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隨訪心房顫動患者行外科射頻消融治療術后5年的心律，分析術前左心房內徑（LAD）對射頻消融術治療心房顫動療效的確切影響?！》椒ā』仡櫺苑治?006～2009年北京安貞醫(yī)院行心臟直視手術同期行雙極射頻消融術的持續(xù)性和永久性心房顫動患者433例的臨床資料。根據術前LAD的大小將患者分為4組：A組，LAD＜ 50 mm，75例，男22例、女53例，年齡（56.50±10.05）歲；B組，LAD 50～60 mm，89例，男32例、女57例，年齡（55.63±10.28）歲；C組，LAD 60～70 mm，117例，男41例、女76例，年齡（55.13±10.96）歲；D組，LAD＞70 mm，152例，男68例、女84例，年齡（53.22±11.49）歲。收集各組術后即刻、出院時心電圖，隨訪術后第6個月、1年、2年、3年、4年和5年心電圖中心律類型，分析患者術前LAD與行射頻消融術后竇性心律轉復率的關系?！〗Y果 4組患者術后即刻（P=0.011）、出院（P=0.002）、術后6個月（P＜0.001）、1年（P＜0.001）、2年（P＜0.001）、3年（P＜0.001）、 4年（P＜0.001） 和5年（P=0.006） 竇性心律轉復率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術后6個月、1年、2年、3年、4年和5年A組患者的竇性心律轉復率分別為90.4%、89.9%、90.3%、91.3%、89.1%和90.9%，B組分別為80.2%、79.0%、78.1%、76.1%、72.5%和70.0%，C組分別為74.7%、74.0%、71.2%、72.4%、70.0%和64.7%，D組分別為61.8%、57.6%、56.8%、53.9%、50.7%和48.6%。 結論 術前LAD越大，術后竇性心律維持率越低。
玻璃體腔注射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單克隆抗體bevacizumab(商品名：Avastin)后，患眼功能改善或穩(wěn)定，療效和安全性良好。其中，視功能變化表現為視力顯著提高，對比敏感度穩(wěn)定不變或明顯改善，視網膜電圖（ERG）未出現顯著改變，多焦視網膜電圖（mfERG）反應穩(wěn)定或改善，眼電圖(EOG)和視覺誘發(fā)電位(VEP)與治療前相比無明顯改變，視野保持穩(wěn)定或輕微改善，色覺保持不變。但重復注射、bevacizumab聯(lián)合其它治療后的視功能變化以及長期療效及安全性仍需更加充分的評估依據進行大樣本長時間隨訪研究。
目的分析脈搏指示連續(xù)心排血量監(jiān)測（PICCO）應用于冠狀動脈旁路移植（CABG）術后低心排血量（LCOS）患者進行血流動力學監(jiān)測對治療的指導意義。方法回顧性分析2013年6月至2014年10月期間首都醫(y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yī)院非體外循環(huán)CABG 術后發(fā)生LCOS110例患者的臨床資料，根據術后是否應用PICCO進行血流動力學監(jiān)測將患者分為兩組：PICCO組（n=49），男29例、女20例，年齡（60.80±9.34）歲；非PICCO組（n=61），男37例、女24例，年齡（62.22±10.41）歲。比較兩組患者的治療效果。結果PICCO組與非PICCO組比較，術后應用IABP 時間短（t=2.155，P=0.039）、術后二次氣管插管率低（χ2=5.098，P=0.039）、術后機械通氣平均時間短（t=2.087，P=0.044）、術后心律失常發(fā)生率低（χ2=4.011，P=0.045）、術后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MODS）發(fā)生率低（χ2=5.075，P=0.035）、住ICU時間短（t=2.141，P=0.040）及住院時間短（t=2.061，P=0.048）；監(jiān)測期間，PICCO組與非PICCO組比較，平均心律慢、平均動脈壓高、血乳酸值低、氧合指數高、左心室射血分數高。結論在PICCO監(jiān)測下指導治療，能降低CABG術后LCOS并發(fā)癥的發(fā)生率，提高療效。
摘要： 目的 探討在深低溫停循環(huán)（DHCA）下行主動脈弓置換術后發(fā)生急性腎損傷(AKI)的危險因素。方法 回顧性分析2004年1月至2008年12月期間首都醫(y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yī)院139例行主動脈弓置換術患者的臨床資料，依術后是否發(fā)生AKI將139例患者分為兩組，腎功能正常組（n=91）：男69例，女22例；年齡41.30±13.37歲；AKI組（n=48）：男39例，女9例；年齡57.67±9.56歲。觀察兩組患者的臨床資料，包括術前左心室射血分數（LVEF）、左心室內徑、升主動脈直徑、腎功能、體外循環(huán)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停循環(huán)時間等指標的改變，采用單因素和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導致患者術后發(fā)生AKI和死亡的危險因素。 結果 139例患者中術后發(fā)生AKI 48例（34.53％），其中行連續(xù)性腎臟替代治療（CRRT）17例（12.23％），發(fā)生呼吸衰竭27例（19.42％），腦部并發(fā)癥29例（20.86％），包括暫時性腦損害26例，永久性腦損害3例。住院死亡14例（10.07％），其中死于心力衰竭4例，多器官功能衰竭9例，多發(fā)性腦梗死1例。腎功能正常組死亡3例（3.30％），AKI組死亡11例（22.92％），兩組病死率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11）。 隨訪118例，隨訪時間5~56個月，平均隨訪42個月，失訪7例。隨訪期間死亡7例，其中死于心力衰竭3例，腦卒中2例，死亡原因不明2例。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術前血肌酐gt;132.60 μmol/L（OR=1.042，P=0.021）和術后發(fā)生呼吸衰竭（OR=2.057，P=0.002）是導致主動脈弓置換術后發(fā)生AKI的獨立危險因子。 結論 主動脈弓置換術后AKI的發(fā)生率較高，是手術死亡的危險因素，應加強圍術期腎功能保護。
目的 觀察光損傷后人視網膜色素上皮（RPE）細胞血管內皮生長因子A（VEGF-A）及其受體可溶性fm樣酪氨酸激酶受體（sFlt-1）和包含激酶植入區(qū)域受體（KDR）的表達。方法 體外培養(yǎng)人RPE細胞，取第8~12代生長良好的傳代細胞用于實驗。將同代細胞隨機 分為對照組和光損傷組。以18 W冷白色熒光燈作為光源，自制光照器。采用雙層高壓消毒錫紙包裹對照組細胞，與光損傷組細胞一同置于自制光照器下，控制光照強度在（2200±300） Lux，持續(xù)光照12 h建立光損傷模型。于光損傷后0、6、12、24 h終止培養(yǎng)，采用逆轉錄聚合酶鏈反應（RT-PCR）和蛋白免疫印跡法（Western blot）檢測VEGF-A、sFlt-1及KDR 的mRNA及蛋白表達。結果 光損傷組VEGF-A mRNA及蛋白表達在光損傷后6 h時明顯增加，12 h時達到高峰，明顯高于對照組（t=2.74，2.93；P＜0.05），隨后降低。sFlt-1的mRNA及蛋白表達在光損傷后12 h達到高峰，明顯高于對照組（t=4.32，P＜0.01）；24 h時 明顯低于對照組（t=2.41，P＜0.05）。KDR的mRNA及蛋白表達在光損傷后6、12 h時較對照組無明顯變化(t=1.84，P＞0.05)，24 h時高于對照組（t=2.89，P＜0.05）。 〖HTH〗結論光損傷后6、12 h時，RPE細胞VEGF-A及sFlt-1的表達明顯增高，KDR的表達相對穩(wěn)定。光損傷后24 h時，RPE細胞VEGF-A及sFlt-1的表達降低，KDR的表達增高。
目的系統(tǒng)評價維生素D補充對2型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胰島素抵抗、胰島素β細胞功能等指標的影響。 方法計算機檢索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2015年12期）、Web of Science、ScienceDirect Online、VIP、CNKI、WanFang Data和CBM數據庫，搜集2型糖尿病患者補充維生素D相關的隨機對照試驗（RCT），檢索時限均為從建庫到2015年12月。由2位評價員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后，采用RevMan 5.3和Stata 12.0軟件進行Meta分析。 結果最終納入22個RCT，共1 756例患者（試驗組889例，對照組867例）。Meta分析結果顯示，與對照組相比，維生素D補充組HOMA-IR指標明顯改善［SMD=–0.68，95%CI（–1.23，–0.12），P=0.02］，但在FPG［MD=–3.64，95%CI（–11.41，4.13），P=0.36］、HbA1c［MD=–0.04，95%（–0.16，0.09），P=0.55］和HOMA-β［SMD=–0.17，95%CI（–1.39，1.04），P=0.78］方面，兩組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進一步的亞組分析結果顯示，維生素D補充組在中東人群、隨訪時間≤3個月的FPG水平［中東人：MD=–8.83，95%CI（–15.12，–2.54），P=0.006；隨訪≤3月：MD=–7.94，95%CI（–13.39，–2.50），P=0.004］和HOMA-IR指標［中東人：SMD=–0.94，95%CI（–1.80，–0.09），P=0.03；隨訪≤3月SMD=–1.02，95%CI（–1.95，–0.10），P=0.03］方面明顯優(yōu)于對照組。 結論當前證據顯示，2型糖尿病患者補充維生素D可改善胰島素抵抗，但對血糖控制和胰島β細胞功能的影響并不顯著。維生素D補充對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改善胰島素抵抗和胰島β細胞功能的證據尚不充分，仍需大量高質量的研究證實。
目的系統(tǒng)評價早期運動療法對腦卒中偏癱患者的康復效果。 方法計算機檢索PubMed、Web ofScience、The Cochrane Library（2014年7期）、EMbase、CNKI、VIP和WanFang Data數據庫，檢索時限均為從建庫至2014年8月1日，搜集早期運動療法治療腦卒中偏癱患者的相關隨機對照試驗（RCT）。由2位評價員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后，采用RevMan 5.2軟件進行Meta分析。 結果共納入6個RCT。Meta分析結果顯示，卒中后1個月早期運動康復組的Furl-Meyer運動評分[MD=18.02， 95% CI（6.24， 29.80），P=0.003]和BI評分[MD=32.32， 95% CI（24.28， 40.36）， P＜0.00001]明顯高于對照組，但兩組在卒中后3個月mRS評分在0～2分的患者比例、病死率和并發(fā)癥發(fā)生率方面，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 結論早期運動康復能夠改善卒中患者的運動功能，促進日常生活活動能力的恢復。受納入研究數量和質量的限制，上述結論尚需開展更多大樣本、高質量的RCT予以驗證。
隨著智能手機的出現,手機的功能日益豐富,軟件、硬件、配件功能不斷增強,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發(fā)揮的作用也愈加重要。作為一種新的醫(yī)療模式,手機醫(yī)學順應而生,在輔助醫(yī)療診斷、重大疾病檢測與篩查,以及資源有限地區(qū)實施基本醫(yī)療保障等方面具有深遠影響,因此其相關科學和技術問題日益受到國內外關注。本文綜述了智能手機在醫(yī)學診斷應用中的最新進展,以期拓展手機醫(yī)學為全民提供醫(yī)療服務的應用領域,促進我國醫(yī)療衛(wèi)生信息化事業(yè)的發(fā)展,引領我國進入一個新的醫(yī)療保健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