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討老年胃癌患者并存疾病的圍手術期處理方法。方法 回顧性分析我院于1980年3月至2008年11月期間收治的528例70歲及以上胃癌患者并存疾病圍手術期處理的臨床資料。結果 主要并存疾病為心血管疾?。?59例,49.05%）、呼吸系統(tǒng)疾?。?61例,30.49%）及糖尿病（72例,13.64%），主要給予調整血壓、血糖及改善心、肺、肝、腎功能治療。術后常見并發(fā)癥為腸梗阻（10例）、肺部感染（10例）、返流性食管炎（9例）、殘胃功能性排空障礙（7例）及吻合口漏（5例）。圍手術期死亡10例，包括心肺功能衰竭6例、急性心肌梗死2例，吻合口漏1例及腸梗阻1例。結論 老年胃癌患者多并存高血壓、支氣管炎、糖尿病等疾病。術前全面了解病情，加強對并存疾病的圍手術期處理，不僅能降低手術的風險，而且能減少并發(fā)癥的發(fā)生率和降低圍手術期死亡率。
目的 探討老年胃癌患者并存疾病的圍手術期處理方法。方法 回顧性分析我院于1980年3月至2008年11月期間收治的528例70歲及以上胃癌患者并存疾病圍手術期處理的臨床資料。結果 主要并存疾病為心血管疾?。?59例,49.05%）、呼吸系統(tǒng)疾?。?61例,30.49%）及糖尿病（72例,13.64%），主要給予調整血壓、血糖及改善心、肺、肝、腎功能治療。術后常見并發(fā)癥為腸梗阻（10例）、肺部感染（10例）、返流性食管炎（9例）、殘胃功能性排空障礙（7例）及吻合口漏（5例）。圍手術期死亡10例，包括心肺功能衰竭6例、急性心肌梗死2例，吻合口漏1例及腸梗阻1例。結論 老年胃癌患者多并存高血壓、支氣管炎、糖尿病等疾病。術前全面了解病情，加強對并存疾病的圍手術期處理，不僅能降低手術的風險，而且能減少并發(fā)癥的發(fā)生率和降低圍手術期死亡率。
目的了解重癥急性胰腺炎（SAP）并發(fā)癥與病死率的關系。方法對19年來我院肝膽外科收治的112例SAP患者進行回顧性總結分析。結果112例中，治愈92例（82.1%），死亡20例（17.9%），發(fā)生各種并發(fā)癥73例（65.2%）。手術治療73例（65.2%），治愈58例（79.5%），死亡15例（20.5%）。非手術治療39例（34.8%），治愈34例（87.2%），死亡5例（12.8%）。手術治療組和非手術治療組間治愈率和死亡率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gt;0.05）。與病死率有關的并發(fā)癥為休克、肺功能不全、胰性腦病和全身感染，其病死率分別為7.1%、6.3%、5.4%和3.6%。SAP并發(fā)癥綜合評分大于7分組和小于7分組比較，病死率差異有顯著性意義（P＜0.01）。結論SAP患者是死于其并發(fā)癥，而并發(fā)癥中休克、肺功能不全、胰性腦病和全身感染是致死的最主要原因。
目的 探討肥胖對肺切除術后并發(fā)癥發(fā)生和手術死亡率的影響?！》椒ā』仡櫺苑治?003年9月至2007年12月上海市肺科醫(yī)院3 494例肺部疾病行肺切除術患者的臨床資料，依據(jù)體重指數(shù)（body mass index，BMI）不同將3 494例患者分為兩組，非肥胖組（BMI＜28 kg/m2）：3 340例，男2 502例，女838例；年齡（61.9±10.7）歲；肥胖組（BMI≥28 kg/m2）：154例，男87例，女67例；年齡（59.7±9.6）歲。通過單因素和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肥胖（BMI≥28 kg/m2）對肺切除術后并發(fā)癥發(fā)生的影響?！〗Y果 圍術期共死亡26例，其中非肥胖組死亡23例，肥胖組死亡3例，兩組患者的病死率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0.7% （23/3 340） vs. 1.9% （3/154），P=0.118］。兩組患者任一并發(fā)癥和呼吸系統(tǒng)并發(fā)癥發(fā)生率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除呼吸系統(tǒng)外，肥胖組患者其它系統(tǒng)并發(fā)癥發(fā)生率顯著高于非肥胖組（P＜0.05），腦血管意外、心肌梗死和急性腎功能衰竭發(fā)生率高于非肥胖組（P＜0.05）。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肥胖（BMI≥28 kg/m2）不是肺切除術后并發(fā)癥發(fā)生的獨立危險因素［回歸系數(shù)為0.648、OR值為1.911，95% CI （0.711，5.138），P值為0.199］?！〗Y論 肥胖不引起肺切除術后手術死亡率和并發(fā)癥發(fā)生率的顯著增高。
目的 分析急性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患者夜間手術與白天手術的療效差異。 方法 2004年1月至2013年3月，195例急性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患者在南京醫(yī)科大學附屬南京醫(yī)院（南京市心血管病醫(yī)院）接受手術治療，從白天急診手術患者（127例）中選出與晚夜間手術患者（68例）傾向指數(shù)相同或相近的個體進行配對，共匹配58對患者，包括夜間手術組［n=58，男45例，女13例，（48.3±14.6）歲］和白天手術組［n=58，男43例，女15例，（47.7±14.6）歲］ 。比較分析兩組患者的手術時間、術后胸腔引流量、術后機械通氣時間、術后透析率、氣管切開率、住ICU時間、住院死亡率。 結果 夜間手術組患者術后氣管切開率［19.0% （11/58） vs. 6.9% （4/58），P=0.053］、住院死亡率［8.6% （5/58） vs. 6.9% （4/58），P=0.729］與白天手術組相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夜間手術組與白天手術組比較，前者手術時間延長［（485.7±93.5） min vs. （428.5±123.3） min，P=0.048］、術后胸腔引流量偏多［（979.5±235.7） ml vs. （756.6±185.9） ml，P=0.031］、機械通氣時間延長［（67.9±13.8） h vs. （55.7±11.9） h，P=0.025］、術后透析率增加 ［17.2% （10/58） vs. 5.2% （3/58），P=0.039］、住ICU時間延長［（89.4±16.2） h vs. （74.8±12.5） h，P=0.023］ 。術后隨訪107例患者，隨訪時間4～6個月。隨訪期間無死亡，13例術后透析患者中有12例已經(jīng)不需要定期行透析治療。 結論夜間急診主動脈夾層手術并不增加住院死亡率，但是增加術后一些并發(fā)癥的發(fā)生率。無論是夜間還是白天，對急性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患者都應該以更充分地準備、更飽滿地精力去積極認真對待，必要時應及時手術治療。
目的 探討急性心肌梗死（AMI）后患者近期行非體外循環(huán)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OPCAB）的臨床療效和圍術期處理方法。 方法 2006年1月至2010年3月，上海交通大學醫(yī)學院附屬仁濟醫(yī)院連續(xù)239例患者在發(fā)生AMI后14～27 （20.55±3.91） d行OPCAB （AMI組），術前磷酸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15.82±6.24） U/L，心肌肌鈣蛋白Ⅰ（cTnI，0.07±0.04） ng/ml；將同期406例無心肌梗死史的OPCAB患者作為對照（對照組）；比較、分析兩組患者的臨床資料。?結果?術后30 d AMI組死亡率為2.51% （6/239），其中死于循環(huán)衰竭4例，主動脈內球囊反搏（IABP）導致下肢缺血、壞死1例，肺部感染合并休克1例。AMI組患者術后應用多巴胺明顯多于對照組（61.51% vs.37.44%，P=0.001），術中/術后行IABP亦多于對照組，但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 （P＞0.05）。AMI組術后引流量及輸注紅細胞懸液量均多于對照組 ［（385.18±93.22） ml vs. （316.41±70.05 ）ml，P=0.022； （373.68±69.54） ml vs. （289.78±43.33） ml，P=0.005］， 但兩組二次開胸止血率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兩組術后新發(fā)心房顫動發(fā)生率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AMI組急性腎損傷發(fā)生率高于對照組（13.81% vs.8.62%，P=0.038）。AMI組術后30 d死亡率高于對照組 （2.51% vs.1.48%），但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兩組住ICU時間［（2.01±0.95） d vs. （1.78±0.98） d］和術后住院時間［（10.33±4.16） d vs. （9.89±4.52） d］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 （P＞0.05）。AMI 組隨訪211例（88.28%），隨訪時間（2.89±1.02）年；失訪28例（11.72%）。 隨訪期間死亡25例，其中心源性死亡14例；1年生存率為97.63%，5年生存率88.15%。 結論 在AMI發(fā)生2～4周、待CK-MB和cTnI水平恢復至正常范圍后，行OPCAB是相對安全的。
目的 評價歐洲心臟手術風險評估系統(tǒng)（European System for Cardiac Operative Risk Evaluation,EuroSCORE）模型預測行心臟瓣膜手術患者在院死亡率的準確性。 方法 收集1998年1月至2008年12月于第二軍醫(yī)大學長海醫(yī)院因心臟瓣膜疾病行外科治療4 155例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1 955例，女2 200例；年齡45.90±13.64歲。先按additive及 logistic uroSCORE兩種方法評分，將患者分為低風險（n=981）、中風險（n=2 492）、高風險（n=682）3個亞組，比較全組及各亞組患者的實際與預測死亡率。模型預測的校準度用HosmerLemeshow卡方檢驗，預測的鑒別度采用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下面積檢驗。 結果 4 155例患者在院死亡205例，實際在院死亡率4.93%；additive EuroSCORE預測死亡率為3.80%，而logistic EuroSCORE為3.30%；提示兩種評分方法均低估了實際在院死亡率（χ2=11.13， 44.34，Plt;0.05）。additive EuroSCORE對高風險亞組在院死亡預測校準度較高（χ2=361，P=0.31），但對低風險亞組（χ2=0.00，Plt;0.01）及中風險亞組（χ2=14.72，Plt;0.01）較低；而logistic EuroSCORE對低風險亞組（χ2=1.66，P=0.88）及高風險亞組（χ2=11.71，P=0.11）在院死亡預測準確性均較高，卻低估了中風險亞組（χ2=17.48，Plt;0.01）的實際在院死亡率。兩種評分方法對全組患者在院死亡預測的鑒別度均較差（ROC曲線下面積分別為0.676和0.677）。 結論 EuroSCORE模型對本中心心瓣膜手術患者死亡風險預測的準確性較差，不適合本中心心瓣膜手術的風險預測，在今后的臨床實踐中應慎重使用。
摘要： 目的 探討動脈轉位術(arterial switch operation，ASO)手術死亡的危險因素，以提高手術成功率，降低手術死亡率。 方法 2001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間在阜外心血管病醫(yī)院行ASO 208例，男157例，女51例；年齡6 h至17歲，中位年齡90 d；體重3~43 kg，中位體重5 kg。大動脈轉位（TGA）/室間隔缺損（VSD）127例，TGA/室間隔完整（IVS）或合并VSD直徑lt;5 mm 81例。冠狀動脈分布正常（1LCx2R）151例，單冠狀動脈畸形15例，壁內走行6例，冠狀動脈分布反位36例。收集所有患者術前、術中和術后的臨床資料，建立數(shù)據(jù)庫，行單因素和logistic多因素分析影響ASO手術死亡的危險因素。 結果 圍術期死亡24例（11.54％），死于術后感染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12例，低心排血量綜合征10例，肺動脈高壓危象1例，腦部并發(fā)癥1例。其中2001~2005年手術死亡20例（18.30%），2006~2007年手術死亡4例（4.00%），后者手術死亡率較前者明顯降低（Plt;0.05）。單因素分析結果: 死亡患者體外循環(huán)時間明顯長于生存患者（236±93 min vs. 198±50 min, P=0.002），冠狀動脈分布異常（33.3% vs. 6.5%, P=0.000）及術中發(fā)生冠狀動脈事件(33.3% vs. 2.2%,P=0.000)的比率明顯高于生存患者；logistic回歸多因素分析結果：手術年代早(OR=7.463, P=0.003)、冠狀動脈分布異常(OR=6.303, P=0.005)及術中發(fā)生冠狀動脈事件(OR=17.312, P=0.000)是ASO圍術期死亡的主要危險因子。 結論 ASO有明顯的學習曲線，手術年代早、冠狀動脈分布異常、術中對冠狀動脈處理不當是影響ASO死亡的主要危險因子。
目的 總結80例同期行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ABG)+心瓣膜置換術患者的臨床經(jīng)驗，分析手術死亡的危險因素，提高手術的成功率。 方法 1997年5月至2006年3月,共行CABG+心瓣膜置換術80例，共移植血管159支，平均每例移植血管1.99支。同期行二尖瓣置換術49例，主動脈瓣置換術18例，雙瓣膜置換術13例(置換機械瓣68例、生物瓣12例)。 結果 術后住院時間19.2±13.4d。術后早期死亡10例(12.5%，10/80)，主要死亡原因:低心排血量、急性腎功能衰竭、神經(jīng)系統(tǒng)并發(fā)癥、心室顫動、心臟驟停等。相關危險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術前有心肌梗死史、心功能差、心胸比率大、射血分數(shù)低與早期死亡有關 (P＜0.05)。術后發(fā)生并發(fā)癥包括內出血、嚴重室性心律失常、神經(jīng)系統(tǒng)并發(fā)癥、切口感染等,經(jīng)相應的治療均痊愈。隨訪58例(82.86%),隨訪時間6~60個月，心絞痛和心力衰竭癥狀、體征均明顯改善，80%的患者術后6個月恢復正常生活;遠期死亡2例(腦梗死、肺部感染)。 結論 CABG聯(lián)合心瓣膜置換術是治療冠心病合并心瓣膜病變的有效方法，術前積極改善心功能、術中加強心肌保護、縮短手術和心肌缺血時間以及完全的心肌再血管化能有效地提高手術成功率。
目的分析大動脈轉位術（arterial switch operation，ASO）治療完全性大動脈錯位（complete transposition of the great arteries，TGA）的手術結果，探討影響死亡率的危險因素。方法收集2003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間，我院對67例TGA患者施行ASO的臨床資料，包括住院病歷、超聲心動圖和手術記錄。應用x^2檢驗和logistic多變量回歸分析對患者的手術年齡、體重、診斷、冠狀動脈分型、體外循環(huán)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停循環(huán)時間、術后呼吸機輔助時間、延遲關胸等因素進行統(tǒng)計分析，分析影響死亡率的危險因素。結果施行ASO的67例TGA患者中，圍手術期死亡5例（7．5％）。單變量分析結果表明，影響ASO死亡率相關的危險因素有：年齡（P=0．004）、體重（P=0．042）、冠狀動脈分型（P=0．006）和體外循環(huán)時間（P=0．048）。伴有室間隔缺損（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VSD）的患者（TGA／VSD）術后住心臟監(jiān)護室（CICU）時間（P=0．004）和術后住院時間（P=0．007）明顯長于室間隔完整（intact ventricular septum，IVS）的患者（TGA／IVS）。logistic多變量回歸分析結果表明，患者手術時年齡（P=0．012）、冠狀動脈畸形（P=0．001）和較長的體外循環(huán)時間（P=0．002）是影響ASO死亡率的危險因素。結論對TGA患者及時施行ASO可獲得良好的臨床效果，患者手術時年齡、冠狀動脈畸形和較長的體外循環(huán)時間是影響死亡率的危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