16岁儿童青少年一种或多种心理异常的总发生率为17.5%,外化问题中多动症的发生率为6.4%,对立违抗障碍为3.6%;内化问题中焦虑的发生率为4.7%,抑郁为3.0%[5]。严重的情绪行为问题会危害儿童的身心健康,比如患有重度抑郁症的青少年自杀的可能性是正常人的30倍[8]。
心理应激状态作为儿童青少年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因素,可以根据心理应激状况采取相应的预防和干预措施,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健康。目前,有关心理应激与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关系的研究已经开展较多,大多数研究结果显示儿童早期的心理应激可能是后续情绪行为问题的危险因素。有学者对其进行了综述研究[9-11],但这些综述侧重于童年期心理应激对青春期某个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或者是童年期心理应激对成年期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且缺乏对高质量队列研究证据的系统分析。因此,目前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情绪行为问题影响的研究仍缺乏系统的总结和评价,故本研究全面检索相关研究,系统归纳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1.1.1 研究类型
队列研究。
1.1.2 研究对象
年龄小于18岁的儿童。
1.1.3 暴露因素
心理应激或应激性生活事件,且发生在情绪行为问题出现之前。
1.1.4 结局指标
10~18岁的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包括采用量表或问卷评估的情绪、行为问题或其他临床诊断的心理行为问题。
1.1.5 排除标准
① 重复发表文献;② 非中、英文文献;③ 情绪行为问题的测量在儿童心理应激测量之前。
1.2 文献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PubMed、OVID、EBSCO、Web of Science、CBM、VIP、WanFang Data和CNKI数据库,搜集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情绪行为问题影响的研究,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2024年2月29日。中文检索词包括:儿童、学生、心理应激、生活事件、负性经历、情绪、行为、内化问题、外化问题等;英文检索词包括:child、children、boy、girl、student、pupil、psychosocial stress、life events、adverse experience、emotion*、behavior*、internalizing problems、externalizing problems等。
1.3 文献筛选及数据提取
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交叉核对。如有分歧,则通过讨论或与第三方协商解决。资料提取内容包括:① 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② 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③ 心理应激及其测量工具;④ 结局指标和情绪行为测量工具。
1.4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
由2名研究者独立采用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Newcastle-Ottawa scale,NOS)[12,13]评价纳入队列研究的偏倚风险,并交叉核对结果。
1.5 数据分析
由于纳入研究测量心理应激和情绪行为问题的工具(量表)各不相同,无法进行合并,仅对纳入研究的结果进行定性分析。
2 结果
2.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初检共获得相关文献5 248篇,经逐层筛选,最终纳入41个研究[14-63]。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附件图1。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见附件表1。其中19项研究的结局指标涉及青春期情绪问题,26项研究涉及行为问题,7项研究涉及整体情绪行为问题。纳入的50篇文献中,14篇文献的研究质量较好,36篇文献的研究质量中等,其中非暴露组选择方法、研究起始前尚无要观察的结局指标和结局事件的评估是否可靠条目的得分率为16%、20%和10%。
2.3 儿童心理应激与青春期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
2.3.1 心理应激与青春期情绪问题的关系
14项研究分析了心理应激对青春期抑郁的影响。其中11项研究发现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抑郁有正向预测作用,心理应激包括应激性生活事件[27,28,40,57]、生活事件[54,56]、心理应激[60]、慢性压力[63]、童年逆境[43]、童年早期创伤[27]、生活应激[58]、童年社会心理逆境[46]和与最好朋友的不良关系、同伴伤害、父母批评[37]。另外3项研究发现不同情况下儿童心理应激与青春期抑郁有不同的关系。Nook等[42]发现瞬时水平上应激性生活事件与抑郁呈正相关,但在月水平上两者之间无显著关联。Nolen等[41]发现在童年早期消极事件对抑郁症状有正向预测作用,童年中后期两者无显著关联。Anderson等[16]发现控制父亲支持,浪漫压力与抑郁呈正相关,然而控制母亲支持两者无显著关联。
8项研究分析了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焦虑的影响。其中7项研究发现儿童心理应激(包括应激性生活事件[40,42]、负性应激性生活事件[36]、家庭负性生活事件[31]、负性生活事件[53,54]、心理应激[60]和慢性压力[63])对青春期焦虑有正向预测作用。Oldehinkel等[43]发现压力等级和事件严重指数与焦虑呈正相关,然而未发现性虐待与焦虑存在关联。
5项研究分析了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内化问题的影响。其中4项研究分别发现COVID-19大流行压力源[45]、心理应激[61]、儿童虐待[49]、同伴伤害和应激性生活事件[35]对青春期内化问题有正向预测作用,另1项研究发现儿童心理应激与青春期内化问题无显著关联[15]。分别有1项研究发现不良生活事件[23]和生活事件[55]对负面情绪问题和情绪症状有正向预测作用。详见表1。

2.3.2 心理应激与青春期行为问题的关系
8项研究分析了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吸烟[19,20]、饮酒[29,30,38,44]、物质使用[48]、大麻[44]和违法药物使用[38]等行为问题的影响。其中3项研究发现儿童消极学校生活事件[19,20]、消极家庭生活事件[19]、消极暴力生活事件[19]、消极个人生活事件[20]和心理应激[62]对吸烟有正向预测作用。3项研究未发现消极同伴生活事件[19,20]、消极健康生活事件和飓风“丽塔”客观暴露[44]与青春期吸烟之间的关系。此外,Iakunchykova等[30]研究发现女童应激性生活事件可以正向预测吸烟行为,男童则未发现两者的关系。3项研究发现儿童应激性生活事件[30,38]和飓风“丽塔”客观暴露[44]与青春期饮酒无显著关联,而Geels等[29]发现父母离婚、不良家庭功能与饮酒风险的增加有关。分别有一项研究发现儿童家庭生活事件[48]、飓风“丽塔”客观暴露[44]、应激性生活事件[28]对青春期物质使用[48]、大麻[44]和违法药物使用[38]有正向预测作用。
7项研究探讨了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自伤和自杀的影响。4项研究发现负性应激性生活事件[36]、儿童饥饿[39]、生活事件[52]和心理应激[62]对自杀[36]和自杀意念[39,52,62]有正向预测作用;1项研究发现儿童虐待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存在正相关[50],2项研究发现则发现应激性生活事件[28]和受欺凌、严重负性生活事件[51]对非自杀性自伤没有显著的影响。
5项研究分析了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外化问题的影响。其中4项研究分别发现COVID-19大流行压力源[45]、心理应激[61]、儿童虐待[49]和同伴伤害、应激性生活事件[35]对外化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Agnafors等[15]则发现累积的生活逆境与外化问题的关联不显著。
2项研究分析了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犯罪行为的影响。Corlis等[26]发现负性生活事件越多违法犯罪水平越高,但虐待与犯罪和暴力行为无显著关联。Cho等[23]发现朋友质量不佳与犯罪行为呈正相关,但受霸凌、受虐待与犯罪行为无显著关联。
分别有1项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霸凌行为[25]、强迫症[33]、破坏性行为障碍[43]、品行问题[55]、多动注意障碍[55]、性行为[22]、青春期适应问题[32]、手机依赖[59]和打架、情绪不良、离家出走意念、不合理运动、网络成瘾、偏食、赌博行为[62]有正向预测作用,同时Connell等[25]也发现在同龄人中不受欢迎与霸凌行为呈负相关,Oldehinkel等[44]未发现性虐待与破坏性行为障碍的关系。Aebi等[14]则发现生活事件是男童中度调节障碍的危险因素,但女童生活事件与调节障碍无显著关联。详见表2。

2.3.3 心理应激与青春期整体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
3项研究[18,47,61]分析了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整体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结果表明心理应激对整体情绪行为问题有正向预测作用。2项研究探讨了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结果表明童年逆境[24]、父母成瘾、父母心理疾病、父母矛盾与暴力受害者等消极生活事件[17]与心理健康问题存在显著正相关,而兄弟姐妹或父母患有严重或慢性疾病、兄弟姐妹心理疾病、兄弟姐妹成瘾、父母离婚、意外怀孕、性虐待等消极生活事件[17]与心理健康问题的关联不显著。分别有1项研究发现儿童负性生活经历[21]和应激性生活事件[34]对青春期心理痛苦[21]和心理困难[34]有正向预测作用。详见表3。

3 讨论
本系统评价对儿童心理应激与青春期情绪行为问题关系的研究进行了全面检索,共纳入38项队列研究,研究样本量普遍较大,研究质量中等至较好,但质量评价结果显示非暴露组选择、研究起始前尚无要观察的结局指标和结局事件的评估可靠性3个方面得分都较低。国外的研究样本来自学校、社区和医院,国内研究样本均来自学校。本研究中儿童心理应激主要涉及① 家庭、学校、同伴、消极和应激性生活事件等;② 童年经历的创伤、逆境、虐待和饥饿等;③ 浪漫压力、慢性压力、自然灾害和COVID-19流行相关压力源等方面,测量时间大多在青春期,也包含儿童期、婴幼儿期和学龄期,测量次数1至多次不等。
目前,关于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情绪影响的研究开展较多,特别是对抑郁和焦虑的研究。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焦虑和抑郁有正向预测作用,而部分研究发现不同情况下两者关系不同,例如儿童不同时期的心理应激对青春期焦虑抑郁的影响可能不同。另外,青春期的焦虑抑郁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开展研究时应控制多种混杂因素的影响。目前已有研究[64-67]从分子、细胞和神经机制方面探讨了心理应激对焦虑抑郁影响机制,包括神经振荡机制、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失调、甲基化、慢性社交挫败应激模型和其他分子、细胞和环路机制等。减少儿童的心理应激状况可以缓解青春期抑郁和焦虑的情况。为了减轻儿童的学习压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双减”政策,该政策从作业布置和校外培训两个方面,减轻学生的压力[68]。有研究显示,学生的心理应激主要来源于家庭生活、同伴关系、学校生活、师生关系和生活适应等方面[69,70]。为了减少儿童抑郁和焦虑等情绪问题,提高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应从儿童自身方面、教师方面、家庭方面、学校方面着手,全社会共同努力,减轻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压力,引导其积极健康成长。
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负面情绪问题、情绪症状、物质使用、自杀行为、性行为、手机依赖、强迫症、品行问题、多动注意障碍、青春期适应问题、打架、情绪不良、离家出走意念、不合理运动、网络成瘾、偏食、赌博等情绪行为问题有正向预测作用。但以上结果均来自1~2项研究,使得结论推广受限,尚不能确定儿童心理应激与这些青春期情绪行为问题的确切关系。
另外,现有研究表明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内化问题、外化问题、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吸烟、饮酒、暴力犯罪行为和心理健康等问题的影响结论不一致,且儿童心理应激对某些青春期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可能存在性别差异,不同的心理应激对青春期行为问题的影响可能也会不同。因此,以上方向仍需要开展更多高质量的队列研究来进一步证实。
目前关于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情绪行为问题影响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局限:① 心理应激测量时间大多数在青春期,对儿童早期的心理应激暴露关注不足;② 大多数研究仅测量了一次心理应激水平,或者在评估应激因素时仅对儿童近半年的生活事件进行调查,然而心理应激存在波动,一次心理应激测量的结果不能准确反映儿童真实的心理应激水平;③ 心理应激和情绪行为的测量大多使用自评量表,可能存在被试者的反应偏差,今后的研究可考虑使用心理应激访谈和情绪行为问题访谈手册、医生评估或者其他更加客观的指标;④ 在结局指标方面,情绪问题关注较多的是抑郁和焦虑问题,行为问题的研究较为分散,但针对相同行为问题的研究却很少,因此,儿童心理应激与具体行为问题的关系尚未得出确切结论;⑤ 未来的研究应合理选择非暴露组人群,考虑研究开始时已有的情绪行为问题对研究结局的影响。此外,由于心理应激和情绪行为问题的评价工具、调查时间、结局指标等之间的差异,本研究无法对纳入研究数据进行定量合并。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心理应激可能对青春期抑郁和焦虑有正向预测作用;虽然儿童心理应激对青春期行为问题的研究涉及问题较多,但针对相同行为的研究较少,研究内容分散,两者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