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討高位膽管癌姑息性引流術式的選擇對患者術后生活質量的影響。方法對我院21年中高位膽管癌患者各種姑息性引流術式的臨床資料，按引流術式的不同分為4組，膽腸RouxenY吻合內引流術組，橋式內引流術組，PTCD(或ERBD)內引流術組及開腹(或PTCD)外引流術組，比較各組的手術死亡率、術后膽管炎發(fā)生率和術后生存期。結果行姑息性引流手術193例，手術死亡率為9.3%,各組間手術死亡率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膽管炎發(fā)生率： 橋式內引流術組（10.0%）低于膽腸RouxenY吻合內引流術組（19.4%），P＜0.05； PTCD(或ERBD)內引流術組及開腹(或PTCD)外引流術組分別為37.5%及38.1%，顯著高于橋式內引流術組及膽腸RouxenY吻合內引流術組（P＜0.01）。術后生存期： 膽腸RouxenY吻合內引流術組為（9.2±1.8）個月，與PTCD(或ERBD)內引流術組的（8.8±1.9）個月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但與橋式內引流術組的（6.5±1.6）個月相比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與開腹(或PTCD)外引流術組的（4.3±2.0）個月比較差異有顯著性意義（P＜0.01）。結論膽腸RouxenY吻合內引流術術后患者生活質量較好，橋式和PTCD內引流術次之，外引流術效果較差。
目的構建含木薯linamarase (lis)基因的穩(wěn)定轉染肝癌細胞系，并對其生物學特性進行研究。方法 應用PCR法從木薯的DNA中擴增出lis基因，將其克隆至pcDNA3.1(+)質粒中，構建重組質粒pcDNA3.1/lis。 通過脂質體法將其轉染人肝癌細胞系HepG2，進行G418篩選，獲得穩(wěn)定轉染的肝癌細胞系HepG2/lis，通過免疫熒光染色、RT-PCR和Western blot法鑒定lis在細胞中的表達; 采用Lambert法對細胞內lis酶的活性進行分析; 采用MTT法觀察穩(wěn)定轉染細胞系生長曲線，流式細胞儀分析細胞周期，裸鼠成瘤實驗分析其體內成瘤特性。結果 lis基因能穩(wěn)定整合于真核細胞中，并包裝出具備β-葡萄糖苷酶活性的蛋白。lis在細胞中的穩(wěn)定表達對細胞形態(tài)、生長特性、細胞周期、體內成瘤性等生物學特征并無明顯影響。 結論成功構建含lis基因的穩(wěn)定轉染肝癌細胞系，為將lis自殺基因系統(tǒng)應用于肝癌的治療提供了實驗基礎。
目的 改進胰腸吻合縫合技術，預防胰瘺發(fā)生。方法 24例胰十二指腸手術，采用2-0或3-0嶶喬吸收縫線行套入式雙層連續(xù)縫合加捆綁胰腸吻合術。結果 吻合時間平均18 min，均未出現(xiàn)胰腸吻合口漏，無手術死亡病例。結論 雙層連續(xù)縫合加捆綁胰腸套入式吻合，操作簡便、省時、并發(fā)癥少，是胰腸吻合術的一種有效改進。
【摘要】目的探討肝癌、癌旁及正常肝組織中Fas和FasL mRNA表達水平的變化與肝癌發(fā)生、發(fā)展的關系及其意義。方法應用半定量RT-PCR的方法檢測肝癌（40例）、癌旁（40例）及正常肝（25例）組織中Fas及FasL mRNA表達的相對含量。結果正常肝組織、癌旁及肝癌組織中Fas和FasL mRNA表達的相對含量分別為0.792±0.039和0.245±0.043、0.857±0.031和0.429±0.035以及0.473±0.047和0.185±0.041。肝癌組織中Fas mRNA表達的相對含量明顯低于正常肝組織和癌旁組織（P＜0.05）； 肝癌組織中FasL mRNA表達的相對含量亦明顯低于正常肝組織（P＜0.05）和癌旁組織（P＜0.01），但癌旁組織中FasL mRNA表達的相對含量高于正常肝組織中的表達（P＜0.05）。結論肝癌組織不僅通過低表達Fas來逃避機體的免疫監(jiān)視作用，而且還通過癌旁組織FasL的高表達，使與之接觸的淋巴細胞(表達Fas)凋亡，最終使肝癌細胞逃脫機體的免疫殺傷作用，得以增殖和轉移。
目的 探討社區(qū)中不同性別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在首次發(fā)病年齡、家族史、藥物依從性等方面的差異。 方法 2014年6月－8月通過自制調查表對372例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調查分析。 結果 家族史、病前性格、受教育狀況、年齡、發(fā)作類型和病程無性別差異（P＜0.05）；男性首次發(fā)病的平均年齡為（24.92±8.22）歲，顯著早于女性[（27.02±11.28）歲]，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男性未婚者（115例，58.97%）顯著多于女性（81例，45.76%），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女性服藥完全依從者（127例，71.75%）多于男性（115例，58.97%），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結論 不同性別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存在首發(fā)年齡，婚姻狀況、服藥依從性等方面的差異，提示針對不同性別的患者應在預防、治療及康復措施上有所區(qū)別。
目的 調查災難后青少年群體的自殺相關因素，進一步探討其自殺觀念、計劃和行為的發(fā)生率及其影響因素。 方法 采用一般資料問卷和青少年健康危險行為問卷（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y，YRBS）自評量表，對 2008 年汶川地震國家劃定的九個極重災區(qū)的中小學校進行整群隨機抽樣。以班級為抽樣單位，隨機抽取 110 所中小學校的在校學生。收集中小學生的一般資料、災后相關情況及 YRBS 中自殺因子評分。根據資料的類型不同，分別采用描述性統(tǒng)計、t 檢驗、χ2 檢驗，其中對自殺觀念、自殺計劃和自殺行為分別做單因素分析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結果 共計發(fā)放自評問卷 7 833 份，收回問卷總計 7 521 份，回收率為 96.02%，其中有效問卷 6 875 份（91.41%），無效問卷 636 份。調查結果發(fā)現(xiàn)：中小學生中曾認真考慮過自殺的比例為 6.90%，有過自殺計劃比例為 4.00%，嘗試采取過自殺行為的比例為 2.70%。Logistic 回歸分析顯示：① 以是否曾認真考慮過自殺為因變量，年齡[OR=1.178，95%CI（1.098，1.178）]、災后家庭結構發(fā)生變化[OR=1.360，95%CI（1.360，1.085）]是災難后青少年群體自殺觀念的危險因素。② 以是否有過自殺的計劃為因變量，年齡[OR=1.099，95%CI（1.050，1.150）]、被掩埋[OR=2.155，95%CI（1.104，4.205）]、災后家庭結構發(fā)生變化[OR=1.495，95%CI（1.128，1.981）]是災難后青少年群體自殺計劃的危險因素。③ 以是否嘗試采取過自殺行為為因變量，男性[OR=1.513，95%CI（1.122，2.039）]、災后家庭結構發(fā)生變化[OR=1.555，95%CI（1.112，2.175）]是災難后青少年群體自殺行為的危險因素。 結論 年齡和災后家庭結構發(fā)生變化是自殺觀念的危險因素，年齡、被埋和災后家庭結構發(fā)生變化是自殺計劃的危險因素，男性和災后家庭結構發(fā)生變化是自殺行為的危險因素。災后家庭結構改變是自殺觀念、自殺計劃和自殺行為共同的危險因素，故對災后家庭結構變化的青少年應給予更多的心理評估和心理干預，以避免災難后青少年群體自殺的風險。
目的 了解汶川地震受災群眾的受災情況及心理狀況，為進一步開展心理干預提供依據。 方法 采用橫斷面調查方法，對成都市2個臨時居住點極重災區(qū)受災群眾登記人口學背景、受災情況及PTSD（Post-traumaticstress disorder）檢查量表平民版（PCL-C）評估，依據DSM-Ⅳ的診斷標準，進行急性應激障礙（ASD）臨床檢查。 結果 780名受災群眾完成登記評估。在完成登記的資料中729份有效，其中450份PCL-C有效；男女比例為1:1.31。平均年齡36.73±20.82 歲；9.5% 患有軀體疾病，9.7% 生活需人協(xié)助，70.7%被動和沒有參加社區(qū)活動，9.1%嚴重心理問題。ASD的發(fā)生率為30.9%（139/450），PCL-C ≥ 38 分有186（41.3%）例，PCL-C ≥ 45 分有100（22.2%）例，PCL-C ≥ 50 分者有83(18.4%) 例，PCL-C ≥ 45 分篩查結果與臨床診斷結果一致性檢驗較好（Kappa=0.780，P=0.033）。ASD 組和非ASD 組性別構成比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gt;0.05），ASD組與非ASD組年齡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lt;0.05）。 結論 來自地震極重災區(qū)的受災群眾較早出現(xiàn)了心理問題。在生命救助的同時，應該盡早關注他們的心理問題。